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晚年，人们会把经历过的磨难幻想成小小的生活波折。比如好斗的儿子恐吓父母多年，但在父母的回忆中，儿子是个自信而有执行力的年轻人，他当初只是处于狂热的冲动期而已——“谁没有年少轻狂过呢？”总之，在回忆中，我们会扭曲事情的原貌，使过去变得符合自己的期望。否则，生活也许会艰难很多。
自我认知也立足于从孩提时期或青年时期开始的记忆。问题是，记忆的可信度有多高？自我认知又有多少是真实的？
在前几章中我们已经说过，记忆是非常不靠谱的，这种不靠谱有一个典型的表现，那就是“美化”。那些不舒服的、尴尬的、受伤的，或者很丢人的经历，会经过心灵的“美化”，变成另一种经历。一开始，我们或许还会对这个美化过的版本抱有怀疑，但在短暂的“回忆”之后，这种怀疑会变得越来越稀薄。同时，不管我们多么希望保持诚实，都不可能再客观地描述过去。我们在“回忆”中把过去弄丢了，而美化了的版本会完全代替原本的事实，从而成为新的、美好的“事实”。
准确地说，记忆只能记录部分事实。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过滤器”，它决定了一个人能记住什么、什么东西能触及意识层。所以，一件事是否重要，或者说是否符合一个人的自我认知，在其进入意识曾之前就已经确定了。
被扭曲的虚假信息、诱逼性质的问话，或者别人展示了某件事的另一面，这些都会在我们脑海中形成歪曲的记忆。
埃里克的回忆——在2004年4月份的全民公决中，如果不是来自土耳其的定居者的反对，塞浦路斯已经重新统一了！而事实是，具有希腊血统的塞浦路斯人以绝对多数反对统一方案，使得统一的进程再次搁浅。但是，埃里克始终不相信自己深爱着的希腊人会破坏统一，直到现在，他仍讲述着“土耳其人破坏塞浦路斯统一”的故事。
很多虚假的记忆是无害的，也不会带来什么不好的结果。某段孩提时代的记忆是基于真实的回忆，还是看到照片后“编造”出来的，抑或是来自亲戚的描述？我们很难说清。
多年后，当与小时候的伙伴们重逢时，大家会重温起那些过去的经历，而我们会发现，尽管每个人都相信自己记忆中的历史是准确的，但对有些情节的回忆却出现了巨大的分歧。
记忆是可以被创造的
在一个实验中，参与者被亲人们告知自己在五岁时曾走丢，地点是某个大商场。事实上，他们在孩提时代都没有这样的经历。然而，经过实验组织者的添油加醋——走丢后不停地哭，最后在一个老妇人的帮助下找到了家人——29%的参与者在听到虚构的故事后表示，自己或多或少地“记起”了一些情景。当我们受到有关某件事的生动暗示时，即使那件事是凭空捏造的，也能使一部分人相信自己确实经历过那件事。
在深入研究中，我们还发现，当真实与虚构混杂在一起时，虚构的记忆时常重复出现，甚至比真实的经历还要清晰。
在另一个实验中，参与者受到的暗示是自己曾在婚礼上将潘趣酒洒在新娘的礼服上。经过一番“回忆”，一些参与者“想起”了当天的细节：那个婚礼是露天举行的，人很多，大家开心地跑来跑去，碰倒了什么东西，自己也被撞了一下，于是酒就洒了。
记忆是可以被“创造”的，而现实与臆造的现实差异之大，从一位年轻妇人的事件中可见一斑。她深信自己两度怀孕并流产，后来证明这些都不是事实——她仍是处女。但可以确定的是：没人能完全客观、真实地回忆过去；每段存在于脑海中的、或长或短的记忆，都存在些许不确定，过去是有选择性地展现出来的。
我们再来看一个有趣的实验。
组织者将参与者分成两组，分别向他们描述了一系列简单的动作：敲桌子、举起文件夹、折断牙签、十指交叉、转动眼睛。一组参与者按照要求真实地执行这些动作，另一组参与者则只是一边听描述，一边在大脑中想象整个过程。第二阶段，组织者要求两组参与者回忆之前的动作。最后一个阶段，参与者需要回忆，在第二阶段的回忆中，哪些动作是真实发生过的。结果显示：参与者越是经常想象没有发生过的动作，以后就越有可能认为自己真的做过这些动作。
