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的领导人之一宋教仁，是早年华兴会的创立人之一。1908年，他跟谭人凤一道，在上海建立了中部同盟会，为推动两湖和长江各省起义的指导机关。他经常用“桃源渔父”的笔名，在上海《民权报》发表文章，鼓吹民主革命。南京临时政府组织时期，他以湖南代表转任临时参议院议员。
当革命军各省代表会议讨论政府组织法的时候，宋教仁主张仿照法国内阁制，总统不负实际责任。有人认为，他跟黄兴的关系较深，想拥戴黄兴为总理，掌握临时政府的实权。又有人说，他颇想自为内阁总理。内阁制的主张，跟孙中山所制定的革命方略不相符合，因此不为大多数同盟会会员所接受。代表会议决定，临时政府不设内阁总理，各部总长均对总统直接负责，实际上是仿照美国的总统制。
1912年1月3日，各省代表会议通过孙中山所提临时政府的组成人员名单如下：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黄兴，外交总长王宠惠，内务总长程德全，财政总长陈锦涛，海军总长黄钟英，司法总长伍廷芳，实业总长张謇，教育总长汤寿潜。以上人员，大部分为同盟会会员。孙中山原提宋教仁为内务总长，因宋太露锋芒，不少代表认为他有政治野心，竟不予以通过。孙中山只得改提程德全为内务总长，仍兼江苏都督；改任宋为总统府法制局长。此外，黄钟英是率领长江舰队在九江起义的海筹舰舰长。汤寿潜后改交通总长，其教育总长一职，改由蔡元培担任。汤的原有浙江都督一职，初由蒋尊簋继任，后又让予攻克南京有功的朱瑞。张謇、程德全、汤寿潜三人均为立宪派或接近立宪派的人物。在此之前，北方袁内阁已发表张謇为农工商大臣，孙中山又把他吸收进来，说明立宪派在南北对峙的局势中，当时颇为双方所重视。同盟会和立宪派均同意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型，以国会为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但在全国未统一、普选无法进行的过渡时期，先由革命军各省推举代表组成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职权。1月28日，临时参议院在南京宣告成立。临时参议院议员每省三人，由各省都督及咨议局共同选派之。事实上各省所派参议员，大多为参加各省代表会议的代表，临时参议院不过是代表会议的变名。值得注意的是，咨议局本是清政府的工具，又是立宪派在君主立宪运动时期进行合法斗争的大本营，现在国体改建共和，而这个旧工具仍然拥有地方立法和产生国家立法机关代表之权，因此过渡时期的革命政权就有民主革命派和立宪派两种势力的并存，同盟会的领导权显然被削弱了。
关于国都的问题，孙中山主张定都南京，此案竟被临时参议院否决，仍决定以北京为民国首都。黄兴为此大怒，竟欲派兵监视复议。孙中山提交复议时，亲自出席作了说明，临时参议院才又变更决议，同意以南京为首都。
关于国旗的问题，孙中山主张用同盟会在南方起义的青天白日旗，此案又被否决。临时参议院议决用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理由是五种颜色代表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象征五族共和，取义非常完美。孙中山认为“取义不合”，咨交复议。临时参议院竟又予以否决，理由是青天白日旗为同盟会一党所用的旗帜，不能代表各方面，而五色旗则为湖北首义之区所用，业已通行各省，不应有所变更。这个问题反映非同盟会议员反对同盟会的领导，以武昌起义为民主革命的起点，否定同盟会在武昌起义前领导多次革命的功绩。根据议事条例，总统对于议会的决议，如有不同意见，只能提请复议一次，如议会坚持原案，总统即不得再有异议。五色国旗就是这样定下来了。
