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的陈独秀【13】
民主和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陈独秀是首先揭起这两面旗帜向孔家店冲锋陷阵的。他在1915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自第2卷起改名为《新青年》），发刊词中即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并说这两者“若舟车之有两轮”，应该并重。（见《敬告青年》一文）1919年1月，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就说得更清楚了：“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又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14】
民主、科学、新文学，这是当时《新青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三个主要内容。在这三个方面，陈独秀都有着一定的贡献。
要争取民主，就必须打倒孔家店。尊孔和反孔，成为当时封建文化和新文化斗争的焦点。随着袁世凯、段祺瑞的反动气焰日益嚣张，孔教会、孔道会到处设立，康有为、陈焕章等一般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把孔教定为国教。针对这种尊孔逆流，陈独秀于1916年10月至12月，连续发表了三篇论文——《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对尊孔的复古论调，进行了有力的驳斥。特别是《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从现代经济生活和现代伦理关系，论述了孔教之道不适于现代生活，这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因此，陈独秀不是尊孔派，而是反孔派。
关于科学。当时《新青年》曾发动了一场对有鬼论的斗争。因为那时封建复古主义者除提倡尊孔读经外，还宣扬鬼神之说，欺骗人民，抵制新思想的传播。例如，1918年初，上海便有人设坛扶乩，并将乩书所得编成《灵学》杂志，还设立灵学会，他们竟狂言“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在反对有鬼论的斗争中，陈独秀写了《有鬼论质疑》，揭穿了有鬼论的许多破绽，指出：“人若有鬼，一切生物皆应有鬼，而何以今之言鬼者，只见人鬼，不见犬马之鬼耶？”因此，陈独秀是一个无神论者。
关于新文学。胡适作《文学改良刍议》提出白话文的八不主义，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陈独秀则著《文学革命论》，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陈并且说：在文学革命中，“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名急先锋。
作为一个杂志的主编，陈独秀不是单枪匹马地作战，而是团结着一批作者共同作战。1917年，《新青年》编辑部因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而由上海迁到北京。同年夏，胡适也由美国回来，在北大任教。1918年1月，《新青年》由陈独秀个人主编改为同人刊物。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都参加到编辑部并成为主要的撰稿人。这样，一个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阵营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打倒孔家店为内容，以反对文言文为形式的新文化运动逐渐展开了。陈独秀事实上成了这个运动的主将。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称自己那时的作品是“听将令的”，说：“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他又在《自选集》自序中把自己那时的作品称作“遵命文学”，说：“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这里所说的“主将”、“前驱者”，主要是指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而言的。直到1933年，鲁迅仍然没有忘怀陈独秀的功劳，他回忆当年的情景说：“《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15】
由于《新青年》提出的问题切中时弊，所以深受青年们的欢迎。许多青年称它是“青年界之良师益友”、“青年界之明星”、“青年界之金针”。许多先进的社团（如新民学会、觉悟社）在这种影响下也纷纷组织起来。我国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大都受到过它的影响。毛泽东同志曾说：“这些会社的大多数，或多或少地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还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16】
《新青年》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它在早期也有着严重的弱点，这是和当时陈独秀的思想分不开的。
第一，和政治斗争的联系不紧密。陈独秀在《青年》创刊号即说：“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接着，又在《宪法与孔教》一文中说：“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17】
陈独秀是辛亥革命的直接参加者。通过辛亥革命的实践，他认为，辛亥革命缔造的中华民国，所以只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就是因为没有一次文化思想上的革命：“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18】
因此，陈独秀把自己从事的事业，看做是辛亥革命在思想上的补课，并把它和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法国的启蒙运动相比喻。
陈独秀的说法，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的。但是，他在把西方的口号移植到中国的时候，却没有意识到，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到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经过了若干个世纪的，而且这些斗争也并不是脱离开政治斗争而独立进行的。思想不去“批评时政”，“时政”却要来干涉思想。“政治学术”并非“枝叶问题”。当然，陈独秀之所以有这种说法，也有他的苦衷，就是在当时极端黑暗的政治环境下力求避免文字狱，使刊物能够出下去。这是我们不能苛求于前人的。
第二，形式主义的偏向。即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
在这种形式主义的方法下，陈独秀等许多新派人物，认为一切西方文化都是进步的，甚至帝国主义用以奴役人们的思想武器，他们也错误地当作新文化来介绍。他们认为一切东方文化都是落后的，把一些优秀的民族遗产，也错误地当作封建文化而一概否定。
由于有着以上的弱点，特别是文化运动没有和政治革命汇合在一起，因此《新青年》在“五四”前虽有一定影响，但却没有引起敌对方面的注意。
大约在1918年下半年，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新旧思潮展开了大激战。林纾写小说《荆生》，使主人公荆生（影射皖系军阀徐树铮）向田必美（影射陈独秀）、金心异（影射钱玄同）、狄莫（影射胡适）等大打出手。新文化运动和政治斗争相结合了起来。
这时《新青年》不仅登载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而且为了适应挽救中国民族危机的需要，陈独秀和李大钊等在1918年12月还另外创办了《每周评论》。
陈独秀于“五四”前夕在《每周评论》发表的几篇文章，如《公理何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除三害》、《两个和会都无用》等，对国内外形势都有着比较正确的看法，而他对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讨论的报道，和对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不断的揭露，则对五四爱国运动起着直接的鼓动作用。
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和发展，给陈独秀以很大教育。5月26日，他在《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一文提出“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的口号。6月11日，他又组织《新青年》同人并亲自参加到北京街头和群众聚会场所去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这个宣言提出了取消密约、免除徐树铮等军阀职务、言论集会自由和“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的要求，并说：“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19】
