古往今来，读史使人明智，富于借鉴意义，这些都是共识。重要的是，需要寻找合适的载体和端口来延续一个城市对历史文脉的记忆。这是今人创造文化自信的应有作为。因此有必要和那些创造或改变历史的名人们默默对视和对话一番。《厦门历史名人画传》，就是传承历史文脉记忆的一种探索。
一、现状：历史文脉记忆已模糊且碎片化
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社会热点再次关注历史，思考未来。沧海桑田，世界在变化。如今，针对现实问题，国家、政党、机构、实体、阶层、智库和个人，都会借助于便捷的信息获取方式，可以由此上溯有关历史，寻求和思考某些问题的答案和意义。
多数情况下，许多人并不了解他们所生活的城市的历史，更不了解那些曾经主导或改变历史的重要人物。当然，不能过多地苛求如今的人群普遍地记住所有的历史。因为，依据人类的本性，一般只是记住曾经的对于自己有影响的事情。随着人口的迁徙，外来人口的加入，老城区的改造，造城运动的主导价值观，旅游商业的模式化，外来文化以及多元文化的重构，闽南文化和历史文化面临某种强力消解，也面临新的选择。根据了解和调查，一般民众对历史名人的记忆极为淡漠，存在类型化现象，例如看到历史人物着清代服装，便一概认定是林则徐，一见着战袍威武状就以为是郑成功。寻找历史以及历史名人也几乎都是功利的、零星碎片式的，缺乏基本的、系统的梳理研究与评价，尤其缺乏必要的普及与传播。
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在高速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把一个城市引向没有记忆的方向，绝对是短视行为。城市的主政者应当警醒，传承文脉不要停留在一般号召上；做现代城市发展研究的社科工作者应该身体力行，把握好文化继承和创造的引领节奏和效果；而广大民众应该自觉提升包括历史文脉传统在内的社科人文素养，从而养成深入人心的文化自信以及话语权。
厦门处于闽台重要地区，历来受到重视。出生或活动在这一地区的名人辈出。自古以来，唐有陈黯隐居金榜山，留下文脉痕迹。早期的鹭岛，并无太多文脉积淀。陈黯先生多次由闽南长途跋涉赴长安，屡试不第，只好隐居厦门金榜山，以“陈场老”自称。后来，宋代朱熹确实是个有心人，他到同安任职时，专门来金榜山考察陈黯遗迹，并且整理陈黯的诗文著作，以增广厦门的文脉延续。宋苏颂、朱熹，皆对中华文明有巨大贡献。特别是明末清初，郑成功、施琅对台湾的收复和治理，成为国家大事。鸦片战争之后，厦门因其特殊的地缘政治地位和对外开放商贸口岸，成为一种联系世界近代化过程的放射状样本，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甲午战争以后，厦门成为名人从台湾内渡的首选地。辛亥革命以来，厦门更是革命志士和南洋华侨传播革命主张，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枢纽地。民国时期名人辈出，一些大家和名人都曾经在厦门留下痕迹。抗日战争爆发，抵御外侮的仁人志士，避居厦门特别是鼓浪屿，表现了鲜明的民族气节。而那些关心民生，在教育、科技、医疗等方面长期服务民众，留下良好口碑的名人，更是赢得后人的敬重。这些名人恰似历史长空的灿烂星辰，无论何时都在远处和深处闪烁着智慧、坚持、奉献和创造的光芒，令人景仰，令人怀想。
需要寻找载体和端口来延续一个城市对历史文脉的记忆。选择历史名人的研究与传播，是急迫需要做好的重要事情。近年来，厦门地方文史专家的努力，值得我们敬佩。例如洪卜仁先生关于厦门名人故居的研究，龚洁先生关于鼓浪屿申遗之国际社区制度和人物的研究，彭一万先生关于鼓浪屿音乐名人的研究，何丙仲先生关于教会文化的研究，颜立水先生关于朱熹在同安的行迹研究，李启宇先生关于历史上厦门书院的研究，郭坤聪先生关于厦门中华片区老街的名人研究，以及南洋华侨史、厦门海关史、厦门大学校史等专家的研究等等，都对厦门文脉传承有贡献。
除了大部头的传记、旅游指南外，应该还有更多系统生动的载体和方式，来推进历史名人研究与传播。选择名人画传作为载体，浓缩在一张四尺宣纸之上，不失为一种尝试。画传吸收史家研究成果，将历史名人参与的历史事件，从事的具体活动一一展示。由个体的人物到历史大势，从点到面，总结出若干特点规律，形成纵向的线的脉络，横向的个体的链接，也就成为历史画卷。作为研究与普及相结合的读本，画传集历史研究、传记写作、国画人物、书法题款、诗歌创作等多种元素于一体，每一位名人的历史贡献，都浓缩在一个画幅里。一幅幅画卷展开，闽台群英谱便得以生动再现。
我用这样的方式初步完成以上的题目，在规模和方法上进行探索和创新，为改变历史记忆模糊且碎片化的现状，做一些努力。
二、开始总是炮声改变历史
郑成功病故后，施琅几次反清降清。渡海攻台作战两次，都因飓风未有战果。在北京清苦煎熬做了十几年闲官，施琅终于得到机会。康熙皇帝听进了李光地等重臣的建议，启用晋江的施琅统帅水师再次攻台。澎湖一战，击溃明郑精锐水师。郑克塽率众降清。康熙一统天下。康熙皇帝定然听到不少关于郑成功和施琅之间的恩怨，解决台湾统一问题以后，康熙慨然为施琅作联曰：“平台千古，复台千古；郑氏一人，施氏一人。”为国家大计，康熙如此高度评价郑成功和施琅的历史功绩。尽管清代官方已有定论，多种不同的价值观指导下的各类评论，依然对施琅的定评提出商榷。不过，施琅重视台湾治理的建议，得到朝廷采纳，海峡从此平静。
