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有助于提升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
“十二五”以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步入了一个新时期。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形成了“四轮驱动”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并将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置于首要战略位置；二是明确了健全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互助机制和扶持机制的区域协调互动机制；三是确立了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不同要求，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基本思路和方向；四是确定了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近年来，在区域发展的实践上表现出一些新特点和新趋势，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顺应了这些新趋势。
1.城市群、都市圈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
进入21世纪，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是城市群的出现。一般来说，城市群或都市圈是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云集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规模的城市，以一个或两个特大城市为中心，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共同构成的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群、都市圈能够产生巨大的集聚经济效益，是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标志之一。
目前，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为代表，我国已经形成了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川渝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十大城市群以十分之一多一点的土地面积，承载了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创造了将近三分之二的GDP。
除了上述十大城市群之外，以长珠潭为中心的湖南中部，以合肥为中心的江淮地区，以长春、吉林为中心的吉林中部，以哈尔滨为中心的黑龙江东南部，以南宁为中心的北部湾地区，以兰州为中心的西陇海兰新经济带，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天山北坡地区都有希望发展成为新的规模较大的城市群。在这些城市群的带动下，我国未来的经济将会从点状拉动到各大经济圈、城市群组团式拉动，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格局。
我国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基于转变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解决好人与自然关系的要求，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结构的重大战略选择。“两型”社会的建设，依托的就是现代的城市群。通过构建最大供给规模与最大需求规模对称的现代城市群模式，改变重复建设、空间无序扩张和小、散、乱状况，让最大空间规模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得以最终释放，在提升总体经济效益水平的同时，也一并消除发展对资源环境造成的压力。
2.区际性产业转移正处于快速推进时期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加速向周边欠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和东南亚地区转移。不仅助推了西部地区发展，也为扩大和深化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合作，创造了条件。近些年，中国西部地区发挥要素资源比较优势和抓住国内市场日益扩大的机遇，很快成为承接东部沿海地区和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区域。并且，这轮产业转移出现了劳动力和产业“双转移”的特点，产业空间布局更趋于合理。同时，由于各地发展阶段和地理位置不同，导致产业转移特征差异很大，总体而言，大致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产业转移的基本条件已经成熟。一方面，我国西部地区的要素资源丰富，市场容量日趋扩大，产业配套能力逐步增强，政策环境日益改善。而东部沿海地区客观上存在产业结构臃肿的境况，生产要素价格上升，人民币升值，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等不利因素，促使东部沿海地区转出传统产业。另一方面，国际环境为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提供了绝好的机遇。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我国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市场，加之人民币升值、贸易摩擦等不确定外部因素，致使更多企业迁移到内地，开拓国内市场。此外，国家支持西部开发等区域政策也吸引来自东部沿海地区和海外的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
（2）产业转移主体趋于多元化。在国内产业转移的主体上，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扮演着重要角色，从目前态势看，民营企业投资已经从初级形式转移（如对外购并、投资建立加工基地），转向更广领域的投资（如向垄断行业的上下游领域投资和全国层面布局产业链）。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发挥着政策引导、环境营造、平台搭建、信息服务的作用。而中央政府则是积极推动产业转移和搭建制度平台促进东中西部互动。此外，一些行业协会也在产业转移过程中也发挥重要的作用，比如组织行业企业到承接地考察投资，发布承接地投资环境信息等。
（3）产业转移模式各具特色。根据要素组织形式，可将我国现有产业转移模式分为市场拓展型、资源开发型、优势延伸型、资本运作与要素嫁接型。所谓的市场拓展型指的是东部企业为了开辟西部地区市场而在此设立制造基地。资源开发型是指企业为了获得发展先机提前进入本地开发资源。优势延伸型是指东部地区一些企业在技术、管理等方面拥有一定优势，通过优势在全国范围延伸。资本运作与要素嫁接型则是把发达地区的资本、设备等优势要素嫁接到西部地区，从而提高产业竞争力，优化产业结构。从侧面看，产业转移开始从零散化转向集群化。
