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清“左”的影响要正本清源——读《周恩来选集》（上卷）【230】
“左”倾思想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危害很大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我们党成立以后，曾多次犯“左”的错误，使革命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失。周恩来同志对纠正“左”的错误，注重正本清源，分析它的表现形式、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正确地提出改正的方法。这对我们今天肃清“左”的流毒，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
“左”倾思想之所以成为我们党内一种危害很大的顽固病症，首先在于一些同志长期存在“‘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错误思想。“左”的错误总是以极端革命的姿态出现，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和貌似宏伟的目标，因而颇能吸引一些党员和群众。一些犯有小资产阶级急性病或有机会主义心理的同志就产生了“‘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思想。
周恩来同志既重视反右，也注意批“左”。他历来认为，在党内和社会上，有“左”就要反“左”，有右就要反右，不能认为“左”比右好。早在20年代，在参加创建旅欧党、团总支部时期，他就在《赤光》第2期上，发表《革命救国论》（1924年2月），一方面批判了“右倾于振兴实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理论；另一方面，也批判了“‘左’倾于毁坏一切、自由行动”的无政府主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一种“左”倾拼命情绪和一股“宁可‘左’一点，不要右了”的思潮，他在1930年9月起草的中共中央给长江局的指示信中强调指出：“你们应坚决反对这一观念：‘左’倾会比右倾好些，在现时只怕右倾不怕‘左’倾。要知右倾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而‘左’倾也同样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的。”（《周恩来选集》上卷，52页。以下凡引自本书，只注明页数。）
“左”倾与右倾在表现形式上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它们都给革命带来巨大的损失。民主革命时期，三次危害很大的“左”倾路线，几乎断送了整个革命事业。在社会主义时期，从50年代后期以后，由于“左”的指导思想，使我们的国民经济一直存在着生产关系脱离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加上林彪、“四人帮”的十年破坏，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肃清“左”的错误影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下很大的工夫，做许多工作。
二
周恩来同志认为，我们党之所以经常会发生“左”的错误，从阶级根源来讲，主要是受小资产阶级的影响。由于我国是一个经济落后、小资产阶级的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份多”（216页），这就使我们党从出生时起就犯了一种冷热病，容易发生“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狂热性”（174页），“容易有‘左’倾情绪”（216页）。
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是根本不同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好走极端，对于革命事业需要长期的努力，缺乏忍耐性，对于“左”的词句有很大兴趣。因此，“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在受了大资产阶级压迫的时候，容易受小资产阶级直接的影响”，“产生了愤慨、报复、拼命的情绪”（216、174页）。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出现的盲动主义，就是这种情绪在党内的反映。在革命情况好转、形势发展顺利的时候，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又容易产生盲目乐观的情绪。1930年，红军在克服了瞿秋白同志的盲动主义以后，利用蒋、冯、阎大战的机会，打了一些胜仗。于是一些受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同志就骄傲起来，头脑发热，认为当时具备了“大干”的条件，结果又犯了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
小资产阶级在思想方法方面的特征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他们在估计主观力量时，“只看到强点而掩盖了自己的弱点”，在“分析敌人的力量时，总是只注意敌人的弱点，或将敌人的某一弱点特别夸大”（55～56页）。在阶级关系的分析方面，小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集中表现为“一是公式化，一是定型化”。所谓公式化，就是离开中国的国情，“教条地搬用俄国一九〇五年反对沙皇和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的公式到中国来，对中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正确地认识，不能分析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把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看成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小资产阶级一样。所谓定型化，是把人定死了，不懂得人是会变的”（167页）。“在转变的关头看不到变化”（209页），“把昨天是敌人而今天可能成为朋友的人当作敌人”（210页）。小资产阶级的这些思想方法尤其是脱离中国国情，教条地搬用外国经验的公式化的思想方法，在党内反映出来，就构成了在革命性质和任务，以及在政治、军事、组织等问题上的“左”的错误。