鸦片战争之前的几年，清朝道光皇帝委派了一位叫做周凯的官员，来担任厦门和台湾的地方官。此前，周凯在湖北襄阳做知府，他从浙江买来桑树，鼓励百姓种桑养蚕，经营丝绸致富。那里的民众对他的离开十分舍不得，因为他找到了一条让当地百姓改变贫穷命运的路子。周凯来到厦门，巩固海防，修撰厦门志书为守备参考。有京都24诗人衔头的周凯，和门人在玉屏书院画了厦门名胜《闽南纪胜》。当年，周凯登临过鼓浪屿对面的凤凰山，后来叫同文顶，遥看厦金海域的晴日波光与飓风拍岸，抒发文人的诗兴。再后来，因为熟悉闽南海域防务而调往台湾，继续做熟悉海峡两岸维护一方安定发展的封疆大吏。自然，周凯也忘不了闲暇时与诗友唱和，刻石留字，启用有才学的人。1837年，辛劳敬业的周凯劳累成疾，病逝于台湾道台任上。周凯肯定想象不到，原来以为只要有一大批人像自己这样清廉为官治理一方，并且发挥一下诗画书法余兴，就可以确保大清国体无恙的想法，后来被证明是那么无力。历史并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道光以后的大清帝国，不再延续基本稳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态，从此迎来西方舰炮攻击海岸线，并开始直面世界格局的巨变。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邓廷桢领导福建沿海的防御抵抗，已取得一定的效果：英国人两次进攻厦门都被击退。由第一次鸦片战争传导而来的紧张和不安，一直笼罩在东南沿海。1841年8月，英国职业军人、殖民地资深统治者，一个叫璞鼎查的人，接替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谈判代表义律，出任新的侵华总指挥，全权处理侵华事务。璞鼎查从印度来到广州，第二天即开始规划进攻路线。英军舰队起航，目标直指厦门。
英国舰队逼近厦门。有了炮台的厦门，号称最坚固的海岸线。钦差大臣颜伯焘高调亲临厦门坐镇指挥，督察防务。他向朝廷报告，说是厦门炮台的防御水平全国最好，可以拒敌于海上万无一失。可是开战不久，鼓浪屿炮台被打哑了，几小时后英国人侧翼攻击得手。颜伯焘和其他形成犄角的炮台守将都退到同安。石壁炮台只剩下金门镇总兵江继芸孤军奋战。炮台大炮位置固定，留有死角，英国人从左侧和后面冲了上来，身负重伤的江继芸被逼到绝壁，最后跳海殉国。厦门失守。颜伯焘被撤职了。此前他是高调抗战，具有爱国修身清廉为官品质，经常倡导良好价值三观并有格言式的人物。颜伯焘被朝廷撤职回广东路经漳州，还受到官绅民众热情接待。他不胜感慨，不禁反复追问自己：到底是因为颜家三代重臣于朝廷有功，同僚宽容？还是朝廷判断有误，国民情绪把握不准？或是战略失当，武器实力不如英国人？或是战术指挥失当？如今，在广东颜氏家族的后代，并不把朝廷的处分看成定论。他们与史学界的一部分观点认为，颜伯焘是尽力了。从大趋势看，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在政治体制、军事实力、舆论与信息准备、国民动员等方面，都要优于当时的中国。以海岸防御为例，炮台定向集中火力留有死角，从应战热情高涨到炮台失守，乃至厦门失利后乱了阵脚而溃逃，从民众对于世界潮流的无知到大敌当前张皇失措，厦门失守在预料之中。
在中国东南沿海，英军统帅璞鼎查挥师北上，这一位在印度已经声名显赫的职业军人和殖民统治者，被重用到中国战场。他果然不负众望，一路舰炮开路，在中国东南沿海并无遭到强烈抵抗。伦敦一片欢呼。
璞鼎查一路挺进，在吴淞口碰上67岁的厦门同安人陈化成将军。陈化成主张用强硬的军事防御来拒敌于海上，他在台湾海峡两岸维护平安局势的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海上作战经验，也积累了炮台防御阻击战经验。不过，以往的经历大多是消灭海盗诸如同安蔡迁这等武装而已，从未与工业革命后具有先进技术和实力的英国军队交手。凭着天朝的国威和忠于朝廷的信仰，陈化成并不理会此前中国军队在广州、厦门等地的失利情形，他严格治军，号召自己的嫡系水师团结友邻部队，盯住英国战舰的动态，以便正面迎敌。同时，陈化成也预感到战争的失败。他在给同安老乡苏廷玉的信中表达了为国捐躯的决心。这是一场影响历史的战斗。英军的攻击遭到陈化成的顽强抵抗。英军认为这是自与中国开战以来遇到的最强对手。陈化成严拒同僚劝降，坚持孤军奋战，身上中七处伤，血流如注。他交代部属：“请割下我的头颅，抛尸水中。”后来部下将战死的陈将军藏匿在芦苇中，七天后被找到。在上海关帝庙祭祀，万众痛悼。魂兮归来，英雄归葬厦门金榜山。
陈化成将军殉国了。硝烟散去，中国海岸线一片沉寂。南京城被舰船利炮所包围，英国人口口声声喊着要屠城炮击。朝廷放弃抵抗，派耆英代表大清国与英国代表璞鼎查签订了《南京条约》。《南京条约》中的重要条款之一，是要求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实行自由贸易。实际作用是打开中国大门，使中国成为西方的商品倾销地，并逐渐破坏中国原有的经济结构。
回想起来，开始总是炮声改变历史。
三、传教士与巡抚对话的意义
就在英军统帅璞鼎查举杯庆贺的时候，一位叫雅稗理的美国传教士，搭乘英国军舰首次登上鼓浪屿上，开始他在华的宣教。此后，宣教士一串名单，都以不同的经历被刻在这个岛屿上。鼓浪屿从此走向世界。