6月11日下午2时，陈独秀因在“新世界”游艺场（前门外珠市口西）散发这个《宣言》而被便衣警察捕去。同日夜间，《新青年》编辑部（即陈的住宅）被搜查。
陈独秀的被捕，引起学生界、思想界的极大震动。各界人士纷纷发表通电、宣言，积极营救。青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认为陈是“思想界的明星”，并说：陈的被捕，决不能损及他勇敢宣传新思潮的精神。
陈独秀在狱中83天，始获释放。当陈独秀出狱的时候，《每周评论》已经停刊（被军阀政府封闭）。但是，这时的新文化运动由于爱国政治运动的推动，发展到更高的阶段。“五四”后，宣传新思想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达数百种之多；研究和从事社会改造运动的社团，在各地区纷纷出现。由为数不多的启蒙思想家们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开花结果了。正如李大钊在《欢迎独秀出狱》的诗中所说：
从前我们的“只眼”【20】忽然丧失，
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
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
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
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惜，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
好象花草的种子，
被风吹散在遍地。
在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前后，陈独秀的思想有了很大发展，也开始懂得了一些阶级斗争的道理。但总的说来，在1919年，民主主义仍然是陈独秀思想的主流，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并没有在他的头脑中破产。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还是走西方的道路？在他的思想上还是比较模糊的。1919年11月，陈独秀写《实行民治的基础》，仍然说：“我们现在要实行民治主义，是应当拿英美做榜样。”
1920年春，共产国际派代表到北京，和李大钊建立了联系。经过李大钊的介绍，共产国际代表到上海，和陈独秀等人会见，交换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研究了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这时，陈独秀已由北京回到上海，《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他移回上海）。同年夏，陈独秀等人建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由他分别联系函约，陆续在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东京、巴黎等地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具体的历史条件下，陈独秀的思想又有了新发展。在此前后，他写的《劳动者底觉悟》，通俗地解释了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答知耻》和《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分别宣传了剩余价值说；《谈政治》一文则明确地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作用。
陈独秀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建党过程中，有着一定的贡献，但是也暴露了他的一些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例如，他为了反对无政府主义，说明不可抽象地谈反对集中权力，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他为了强调集中，竟把集中权力和群众意志截然对立起来，他在答区声白书中说：“群众心理都是盲目的，无论怎样大的科学家，一旦置身群众，便失了理性。”他认为“有史以来革命成功的，无一不是少数人压服了多数人”，并且说俄国十月革命也是少数人的运动，而中国如果有“一万万人献身社会革命运动”，那也是“一万万人压服三万万人”的运动。
既然这样地看待群众，那么陈独秀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后所具有的家长制作风，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五四”以前，陈独秀对人民群众的觉悟及其作用，是估计得很低的；五四爱国运动的兴起，引起了他对群众力量的重视；但当反对无政府主义时，却又不能辩证地去了解民主和集中的正确关系。这种对个人及人民群众在历史上作用了解的混乱，说明他还没有掌握唯物史观。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并被推选为领导人以后，他的致命弱点还在于他过去的旧民主主义观念没有适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客观现实而改变。在陈独秀看来，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事，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无产阶级的事。既然中国还是民主革命，那么就应该让资产阶级去领导，无产阶级从旁赞助；等到民主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再来领导革命。这种“二次革命论”的观点，在陈独秀1922年发表的《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及1923年发表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中，都表露得非常明显。
历史已经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而陈独秀仍不免袭用一些旧民主主义的观点来看待新事物的发展。这样，他就不能不犯严重的错误了。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发展成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招致了那次革命的失败。党在“八七会议”上，批判了陈独秀的错误路线，并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继续发展他的“二次革命论”，形成了一整套取消主义的“理论”体系，反对党领导的各地武装起义。与此同时，他还同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结，进行分裂党的小组织活动。为此，党中央政治局于1929年11月将他开除出党。此后，他在背离的道路上愈滑愈远，发表纲领，纠集党羽，组成托陈取消派。
历史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的。历史人物的思想和作用也往往呈现着复杂的情况。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像陈独秀这样的人物，并不是罕见的。如德国的考茨基，俄国的普列汉诺夫，都有类似情况。革命导师对这些历史人物所作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当然，陈独秀并不是普列汉诺夫，前者没有后者那样多的马克思主义。应该说，陈独秀直到建党前后，思想仍是很庞杂的。但是，列宁评论人物的历史主义原则，即不因普列汉诺夫的后期错误而否定他的前期功绩，仍然是适用于陈独秀的。毛泽东同志在1936年同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曾说：“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在这个组织中间占主要势力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著名的文化界领袖。我在北大当着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在李大钊手下，很快地发展，走到马克思主义的路上。我对于这方面的发生兴趣，陈独秀也是很有帮助的。在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我和陈独秀讨论着我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在我生活中，这一个转变的时期，可以说陈独秀对于我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21】
“四人帮”歪曲了现实，也歪曲了历史。他们为了篡党夺权，在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在拨乱反正的今天，我们必须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对历史人物给以实事求是的评价：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功就是功，过就是过，既不因功而掩盖其过，也不因过而抹杀其功。只有如此，我们的历史学才能成为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