小资产阶级在经济生活上是个体小生产者。尤其是在经济落后、小生产者不断破产的中国，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平均主义，有着广阔的社会基础。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成为党内“左”倾思想的理论基础。周恩来同志在批判“左”的错误方面一个重要的贡献，是重视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批判。1928年11月，他在《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一文中就深刻地批判了“不正确的平等观念”，指出这“完全是农民意识均产思想的反映，尤须严厉地肃清”（9页）。在批评立三路线时，他尖锐地批判了李立三同志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革命转变的理论”，指出这种理论“用过早的办法，企图在现在的苏维埃区域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纲”，“这实际上是取消了民主革命政纲之中心的任务”（58页）。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他又进一步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批判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指出，关于怎样从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要看我们将来力量是否占优势和革命发展的程度而定。不能犯急性病”（162页）。周恩来同志上列论述明确地区分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阶段论与“左”倾的“不断革命论”、科学社会主义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界限。实践证明，在肃清“左”的影响的过程中，批判各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是十分重要的。长期以来，我们在思想理论战线方面的一个错误就是忽视对各种冒牌社会主义的批判，把农业社会主义当作科学社会主义，使很多党员和干部用小生产者的平等观去理解社会主义，用主观意志代替客观经济规律来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工作中的问题，使“左”的错误不断发展起来。今天，我们必须牢记这些沉痛教训，在批判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同时，批判小资产阶级思想，学习科学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经济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三
周恩来同志不仅深刻地论述了“左”倾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社会根源，而且正确地阐述了纠正“左”的错误的方针、方法。
周恩来同志认为，纠正“左”的错误必须对它进行“彻底的揭发与批评”（55页）。党采取正确的方法，克服本身的错误，不仅不会损害自己的光辉形象，而且会更加发展和壮大起来。历史证明，“我们党内曾经有过不少的错误，有过不少犯错误的分子，但是我们党正是在反对和克服这些错误的斗争中成长起来，党的思想才趋于一致，党的组织才趋于巩固。”（140页）
周恩来同志认为，纠正“左”的错误和各种错误思想，“主要的还在批判一切机会主义的观念，使全党同志有明白的认识”（9页），而不要太着重个人的责任。
周恩来同志一贯主张在批评“左”的错误时，应该实行治病救人的方针，反对党内斗争扩大化。他对历次整风、整党运动都反复强调“整党审干，必须采取严肃而又谨慎的态度”，提倡发扬“循循善诱耐心说服的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296、181、132页）。他认为，对党的基本状况要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对任何党员也要有一个基本的估计。那些“屡犯而不肯改的人，自然会被党所唾弃”（140页）；对那些犯错误而肯改的人，“对许多思想上作风上确有问题的同志，不应采取排斥的态度，而应采取信任他们又抓紧做他们工作的态度”，“称赞其对的方面，批评其坏的方面”（287页）。周恩来同志所阐述的整风整党的基本方针，对于今天我们纠正“左”的错误，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研究历史经验，肃清错误思想的影响，“要有合乎历史实际情况的眼光，要有今天整风的思想方法，两者缺一，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157页）。因为如果没有整风的思想方法，不开展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那就不能正确认识过去的错误，而会重蹈历史的覆辙；同样，如果没有合乎历史实际的眼光，对于产生错误的原因和环境不作全面分析，那也不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总之，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即：“事实是对的，就说对，不对的，就说不对，结论放在后面”（157页）。
无产阶级要避免或少犯“左”的错误，最重要的是要“把中国的情况搞得很清楚”（162页），使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践结合起来。周恩来同志指出，我们党在六大以后，又犯了“左”的错误，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把中国的情况搞得很清楚”，使“有些根本问题没有得到适当的解释”（162、55页）。为了从根本上摆脱“左”的思想的束缚，我们必须具体研究中国的情况。“什么是中国的情况？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上农业占主要地位，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社会是两头小中间大，政治上是军阀战争，国家的不统一，历史上有不断的农民战争”，“如果分析了这些问题，就可得出中国革命的主要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162页）。周恩来同志反复强调：“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中国胜利实现，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做许多艰苦的具体工作”（340页）。
周恩来同志严于责己。他在批评“左”的错误时，总是把自己摆进去。对于自己的过失和错误，认真作自我批评，不厌其烦地循循善诱地提出来，使大家受到教益，而不是自以为是，自封一贯正确，更不是文过饰非，诿过于人。他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所作的《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就是一个范例。这正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肃清“左”的错误的影响时应该采取的态度，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优良作风和高尚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