徐继畬时任福建布政使，他是一位和林则徐同在道光年间历经大事的朝廷命官。他在外国宣教士居住区域划定问题方面，与林则徐有分歧。徐继畬在厦门开始和英国驻厦门领事举行事务性谈判。在翻译沟通环节，徐继畬注意到双方的翻译，那位第一时间登上鼓浪屿的美国宣教士雅稗理。徐继畬对于谈判事务话题之外的重要信息，似乎更加感兴趣。雅稗理送给徐继畬《圣经》和当时的世界地图。徐继畬的提问很有针对性，颇具对于传统观念的拷问意味，如西方世界地理观，国家政体，民主共和观念，军队武器威力，以及科学常识自然现象等等，雅稗理一一回答了徐继畬的问题。这次厦门的会面交流，被称为徐继畬与雅稗理的历史性对话。由此，中国人始知共和政体和华盛顿。徐继畬后来继续关注这个问题，他向更多的西方人士了解调研，写出《瀛环志略》一书，始将中国定为地球一隅，突破以天朝为中心的思维模式，思考封建专制体制的国家如何应对世界变局。此书一出，极为震动。炮声改变历史，也改变现实。炮声过后，需要思索。思索的读物之一，便是《瀛环志略》一类著述。直到后来，诸多变法人士如康有为、梁启超等读后都大受启发。
为什么偏偏是教会文化最早得以传播？中国近代化的起始环节离不开教会文化这个媒介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关注一下近代化进程中，资本以及资本阶层在整个中西文化冲突或融合中所起的作用，亦即市场经济主体的产生及其扩张，与文化传播特别是不同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关系。
考察近代历史可知，近代化的终极目的在于比较完整地抛弃封建性，实现理想的现代性。一百多年来中西学术界关注的实质问题是现代性问题。基本达成的共识是，现代性作为价值观念的整体，涉及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技理性和多元文化等诸多方面。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核心点是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市场经济制度得以运转的轴心是资本及资本的人格化代表，即资本阶层。因此，如何评价资本阶层的道德作用，就成为思想理论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话题。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资本及其资本阶层对道德的否定作用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贪婪性，二是奢侈性，三是世俗性。不过，贪婪性、奢侈性和世俗性只是反映了资本及其资本阶层本性的一个方面，如果仅仅止于此，那些热闹血腥的繁荣，很快会终止。值得重视的是，某种道德重建功能，使得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不会崩盘，而且继续发展。其表现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对主体自由与创新的不懈追求。人们通常把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当作近代资本阶层主体自由话语的始作俑者，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则发展出主体自由话语的典型形态，黑格尔把主体与绝对精神结合起来，使主体自由发展至登峰造极的程度。主体自由主要是通过资本阶层在市场经济中的创新行动体现出来的。就资本阶层的企业经营而言，包括创造新产品，采用新工艺，开辟新市场，寻求新的供货来源，创建新的组织制度等。
二是对社会平等与公正的永恒向往。市场经济要求内部成员在交易过程中平等待人，才能避免像封建领主那样通过战争强取豪夺。另外，他们深知社会混乱失序和外部侵扰对本阶层的资本经营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为此，创制出政党制度、权力制衡制度、宪政制度等多种多样的制度形式来保障社会公正得以实现。
三是对宗教自律与博爱的道德担当。为了防止资本贪婪性、奢侈性和世俗性这样的劣质性对传统道德文化产生的巨大消解作用，西方社会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确立了各种道德规范。丹尼尔·贝尔认为，西方社会宗教发挥两种功能：一是它提供了现在与过去的连续性；二是它一直把守着邪恶的大门。西方基督教是在经历了深刻的蜕变之后，才逐步在近现代社会发挥出强大的道德约束力的，因为在中世纪晚期，天主教会内部同样变得腐败奢靡，在基督新教的强烈冲击下，它经过痛苦的革新才逐步再次走到世人道德生活的前台。马克斯·韦伯在《新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之进行了深入精细的解说与论证，他认为正是基督教所倡导的经济理性主义、神圣天职观、新型的禁欲观、紧迫的时间感、博爱的社会服务意识等，为资本阶层早期的原始积累和后来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充足的精神养料。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基督教依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精神支柱作用。