今后更长时期，我国产业转移在行业选择、动力机制、组织形式以及外部环境将面临新的变化，具体表现为：
（1）产业转移的行业选择更为广泛。除了已有的纺织、服装、日化、塑料、橡胶、电子装配、金属制品等行业的转移外，装备制造、通讯设备、电子信息等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传统制造环节将成为转移的重点。
（2）市场需求加快产业转移的进程。随着西部地区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内需进一步扩大会带动企业向西部地区进军，而且随着我国综合交通体系的建成，极大缩短商品和要素流动时间，地区要素流动的壁垒逐步消除，这些因素为产业转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种趋势在今后将会变得更加明显，市场需求导致了产业空间调整。
（3）空间规制引导产业转移的地区分布。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付诸实施，把我国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在不同类型功能区基础上出台分类指导的产业政策，并与财税政策、人口政策一起对产业布局起到规制作用。为了达到空间管理的导向效果，国家还可能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保障国土空间合理有序开发。
（4）集群整体发生转移。东部沿海地区传统产业集群由于技术路线、生产成本上升和资源环境规制原因可能难以顺利实现升级，开始进入衰退阶段，产品市场日见萎缩，于是就会出现大规模的企业及其相关配套企业整体外迁，集群转移将成为今后产业转移的重要形式。
（5）高速交通网络和信息技术扩大产业转移的空间范围。进入“十二五”时期，我国高速交通网络和信息网络将覆盖更多的国土，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民航运输、信息技术以及现代物流管理将极大缩短空间的经济距离，彻底改变产业布局模式，进一步促进产业向更大区域范围转移。
3.我国以“规划意见批复”的形式出台特定地区的扶持政策
近几年，国家以“规划意见批复”等形式对西部地区出台扶持政策，不仅加快了西部的发展，也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打下了良好基础。从总体上看，这些规划的影响范围基本上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以产业结构调整与布局为主线，重视发挥各自地区经济发展的特色。不同类型的区域开发规划都建立在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上，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可持续之路。从规划的内容看，表明国家对特定地区的扶持政策的导向性在提高。特别强调生态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十分重视对沿边、沿海、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支持；非常突出重点地带带动能力的培育，强调重点地带的发展对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随着这些规划的深入实施，将会对未来我国西部的区域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西部地区的一些重点地带将率先突破，以带动整体发展，未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将呈现区域融合、产业结构互补的局面，同时将会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将更多对生态脆弱地区进行政策支持。
4.西北“丝绸之路经济带”省区正在加速推动新型城镇化
“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有关省区处于西北干旱区内陆河流域，是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之一。但是由于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影响，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成为制约这一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这些地区的发展虽然强调了许多年，但发展滞后的基本格局仍未根本改变，并且与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同时，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生态脆弱地区与产业衰退地区的发展问题又成为新时期的突出问题。这些新的问题区域的出现，不仅增加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经济的困难，而且使区域协调发展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如生态问题的区域化等。
加快新型城镇化及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是西北干旱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依托。比如石羊河流域，水资源短缺的问题始终是制约流域内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近十年来该地区经济水平和城镇化率都有所提高，但是相比其他地区而言，发展还是十分缓慢。石羊河流域受山地—绿洲—荒漠自然景观格局和牧区—农区—牧区经济景观的控制，绝大多数城镇集中分布在绿洲上，城镇规模小，职能单一，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不强，城市间联系松散，缺乏互动效应，资源得不到共享和有效分配，城镇体系不完善，制约了整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省（区），水资源不仅是干旱区内陆河流域的生命线，也是流域城镇体系发展最基本约束条件。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类生活范围的不断扩大，“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绿洲环境逐步恶化，“水限制”问题越来越突出。突出表现为：（1）水资源供需严重不平衡，城镇化对水资源需求旺盛，流域需水量零增长目标实现任务艰巨。（2）城乡用水、经济用水与生态用水、上中下游用水矛盾突出。（3）水资源在城乡间、产业间、区域间的转移和水权交易障碍大，水事纠纷不断。该地区已成为我国内陆河流域中人口密度最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较高，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最少，中下游水资源供需矛盾最突出，生态环境恶化程度最严重的地区，也是流域内经济社会不能可持续发展的典型地区。
（二）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举措