关于外交问题，同盟会与非同盟会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认为，过去太平天国和义和团之所以失败，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干涉，此次革命能否胜利，也以能否避免帝国主义干涉而定。正是由于这种崇洋恐外的心理，所以同盟会成立的初期，其政治纲领只提推翻清政府而不敢触犯帝国主义。武昌起义后的第三天，湖北都督府备文通知汉口领事团，对于清政府与各帝国主义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一概予以承认，目的在于承认他们的既得权益，以交换他们对于中国革命的不干涉。革命军中央政府尚未成立时，独立各省即首先推定伍廷芳、温宗尧二人为外交代表，以便跟帝国主义各国打交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的第二天，又发表了由伍廷芳起草的对外宣言，重申尊重一切对外条约，决不有所变更。这种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和妥协的政策，同盟会和立宪派都认为弱国外交，理应如此。这种政策究竟换来什么好处，这里有必要详细说明一下。
帝国主义对待中国的政策，在具体策略方面是随着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而有所改变的。义和团反帝运动后，他们认识到中国人民是不可被征服的，如果他们直接驻兵镇压，必将葬身于中国几亿人民的熊熊烈火之中，因此他们被迫放弃了瓜分中国的既定方针，转而扶植清政府，利用清政府作为他们间接统治中国的工具。但是，由于清政府腐朽无能，中国革命飞速发展，清政府已陷于无可挽救的地步，所以，武昌的炮声一响，帝国主义不敢公开干涉，10月13日，汉口领事团奉北京公使团之命，对中国交战双方宣布中立。其实，他们在中立的幌子下，从来没有一天停止过对中国民主革命的进攻和破坏，只不过是改公开干涉为幕后活动而已，其中以英、美、日三国的阴谋活动为最多，所起的作用也最大。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武昌起义后，日本认为这不过是太平天国、义和团“暴乱事件”的重演，正是日本趁火打劫的大好机会。日本政府表示支持清政府，愿意出兵代为平乱，而以割让东三省为出兵条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所组织的所谓民间团体，如黑龙会的领导人头山满之流，则伪装同情中国革命，经常与同盟会保持联系。这是日本朝野反动派共同表演的两面手法。其实，黑龙会一向鼓吹日本的“大陆政策”，旨在侵略中国，过去曾经促进日本政府吞并朝鲜，这样一种军国主义性质的团体，当然不会同情中国的民主革命。它之所以伪装同情，其目的无非是鼓动中国内战，制造中国分裂，为日本政府的军事干涉作开路先锋而已。
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日本应其同盟国英国的要求，出兵最多。武昌起义后，它又借口地理关系，要求欧美列强委托它就近出兵中国，保护各国侨民。日本政府已动员第十二师团枕戈待命，目的在于实行军事占领。但是，日美两国在中国问题上各有野心，日本对美国不能无所顾忌。武昌起义后的第十二天（1911年10月22日），日本政府照会美国政府，探询美国对于日本出兵中国保护外侨的意见，并且提出了支持清政府和促进中国推行君主立宪制的两项主张。12月18日，日本驻美代办奉命又致美国国务卿一个节略，认为“中国革命党绝少维持其占领区治安之望，中国人无实际运用共和制度之能力，而清政府欲恢复其固有之权威，亦不可能”。因此建议“建立名义上的清朝政权在中国之统治，而消除共和之幻想”。
同一时期，英国政府却以调和南北为名，在中国舞台上大变戏法，邀请日本参加。日本政府公然提出以促进君主立宪为参加条件。12月23日，日本政府公开警告袁世凯：“日本决不承认中国改建共和！”
日本政府公开站在清政府的一边，当时论者认为，它是一个君主立宪国，害怕中国变更政治制度，影响日本政局。这是一种隔靴搔痒之谈。它所害怕的是，中国如果改建共和制，将日益走上富强的道路，对日本不利，所以它在清政府与革命军之间，是站在腐朽势力的一边，而与进步势力为敌的。