理解鸦片战争之后教会文化如此有效率地向东方的传播，离不开上述背景。
四、五种文化现象构成厦门样本
在中国近代史发展过程中，以福建的船政文化为特点的洋务运动实践，和厦门鼓浪屿这一样本，共同构成中国近代化的标志之一。开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钥匙之一，可以通过把握厦门这个样本作出若干判断。面对被迫打开国门，成为五口通商之一的厦门，最典型的一个事件就是鼓浪屿成为公共租界。自此，厦门成为西方聚焦之地，其政治、地理、文化和经济空间，瞬间成为放射状联系世界。按照现在申遗的说法，当时的鼓浪屿叫做国际社区。鼓浪屿或许具有典型的意义。但推而广之，不仅是鼓浪屿，在厦门，在闽台地区，这里有五种文化分别交织在一起，生成许多人和事。这是厦门包括鼓浪屿在近代世界变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一个观察点。
其一，具有鲜明西方文化色彩的教会文化。鼓浪屿成为前述资本及其阶层宗教道德重建的世界试验场，其附属的载体众多。有教会背景的医院、学校、音乐教育，以及福音宣讲舆论场。美籍荷兰人郁约翰，在南中国特别是闽南地区非常有名。他的第一所救世医院建立在福建平和小溪，后来又设立在鼓浪屿。郁约翰还以杰出的建筑设计师闻名。他设计著名的八卦楼、船屋别墅、同文书院主建筑等。郁约翰用救死扶伤以致付出生命的实践，以及科学治疗伤病的效果，传达出大爱无疆的口碑，比他留下的建筑之美更具亲民意义。英国人杜嘉德在闽南地区传教23年，他忘我工作，每天抽出至少8小时研究编撰《厦英词典》，指出厦门、漳州和泉州语调音调的区别。因为两岸闽南话相同，让第一次由厦门渡海到台南的杜嘉德兴奋无比，他呼吁苏格兰长老会总部赶紧派人入驻台南地区传教。筼筜湖畔竹树堂的打马字牧师不仅全家热衷福音传播，而且其妻子女儿一并参与建立学校，身为教师，开展教育普及知识活动。打马字的历史贡献还在于着力培养本土牧师，由他培养的第一位中国牧师叶汉章的出现，具有标志性意义。宣教士对闽南话的重视和整理运用，至少从方言的角度，强化了两岸的血缘文缘关系，是外来文化对两岸固有的文脉和亲缘的又一次认同和强化。这一方面的研究，对于当今的两岸关系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宣教士的努力还包括广为开办学校，传授知识。打马字的妻女，都是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在竹树堂悦耳的唱诗音以外，应该还可以听见在他的两个女儿领读下，众多厦门少年的读书声。作为伴随竹树堂而生的学校，毓德女中后来的中国人校长邵庆元先生，提出了新的办学观念，他强调学校不分男女，都应该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或许，国家积弱积贫，急切需要大量人才来改变现状的心情，催促邵庆元先生思考教育救国这个大课题。他在毓德女中统招男女生，还将中学各个部分按照社会分工布局，对毓德中学实行社会化管理，可见其培育社会急用人才的良苦用心。鼓浪屿英华中学的一个班级，其毕业生后来有多人成为院士和学部委员以及其他杰出人才，至今轰动海内外，做过林文庆校长秘书的邵庆元先生，一家两代，出了9位教授，15位校长，被传为佳话。如果我们稍加注意，那些出生于传教士家庭或在教会学校读书的孩子们，他们和传统书院、私塾的教育体制训练出来的孩子相比较，在知识结构方面有了根本的改变。他们精通外语，受科学和艺术的熏染，看世界、做事情的态度，在当时可谓标新立异，率先融入中西文化交融的潮流。来自鼓浪屿的卢戆章、林巧稚、林语堂、马约翰、余青松、周辨明、周淑安、林俊卿、卢嘉锡等，都成为该领域的杰出人物。
其二，以走向海洋特别是开发南洋为特征的华侨文化。自从鼓浪屿成为公共租界以后，在一段时间里，这个弹丸小岛很大程度上成为回避战争直接冲击的安全岛。因防务回撤、置业、退居、避难、经营，这一部分名人尤以甲午战争战败后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情景为甚。陈胜元将军的后人林维源、林尔嘉，茶商、诗人林鹤年，教育家王人骥，应陈嘉庚之邀担任厦门大学校长16年的林文庆，不愿入印尼籍的巨富黄奕住等同时在鼓浪屿各有显赫商业地位。黄奕住与黄仲训截然相反的资产处理方式，引人瞩目。前者汇回巨资，后者全部转出资产。再如实业家李清泉、叶清池等，皆占据鼓浪屿要地，或营建别墅，或在岛上谋事，或在岛上寄居。还有一部分华侨在南洋，保持着与闽南祖籍地的密切联系，热情坚定地支持孙中山推翻封建帝制，实现共和。期间几经周折，始终如一。
和华侨几近于斗富竞起洋房不同，各国驻鼓浪屿的领事馆，纷纷占据重要风水宝地，一批政客外交家集中于此。他们各显神通，各具特色，借由当时世界一流设计师出手设计，在小岛上展示各国的建筑文化精粹。以至于鼓浪屿后来号称万国建筑博物馆。
