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中国教育改革，语文教育改革完全是自上而下，由政府行政部门主导的。由于教育从来就是一个国家行为，因此，这样的主导是必然的，有它的合理性。但却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缺乏自下而上的民间改革力量的支持与制约；二是政府行政部门运用自己的权力主导教育改革，这个权力应使用在什么范围，要不要有所限制。这就是王尚文先生在《求同存异，致力于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一文中所提出的，《课程标准》这类指令性、权威性的文件，它究竟应该管什么，不应该管什么。在我和王尚文先生，以及许多朋友看来，《课程标准》只需要、也只能管住一个，就是提出语文教育质量的国家标准。其实简单说起来，就是三条，一是情感，要热爱母语，理解、感悟汉语言文字的特点；二是能力，运用母语的听、说、读、写的能力；三是习惯，学习语文的习惯，语言文明的习惯。我相信，这三条，是能够成为大家的一个共识的。《课程标准》应该用准法律的形式把它明确下来，并把它具体化，提出阶段性的指标，最后通过国家考试的办法进行考核，检查各个学校的语文教学是否达到了这些质量标准，培养出来的学生是否合格。至于依据什么教育理念，遵循什么教育原则，使用什么教材，采取什么教学方法，来达到这样的教育标准，应该由学校和教师自主决定，也就是在统一教育标准以后，给学校和老师以充分的实践、试验的选择权、自主权。这就用得上“不管黑猫，白猫，逮着耗子就是好猫”的原则，只要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切切实实提高了，学生的学习习惯、语言文明习惯真养成了，就是高质量。至于通过什么途径去提高语文能力，培养语文习惯，应该让学校和教师各显神通，国家及各级行政部门根本不用管。在我看来，我们现在的问题，正在于国家对语文学科的性质、教学原则、方法这些学术争论的问题，需要在教学的不断实践中解决的问题，通通作出了统一的、硬性的规定。由于《课程标准》所特具的准法律的性质，执行不执行这些统一规定就和权力和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本来是正常的学术分歧和不同意见的争论，这些年却演变成输赢之争，生死之争，蜕化成“党同伐异”的利益之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而且，在学科性质，教育原则、方法这些问题上，本来就有不同意见，现在硬要统一，就只能是对《课程标准》规定的性质、原则、方法，各作解释，各取所需，或并不理解，就盲目追随，进而推至极端：这也是这些年语文教育思想混乱，造成基层教师无所适从，纷纷惊呼“不会教书了”的根本原因所在。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任何一个学术观点、教育思想，它的合理性，只能在教学实践中，逐渐得到证实，逐渐被接受，被推广，同时又在不断被质疑和教学实践的检验中不断得到修正和发展。它的生命力就在这里，它或它的某些思想原则一旦被国家权力置于“统一标准”的地位，就面临被扭曲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