美国政府的态度与日本不谋而合，同样主张保存腐朽透顶的封建王朝，以便控制中国。但它坚持各国采取共同行动，反对日本单独出兵。它对日本政府10月22日所提的照会，迟至12月21日才作回答，劝其“静待南北议和之结果”。革命军方面，一开始就对美国抱有幻想，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民主共和的先进之国，中国由君主制改建共和制，美国政府一定会首先给以支持，对美国的外交办好了，对其他各国即可迎刃而解。所以，革命军方面先后起用亲美分子伍廷芳、王宠惠办外交，其目的就是要争取美国的同情和支援。1911年11月11日，伍廷芳以革命军外交总代表的名义致电美国公使嘉乐恒，请其劝告清帝退位。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外交总长王宠惠首先电请美国政府承认中华民国。但是，革命军和南京临时政府都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他们没有懂得，美国政府所关心的不是政治制度的异同，而是从它的侵略利益着眼，对于落后国家的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它总是站在旧的一面，以便从反动派的手中榨取更多的东西。因此，革命军虽请亲美分子同它打交道，它却冷冰冰不予理睬。美国与日本有矛盾，所以它的远东政策不能不跟着英国走。美国本来打算支持清政府，后来英国提醒它，清政府这个烂摊子已经摆不下去了，而用袁世凯代替清政府，仍然是用中国的旧势力对抗新势力，对他们在中国的特权不但毫无损害，而且更有保障。美国政府这才恍然大悟，从此也积极展开支持袁世凯的外交活动。
当时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拥有最大的特权和势力范围。武昌革命一开始，首先触及到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所以当时英国的外交把中国问题摆在首要地位，英国外相与驻华公使之间，每日电讯往返频繁。英国外交向来采取实用主义，英国公使朱尔典又在中国任职多年，对于中国情形非常熟悉。朱尔典早已看出清政府的命运好比风中残烛，早晚必被中国人民推翻，如果继续予以支持，它不但不能为英国的利益服务，反将成为英国在远东的沉重负担。大家知道，帝国主义对待他们的工具，总是反脸无情的，当其失去工具效用之日，即一脚踢开而代之以新工具，丝毫不加怜惜。朱尔典早已物色到一个代替清政府的新工具，多年来摆在夹袋之中，现在到了需要换工具的时候，他便把这张底牌抛将出来。
前文表过，北洋军占领汉口后，英国驻汉领事奉朱尔典之命，于11月11日介绍袁的使者刘承恩渡江试探和议。北洋军占领汉阳后，12月1日英国领事又直接出面向革命军建议停战议和。当时北洋军对革命军打打停停的做法，是英国人与袁世凯表演的双簧合唱，而导演者则为英国人。11月30日，革命军各省代表会议是在汉口的一家英国洋行里召开的。12月18日，南北代表的和平会议又是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举行的。市政厅对面就是老闸区巡捕房，在和会召开时期，租界当局派了大批巡捕和“包打听”，在南京路自浙江路口至西藏路口一带，施行临时交通管制，市政厅门前派有英籍捕头站岗，其附近地区则派马队往来巡逻。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每天和会开会之前或散会之后，南北代表所乘的每辆汽车，均有英籍巡捕二人佩带手枪，站在车门外踏板上，严密加以保卫。北方代表团所住的沧州别墅，不分昼夜都有巡捕往来巡逻。12月20日，南北代表对停战区域问题发生争论，当天即由以英国领事为首的六国领事团传达六国公使的意见，劝告双方代表以互让精神谋求解决。自从上海和会召开以来，朱尔典每天都有电报向英国外交部汇报和会的一切动态，其内容之详尽，远远超过中国有关方面所搜集的资料。英国外相接到汇报后，每天都有回电，给以明确而又具体的指示。英国导演中国的“南北和”，跟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相左，几乎影响到英日同盟的关系。英国政府对中国内政如此关怀，对南北和议如此大费周章，对南北代表的人身安全又如此保卫周密，是否英国政府抱悲天悯人之怀，为排难解纷之举，力图拯救中国人民免于刀兵之厄呢？是否朱尔典要帮老朋友袁世凯的忙而不惜全力以赴呢？这个问题不问可知，就没有加以解释之必要了。