再延伸向南洋。自辛亥革命以来，华侨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影响巨大。辛亥革命不断失败，孙中山屡败屡战。整个过程都在华侨那里获得思想上、组织上、舆论上和财力上的支持。孙中山七次举义七次失败，特别是华侨在孙中山处于革命低潮时的支持，令人感动。一批优秀侨领在血雨腥风的岁月里，出钱出力甚至出人参加敢死队，参加起义军事斗争。而胜利后他们往往不计个人名利，淡泊回归。这是一个寻求救国图存、民族振兴的历史过程，他们思考实业救国、科技救国、教育救国，并且实践终身，值得缅怀致敬。如对孙中山共和思想有启发的无字碑下的杨衢云；带领大批福州移民垦殖印尼，往返南洋和闽南地区宣传革命主张的黄乃裳；报业老总、舆论战将陈楚楠；缅甸华侨实业家庄银安，发动数千人参加同盟会，得到孙中山表彰；陈嘉庚倾巨资办厦大，从选校长的经过看就颇具典型性。陈嘉庚在延安和毛泽东的会面以及他关于“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政治选择，都具有时代意义。可以看出华侨这股力量在不同历史阶段参与革命的分量。有了陈嘉庚奠定基础和不断努力，厦门大学林文庆、萨本栋和王亚南三位校长经历不同的艰难时期，都以高尚卓越的人格魅力和专业办学精神，把厦门大学办成南方之强，三位校长也成为丰碑式人物。
民国时期，大师云集厦门。一是政治时空相对自由安全，二是华侨提供较为充裕的经济支撑。民国前后，在异常动荡的南北政治格局中，一方面，革命、征讨、混战之声不绝于耳，国家分裂动荡；另一方面，保持传统文化与思考文化创造和实践的生态，混乱不安环境下继续出品各类文化大师。军阀割据地盘的反复征战与文人惶恐不安的心境形成鲜明对比。由北南移的林语堂、鲁迅、顾颉刚等，用好斗的文字互相开战，同时以真性情对厦门以及厦门大学进行评价，其心态值得玩味。橡胶大王陈嘉庚，从剃头匠熬成印尼糖业大王的黄奕住，还有一大批苦心经营事业有成的华侨实业家，无论是在鼎盛时期还是在其经营困难衰落时期，都一以贯之倾注心血支持教育办学，培养人才。廖承志与侨领许东亮执手成承诺，更传为佳话。历经战乱和甲午战争失败，以及抗日战争的严峻形势，形成全民抗战的共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无论海内海外，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有空前提升。这是以付出饱尝大炮轰击和流淌同胞鲜血的代价换来的精神财富。
其三，不断强化的闽台缘情结。历史上在台湾治理框架体制内，两岸交流是全方位的。在治理台湾的官员的选拔方面，派往台湾的一般都是具有治理闽南地区沿海治理经验的官员。随郑成功赴台，辅助郑经治理台湾的同安人陈永华，成为在台湾推行大陆教育和科举制度的第一人。清代统一台湾后，康乾时期深入勘查台湾地形风物人情的第一人林君升，为治理台湾提供了重要的情报和信息。鸦片战争爆发前，在厦门已有政声的周凯，被派往台湾，也出色地完成了使命。清代重臣沈葆桢、刘铭传都带去革命性的体制变革和开发成绩。这些变化，也相当深刻地影响了包括厦门在内的发展。吕文经随母亲从金门移居厦门。他参加中法马江海战，以中炮先退罪被革职充军处理。后来，吕文经曾七次运兵渡台湾，增强台湾防务实力，使得法国侵略军使用武力未能攻下台湾。尽管两次遭贬，然而从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到李鸿章、岑春煊等封疆大吏，无不赞赏他，无不奏保他，且都将他留置身边，委以重任，说明吕文经是清末海军不可多得之才。晚年时局动荡，他遂告老回籍休养。嘱为其墓碑写上金门浯江，不忘祖居地。
台湾首富板桥林家林维源、林尔嘉，台湾雾峰林家林祖密家族等，则以家族产业经济地位和个人政治选择影响两岸。他们在甲午战败后内迁鼓浪屿，起到保持民族气节，抵御外侮，挺身爱国的名人示范作用。再如著名历史学家、诗人连横要求退出日本籍。受“五四”运动影响的赖和从厦门返台直接从事反日宣传创作活动。一批教育家、诗人如林鹤年、王人骥等，都从台湾內渡厦门，并用作品表达难以割舍的爱台湾情怀。如林鹤年在鼓浪屿的故居取名“怡园”，怡者，心系台湾也。
其四，塑造地方文化与文脉传承的城市气质。名人的乱世情怀与地方特色文化创造，在此时也留下鲜明印记。鼓浪屿的优雅气质也在此时形成。林尔嘉、黄奕住、叶清池等实业家参与设计管理的厦门老城区市政建设网，至今仍为人们服务；周凯、周殿薰、李禧等一批地方官员和文人重视文脉传承，使图书典籍得以整理流通传播；一批名人担任大学、中学和小学校长，引领教育高水平；一批名人聚居于老城区，讲学、著述、交流，蔚为风气，使得城市以及街道知名度极高。一批学者的研究成果推动文化创新进程。例如同安卢戆章的拼音革命，改变了国人的阅读习惯；横排代替直排字、拼音识别字词等，大大推动了知识普及。中华老街片区名人聚集。盐溪街周墨史兄弟二人前清时同时中举，周墨史的中举文章还被作为范文传诵。他做首任同文中学校长、厦门图书馆馆长。同安举人、名医吴瑞甫，舌战汪精卫，捍卫传统中医地位。吴瑞甫放弃广西候补知县一职，在同安后庐街继承中医家业。难能可贵的是，开城迎接辛亥革命军，主持同安光复仪式。日本统治期间，拒绝出任伪厦门市长，由鼓浪屿转移至新加坡继续做医生，获得倾城赞誉。海沧新垵举人邱菽园是新加坡早期华侨政治运动和文化事业的重要领袖及著名诗人，人称“南洋才子”。初，支持康梁变法，后又奋起登报声明与私藏华侨款的康有为绝交。或说他被张之洞策反，被迫表态。可以看出革命情形之复杂艰难。诗人陈桂琛曾在厦门同文书院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南洋上山打游击抵抗日本人遭杀害。三十年代陶铸领导的破狱斗争，为“左联”影响下的高云览创作《小城春秋》带来激情。《小城春秋》的出版，使厦门小城的街巷，成为众多读者心目中的厦门名片。“文脉传承谁在意，唯我中华众书生”。乱世情怀显示出书生的气节，尤为难得。在百姓的口碑里，名医和名师最为受人尊重。厦门名中医盛国荣、康良石，医者仁心，救死扶伤，至今百姓感念心中。