当很多人都反复声称某件事确实发生过时，人们就有可能形成错误的记忆。有时，我们坚信自己没做过，但别人都说：“你做了，我看见了！”于是，很多人开始怀疑：真的是我记错了？如果被指责的是坏事，我们甚至会因此产生负罪感。
所以，要往大脑中植入一段记忆是相当简单的，轻微的社会压力就能使一些人把想象的“事实”进行扼要重述，并创造出一段臆造的记忆。
在法庭上，面对来自外界的压力，例如不间断的盘问，被告可能会因为过度紧张而错误地供认。这种事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
5.对自己说谎，让内心平衡
你失掉的东西越多，你就越富有，因为心灵会创造你所缺少的东西。
——[法国]罗曼·罗兰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认为，人的行为是两种或更多的观念、信仰、价值观、态度等在内心激烈斗争、对立统一的结果，他称之为“认知失调”。相互失调的认知因素会引起人们的心理上的紧张，并产生不愉快体验，他将其定义为“失调感”。例如，一个喜欢吸烟的人读了一篇解说吸烟可能导致患肺癌的文章后，心理体验会产生不愉快，因为“我平时吸很多烟”和“研究表明吸烟很可能引起肺癌”这两个认知因素产生了冲撞，失去了协调。
认知因素的矛盾程度以及对个人的重要性，决定了失调感的程度。想要减轻或消除失调感，也主要是从矛盾的两个认知因素着手的：
改变其中一个认知因素，使其与另一个认知因素协调。
采取新的行动。
收集新的认知因素，重新调整认知系统。
改变认知因素的重要性。
说得直白一点儿，消除认知失调，就是通过对自己说谎，使两个矛盾的认知因素相互妥协。例如：一个被迫下岗的人对老朋友说自己很享受这样悠闲的生活；一个受尽压榨、侮辱的员工说自己很喜欢那份工作，而且老板人还不错；一个按部就班、不敢创新的人说自己追求的是平淡和简单；一个讨厌工作的女人婚后辞职，因为她要照顾家庭和丈夫。
按照费斯廷格的观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般对自己的心理活动状态缺乏明确的意识，自然也无法察觉到自我欺骗的存在。如果你对此仍有疑虑，我们不妨来看一个更加具体的经典实验。
参与者们先做一个小时的枯燥乏味的绕线工作，而在离开工作室时，实验组织者请他们告诉等在外面准备参加实验的人（其实是实验的助手）“绕线工作很有趣”，从而得到了1美元或20美元的酬金。然后，组织者请参与者填写一张问卷，以了解参与者对绕线工作的真实感受。结果，得到20美元酬劳的人觉得“很无聊”，而酬劳不高的人则觉得“很有意思”，甚至变得喜欢这个工作。
费斯廷格和他的团队对此进行了解释——
当参与者对别人说“绕线工作很有趣”时，其实是心口不一的。他们的大脑中有两个认知因素，即“我不喜欢这个工作”和“我对别人说这很有趣”，这两者产生了矛盾。为了消除心理上的失调感，他们就要想办法使自己的行为合理化。
得钱多的（20美元）人看在高额酬金的分儿上，认为说这样的小谎能得到切实的利益，是值得的，以此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从而削弱了心口不一带来的失调感。而对得钱少的（1美元）人来说，同样的理由显然很难为自己的行为开脱——为了这么点儿钱就说谎，他们会觉得自己傻到家了。因此，失调感带来的心理压力让他们重新审视两个认知因素。其中，已经做过的事是很难收回的，而对自己的态度的认识，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改变。所以，这些人宁愿相信“绕线工作很有趣”，不知不觉中就提高了对绕线工作的评价，新的认知因素“我比较喜欢绕线工作”和“我对别人说这很有趣”就协调了。
消除心理上的失调感的需求就像饥饿一样，是一种十分强劲的动力，尽管非常隐秘，但能为我们找到心灵上的平衡点，让我们享受幸福快乐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