当时，除上述三国而外，其他帝国主义也都不是置身事外的。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向俄皇建议，压迫清政府同意举行中俄谈判以解决两国悬案，主要是企图取得俄国对外蒙的绝对控制权。曾经建议成立中、美、德三国同盟的德皇威廉二世，又想邀请美国共同干涉中国革命，美国因与英国一道扶植袁世凯，无意与德国合作。同时，日本报纸登载德国增兵胶州的消息，鼓吹日本出兵占领山东，德国为此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一度引起日德关系的紧张。
尽管帝国主义各国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有所不同，但他们有一共同之点，这就是继续保持和不断扩大他们在中国的种种特权和既得利益。关于这个问题，日本政府曾向有关各国提出：必须取得交换条件，才能承认中华民国。各国对此一致乐从。事实还不止此，日、俄、英三国还偷偷摸摸地举行了一次圣彼得堡会议，成立了一个宰割中国的密约，它们相互承认俄国在外蒙、英国在西藏的特权，而将东蒙划作日本的势力范围。
帝国主义披着中立的外衣，借口避免助长中国内战，相约在南北议和时期，不向南北双方提供任何借款。其实，南方军费困难，希望取得借款，他们拒绝提供，想在财政上迫使南京临时政府不得不向北方谋求妥协，而对北方袁内阁则以“维持北京市面”之名，经常借款予以支持。美国公使嘉乐恒曾经一语道破：“维持袁政权，目的在于打击南方领导之气焰，使之不敢提出过高的要求。”
同盟会和革命军方面，对当时的敌情是怎样估计的呢？他们认为：袁世凯既挟有北洋军的优势兵力，又得到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势力非常强大。他们害怕革命事业重蹈太平天国的覆辙，所以当英国建议南北双方停战议和的时候，他们并不考虑这是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阴谋，立即予以接受。他们还认为，袁世凯是个不讲信义的人，为了保证和平条件不致成为虚文，甚至欢迎帝国主义作为南北和议的公证人。同盟会的某些领导人把帝国主义承认不承认中华民国的问题作为这次革命能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认为他们一天不承认，民国的地位就一天没有保障，亡国瓜分之祸就难以避免。在这些错误思想的指导下，他们对于帝国主义的宠儿袁世凯，就不能不百般迁就，只求其赞成共和，其余一切都好商量。
但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武昌起义后，在很短的时期内，革命军在全国占有“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绝对优势。帝国主义看见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和巨大力量，更非义和团时期所能比拟，这才不得不放弃其对清政府的支持，转而玩弄换马的戏法，以袁世凯代替清政府，以假共和代表君主专制。由此可见，帝国主义不过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在中国人民的面前，高压的手法行不通了，就转而采取欺骗的手法。如果领导民主革命的同盟会能够和广大人民结合起来，不许帝国主义插手中国内政，帝国主义扶植袁世凯的阴谋是不能得逞的。至于袁世凯的方面，其反动势力也并不强大。他所依靠的政治资本不过是北洋六镇，这支反革命武力有的因看守老巢而无法调动，有的已在前方被打得残破不全。而且当时的革命势力已经深入到北方各地区，甚至打进袁的基本武力之内，袁的北方反革命根据地也在风雨飘摇之中。因此，袁所采取的策略是紧紧依靠帝国主义，利用南北议和，争取喘息时间，以便腾出双手来镇压北方此伏彼起的革命运动，巩固其反革命阵地，然后通过帝国主义，压迫南方接受有利于己的和平条件，从而篡夺民主革命的果实。同盟会对敌估计过高，看不见人民的力量，看不见敌人的内部矛盾和弱点，没有认识到袁世凯这个反革命军阀必须打倒而且一定能够打倒，贪图廉价革命，害怕流血牺牲，不惜以最大的耐心和最高的代价去交换袁的假共和。同盟会的妥协态度，助长了袁世凯的政治投机勾当的胜利，适应了帝国主义的需要，麻痹了人民的革命意志，而北方蓬蓬勃勃的革命运动，也因被同盟会抛弃而各个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