其五，佛教在厦门亦有盛极一时的传播。与基督教文化被广为接受并迅速扩大信众的情形相比较，佛教文化的世俗化、普及化也取得极好的效果。民国四大高僧印光法师、太虚法师、虚云法师和弘一法师，在闽地就有三位。除福州鼓山涌泉寺虚云法师，厦门有两位非常著名，一是太虚大师，一是弘一法师。他们因应历史发展情势，在各自领域苦心经营，潜心苦修，改革教制，创办佛学院，努力培养学僧，把闽南地区的佛教寺庙打造成具有影响力的佛教圣地。例如南普陀寺和闽南佛学院，此时培养的一大批人才，后来成为各地佛教界的高僧，为弘扬佛法，推动社会和谐做出了重要贡献。太虚法师以后，常惺法师、转蓬和尚等的努力可圈可点。高僧弟子如丰子恺、虞愚等各有其创造性的文化传承，至今依然有活力。弘一法师、虞愚的书法艺术，以独特的风格延续至今，学习者甚多。丰子恺当年在南普陀演讲用人生三境界解释弘一法师出家原因，不啻为一家之言。而他由佛家理念指导创作的《护生集》作品，大部分在厦门完成，如今被放大喷绘在城市大街小巷，作为精神文明和核心价值观念的宣示性读物，得到肯定和传播。
只要是在这片土地上停留过或有重要关联的，留下影响的历史人物，都值得我们尊敬。邓小平同志在鼓浪屿散步，儿童相问邓爷爷好。邓公回北京不久，中央宣布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获得1956年诺贝尔物理奖的美国人布拉顿出生在鼓浪屿，他在自述里对童年的鼓浪屿很怀念。解放厦门鼓浪屿最后的战役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二七一团团长王兴芳等数百位指战员和张水锦一家等支前船工不幸在战斗中光荣殉国，倒在鼓浪屿。祖籍同安的辜鸿铭，用极端方式宣扬他的爱中华文化情义。中国第一位女留学生、中国护理医学先驱金雅梅，美国学成归来的第一站就是选择教会推荐的厦门，为厦门民众看病，后来在天津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护理医学教育学校。等等。名人在一地停留时间长短不能说明一切。虽说雪泥鸿爪，也可能有抓铁留痕的效果。
五、研究历史名人可达成四个目的
其一，有利于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对中华民族的深厚感情，倡导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认为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为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弘扬传承包括历史名人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寻根、铸魂、聚心，有益于接续精神命脉，推进文明进程，具有极为重要的文明价值。
人影模糊，历史远去。一个城市不仅需要高楼设施，也需要所谓的软实力。软实力是指包括名人在内的一切物质和文化创造。名人历史就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个人哪怕是名人，只是在历史长河里极其短暂出现过，他们或许因劳累因病痛因牢狱因冤情因抵抗外侮等等原因过早告别人世，他们停留在一个地方的时间或许不长，但是所有片段加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历史。历史名人的作为累积起来，就是这个城市的内涵之一。将过去比较单一碎片式的印象，变成比较系统成规模的梳理研究，形成一个互为关联的整体历史名人群体研究，其成果就构成文化软实力的基础，可以增加我们的文化自信。
其二，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对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形态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必须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多样中找共识，在多元中立主导。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新概括。在历史名人奋斗的历程中，有许多值得继承的观念价值，可以深度唤起中华民族的情感认同、价值归属和信念支撑。虽然历史名人经历不同、环境不同、结局不同，但有其共同特点，例如信仰坚定，不断追求真理，推动社会进步，不断探索国家民族富强之路；一生重然诺讲信誉，讲究职业道德，重视人格的养成；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百折不回，具有崇高的献身精神；倡导和实践血脉相融的为民情怀；海纳百川，具有兼容并包的开放视野；可贵的实践意识及其创新精神，等等。历史上那些忠贞爱国、抵抗外侮、英勇捐躯的民族英雄；那些用开放视野审视世界，不惧失败寻求救国之路的政治家；那些刻苦攻读，创造科学奇迹建设祖国的科学家；那些甘愿奉献，投身教育的教育家；那些守信经营，回报祖国回报社会的实业家；那些在国家民族危难时期，坚持民族气节的人士；那些救死扶伤，弘扬大爱无疆精神的大夫；那些热心传播艺术理想，提升公众艺术素养的艺术家；那些不懈努力传播福音兼顾传播科学的宣教士等等，都将构成我们中华民族寻找复兴之路的精神力量。这些鲜活的样本，在今天，依然是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需要学习、传播和弘扬。