中国与中亚毗邻，双方拥有数千公里的边界线，并且由于地缘以及历史的原因，中亚与中国西北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双方在文化、宗教以及民俗等方面存在着相通性。中亚对我国西部地区的发展与稳定有着微妙的影响。新世纪，面对变幻莫测的国际风云和地区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在中国全力推进西部大开发以及在国际战略上和平崛起的呼声，中国加强与中亚地区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同时率先倡导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其价值十分显著。
1.营造与周边环境的稳定关系
国际关系是相关国家之间基于共同的利益和相通的价值观念彼此交流渗透的结晶。首先，基于中亚地区政治、经济、宗教以及文化特殊性及价值，同时基于中亚地区相对中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历史联系，中国有必要与中亚国家建构起良好的国家间关系。中国与中亚的良好国际关系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符合中国的国际战略，有助于中国在变化莫测的国际风云中维护好自身的国家利益，同时担当起相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其次，建构起良好的国家间关系需要一定的国家政策甚至战略做支撑，需要一定的国际机制相配合。中国与中亚之间已有的国家间关系是双方加强了解与合作的基石。但面对新世纪的国际局势以及地区态势，中国与中亚之间的双边关系，需要新的机制及制度性安排作为推动性力量并上升到新的层次。建构机制化的区域合作机制将是满足这种需求的有效选择。建构区域合作机制，以一定的机构形式来巩固和推进中国与中亚的双边关系发展，将有利于加强双边的进一步了解，从而加强互信。制度性的安排和机构设置将会加强双边的合作，使双方的合作机制化、稳定化，最终，将双边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有机的融合为一个概念化的整体。加强机制化的，以机构设置为途径的中国中亚区域合作，将会显著的有利于营造中国与中亚稳定的双边关系。
2.打击三股势力和维护中国西北局势稳定
中国与中亚共同深受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以及极端宗教主义三股势力的威胁和侵害。中国的新疆以及中亚的部分地区是三股势力的盘据地和活动区域，面对严峻的形势，针对三股势力的威胁，中国与中亚之间要共同努力才可以从根本上控制乃至肃清邪恶势力的存在。
目前，应当在中国—中亚区域合作的机制化乃至机构化的框架内，构建中国—中亚反恐措施的有机联合。建构中国—中亚区域合作机制，并在该框架内设置中国—中亚反恐战略之间的合作，将推动协调中国—中亚双方立场，优化双方资源，形成机制化措施，更加有效地防范乃至打击盘踞在中亚及中国西部的恐怖主义组织的势力，对维护中国西部稳定和安全极为有效。这也将有利于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有效实施，对维护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也将是积极有效的因素。
3.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安全的能源供应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伴随着中国崛起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改革开放步伐也进入了攻坚关头。如何能够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解决好国内改革、对外开放过程出现的能源、环境、资源等种种问题，是摆在中国人面前无法逾越的坎。其中，如何能够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寻求到稳定安全的能源供给，是中国必须解决的问题。有数据显示，2000年到2009年，中国国内原油消费总量和净进口量分别由2.41亿吨上升到了3.88亿吨和由5969万吨上升到1.99亿吨，原油消费总量年平均增长达到6.78%，对外依存度由24.8%上升到51.29%。同时，中国石油进口的来源和运输渠道单一，这对国家能源安全造成风险。
中亚地区丰富的能源储量和中亚与中国毗邻的陆上地缘，为中国的能源供给源寻求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但是，中亚处在国际格局中的位置也使中亚的能源走向充满变数。由于中亚国家自身力量较为薄弱，因此中亚的政治走向容易受到世界大国中亚政策的影响。如美国、俄罗斯乃至日本、欧盟等均在实施有利于自身的中亚能源战略。建构中国—中亚机制化、机构化的区域合作有利于中国中亚能源战略的实施。通过中国中亚区域合作机制，中国可以进一步让中亚国家了解中国的中亚能源政策，中国的能源企业也将获得更多的机遇参与中亚的能源开发和能源产业建设。通过中国中亚区域合作机制，中国将会进一步获得中亚国家的信任。基于自身的能源优势以及自身有限的能源需求，中亚国家已经制定出相应的能源立国战略。中亚国家也在寻求安全可靠、可以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和根本利益的能源输出战略。中国中亚区域合作机制将会令中国与中亚的能源战略有机地汇合在一起，从而令双方的国家利益得到实现。
4.不断提升中国对中亚影响力
伴随着中国经济腾飞和中国综合国力提升，中国已经或者即将成为在地区乃至世界上有重大影响的国家。但与中国作为世界上仅有的五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国际地位相比，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还不匹配。随着中国对国际事务深入参与，以及进一步加强中国作为世界上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地位的需要，中国有必要首先在自身周边、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敏感地区及国际事务中发挥与自身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相当的国际影响力。
中亚作为中国周边具有重要国际战略价值的地区，理应得到中方的战略重视。当然，针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针对自身需求和中亚国家的需要，中国秉着互利互惠的精神，在能源、贸易、科技以及国家安全等领域，加强了与中亚国家的合作，中国对中亚的影响力显著提高。但是，面对世界格局中的重大力量对中亚国家的争夺，以及中国在能源乃至国家安全对加强与中亚合作的需求，目前中国对中亚的影响力，还无法确保中国在国际势力对中亚的争夺中谋得先机，获得主动权甚至稳操胜券。进一步加强中国对中亚国家影响力迫在眉睫。
构建以设置相关机构为支撑，机制化的以相关规则规范的中国—中亚区域合作体制，将会极大地提高中国对中亚的影响力。共同利益是促生国际合作的基础和保证，中国—中亚的机制化合作将使双方进一步对彼此间的共同利益产生共识，引起共鸣。中亚将会进一步认识到与身边这位饱经沧桑的世界大国保持密切联系，符合自身的基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中亚与中国将在双边、地区乃至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和利益关切的事务中交换立场，共谋利益。中亚对中国的倚重以及中国对中亚影响力的加强，将会对中国的国际立场和外交决策产生一定的战略支撑，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以及在重大国际事务上的话语权将得到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