其三，研究历史规律，推动社会进步。博大精深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对于包括历史名人研究在内的文化传统的挖掘和阐发，有助于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的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可以面向世界更好地进行创新与创造。历史名人历经的时代，正是世界格局产生巨变的时代。落后就要挨打，如何寻求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历史名人都以自身的实践进行过艰难的探索，他们用生命做出了部分回答。在大趋势里研究具体的人和事，会使人更加理性和明智，看清得失。结合当今的国情，在提升公民的社科人文素质的同时，增加其对于国情和历史参照系的了解，从而坚定发展道路的选择，应该特别有启迪作用。这也是历史名人的研究与传播，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精神普及宣传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原因。例如研究苏颂，应该着眼于其维护北宋文官政治生态健康的努力，以及他在科技和药物学的贡献；多角度考察晚清衰败的历史原因；认识到甲午战争双方在军事实力、国家体制、信息舆论等方面的不同，导致战后中日两国的走向（日本走向军国主义，自我膨胀；而中国的抗日战争则产生了民族凝聚力）；乱世官场腐败的风气和个别勤勉清廉官员的矛盾；华侨对中国革命的贡献（陈嘉庚在考察重庆和延安后，做出政治选择，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华侨实业家许东亮重然诺，早年在南洋保护抗日志士，晚年受廖承志之托，全力支持华侨大学办学；陶铸领导厦门破狱斗争激发高云览创作出《小城春秋》，而选择这样的题材，恰恰和高云览早年在上海参加左联经历有关。陶铸在“文革”遭迫害时吟出“心底无私天地宽”的绝唱，也体现出革命家的宽阔襟怀，等等。
其四，提高闽台和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水平。闽台关系以及对台湾的治理，历来都是中央政府十分重视的重要课题。闽台特别是厦门与台湾两地历史名人的活动，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民俗、科技、教育、语言等方面，都有相关的课题需要研究。例如，郑成功治台；陈永华对台湾教育科举制的推广；施琅复台，提请朝廷重视对台湾的综合治理；周凯治理厦门和治理台湾的政绩；雅稗理与徐继畬在厦门的历史性对话的意义；颜伯焘与厦门失守的关系；传教士研究闽南方言对强化闽台交流的作用；福建水师吕文经在马江海战被撤职后又7次主动运兵力渡台支持抗法斗争问题；台湾雾峰林家抗法抗日以及林祖密与孙中山的关系；林维源内迁定居鼓浪屿拒绝日本人邀其出山问题；林尔嘉建造菽庄花园对台湾板桥的怀旧问题，等等。对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及其结果的分析与评价，也是历史名人研究的重要内容。作者将自身长期观察研究的所得，结合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在画传中特别留出文字内容加以概要提示。
六、历史名人画传四大创新特点
一是选择作为厦门历史名人的基本原则，大约包括三种情况。一类是出生在厦门，有在厦门生活过一段时间，或一辈子终老于此，或在本地及别处做事出名的。二是史载籍贯在厦门包括古代同安所辖的金门等地理概念的人物。三是既不是厦门籍贯，也不是出生于此，但曾经在厦门或与厦门相关联的历史进程中产生过影响的历史人物。只要是在这片土地上停留过或有重要关联的，对历史留下影响的人物，都值得我们尊敬，值得研究。根据以上原则，本画传按生年排序，选择百位历史名人进行研究和创作，侧重近现代。大体可以看出名人所在时期历史发展脉络。这也意味着虽名为厦门名人，其实更具有非地域性局限的动态、开放特点。
二是集中刻画揭示历史名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同时注意各自找到一个历史事件的不同侧面，从而组合出历史实况。例如朱熹的历史贡献是辑定《四书》、《五经》作为历代教育机构固定的学宫教材，历时800余年。而辜鸿铭则是向西方人翻译介绍《四书》里的三书第一人，他的著作在西方广为传播，成为西方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两人都与同安有关系。前者在同安做主簿，后者为同安籍而生在南洋。近现代史中华民族几经磨难，名人都是为寻求国家富强民族兴盛而努力作为的优秀分子。他们在历史转折时期作用巨大，需要单独勾勒。如孙伏园，作为编辑，敢于在《中央日报》副刊全文发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引起蒋介石不快。另外需要找出包括对手或敌人在内的历史人物，加以刻画。例如民族英雄陈化成，过去总不见具体对手的具体情形。把鸦片战争侵华总指挥璞鼎查画出来，并把他旗下英军对陈化成的评价写出来。把鸦片战争期间厦门炮台江继芸等战死英雄的表现，以及朝廷重臣林则徐、苏廷玉、颜伯焘、徐继畬等对时局的看法，放在一个时空里加以对照。力求视野开阔，保持信息对称。然后叠加组合在一起。借用历史事件的互见法，以便更好地看清历史全貌，思考得失。
三是传达历史名人形与神的历史真实。画传的主体是人物，首先是肖像画。其形貌基本都有历史基因遗传依据，包括人物自身的眉目刻画，或以黑白照片，或用其子孙的模样，或以历史记载为参考加以创作。主要画出人物性格和气质。例如郑成功，在族谱和台湾有关记载里是一位胖子，刻画郑成功，我认为他是一位收复台湾和治理台湾的政治家，不一定用现代人的理解纯用武将外形。朱熹未必按照孔圣人来画。弘一法师来厦门后，身体一直很衰弱，在鼓浪屿闭关时得了三种重病，所以并不是一般理解的佛学修养高便可以红光满面、身躯魁梧的。我画弘一法师，就取其面有菜色，在一脸倦容中透露出慈悲和坚毅的特质。甲午战败后，台湾内迁的王人骥，其做思明校长时故居的桌椅极为精致，以至于后人防小偷撬窗颇费精神，因此似可注意一下其旧居环境刻画。同时，为了揭示名人可贵的性格特征，注意提示环境特别是历史氛围对于人物的影响。例如鲁迅从北洋政府制造的学生惨案阴影里，来到厦门后，有些惊恐有些水土不服，从中可以找出对于厦门大学种种不满的原因。我觉得在《野草》、《两地书》里寻找鲁迅形象会比较靠谱。林文庆担任厦大校长的作为需要肯定，他回新加坡出任日本人统治下的华侨协会会长的评价需要斟酌。延安鲁艺教育对李焕之红色经典歌曲创作有直接的影响。此类人物还有鲁艺版画系创办人朱鸣冈等。总之，大部分名人都有坚毅的眼神，这是一批有信仰有理想有主张的人，令我敬佩。下笔刻画时，每每与他们对视的过程就是我灵魂洗礼的过程。
四是诗书画印一体，艺术再现历史名人。这是我画历史名人的创作原则，也是创新之处。人物画不是照片，国画人物艺术上要求很高，需要用笔用墨，见笔见墨，有线条有皴擦，有意境，还必须保持写意性，并把这些元素融会在一起。有一些创作，保留了我16岁时开始在乡下为老头老太画像的一些碳粉画素描技法，力求造型结构的准确。感谢我的老师李维祀教授在研究生课程时通过雕塑课对我的专业训练。为了突出人物形貌特点，在创作过程中，基本采用单一肖像为主，有意省略复杂的背景刻画。每一幅画基本上配有一首诗，大部分是我自己创作的诗，通过议论、状物、抒情，提炼出我对这个人物的评价或感受。另外，也引用个别名人佳作，便于欣赏。至于人物生平小传，主要提炼出历史人物的历史贡献、性格特点以及对于今天的启示等。并注意将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通俗化，突出普及的知识点。这一部分文字，有时像一篇随笔，有时像一篇论文，长长短短，不一而足，都是为了于画外有所补充。而这些内容，都以可识别的行书书写在画幅的重要位置。大多数画幅均为四尺竖幅，题款位置和书法的空间分割也力求有所变化。最后加盖名章或闲章，所用闲章，内容多为“面向大海”、“清气满乾坤”、“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淡泊明志”等，以明其志。诗文书画，既可以单独阅读欣赏，又可以互为补充，最终成为一个完整的作品。
七、成果运用与传播
画传只是一种形式，自然无法包括所有的历史，因此，提供的只是作者的一种研究视角以及成果。
历史文化传承，必须高度重视理念和成果的推介传播。当前，福建省的社会科学普及立法已经进入省人大常委会年度立法工作议程，说明提高国民的社科人文素质，已得到政府和社会的重视。经过前期的检验，历史名人画传普遍受到关注和好评。例如在《海西晨报》等报刊开设有鼓浪屿历史名人画传专栏。人物画部分作品已经在高校进行展览，加之新媒体传播，如在厦门大学、华侨大学、集美大学等，都广受大学师生的欢迎。在同文书院的旧址厦门同文顶，我把这个课题作为与厦门大学人文学院联合授课的基本内容，与欧美留学生中的博士硕士群体做交流，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日前又有市委党校、市旅游局、鼓浪屿海关培训中心等单位和机构邀请讲座、展出。厦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网站也将做网页陈列展示。历史名人研究作为社科人文研究与普及宣传成果，应该运用多种方式，以取得最大的传播效果和社会效益。
名人远去，背影模糊。历史不断翻开新的篇章。午夜时分，我听着毛笔在宣纸上拖行的声音，那是我和历史名人对话留下的痕迹，心中不禁涌起一种穿越感。记得郑朝宗先生在回忆余蹇先生的一篇文章里说到：“千千万万的志士仁人，他们生前发出的光和热永存人间，虽然他们的名字不一定都挂在人们的口上。”翻检120年前甲午战争年间发生的故事，不知不觉，甲午年的夏天就要过去了，秋天将临。
周旻
2014年8月于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