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农主义学说中，地主用来改良土地的土地费用，也被称为生产性费用。全部的费用及其利润，将会变成更多的地租返回地主手中。而在地租交给地主之前，教会不得征收什一税，国王也不得进行征税。因为那样的话，就会妨碍土地的改良，最终妨碍教会什一税的增加和国王税收的增加。在正常的状态下，这些土地费用除了生产出自身的全部价值外，还能在一段时间以后再生产出地租这种纯产物，因此，它也被称为生产性费用。
重农主义学说，只将地主的土地费用、农民的初始费用及年度费用这三种认为是生产性费用。其他所有费用，即使在其他所有阶级人民看来都是最具有生产性的，也不能被认为是生产性的。
比如，人们一般都认为，工匠和制造者的劳动能够极大地促进土地原生产物的价值。然而，在重农主义学说中，工匠和制造者却被认为是最不具有生产性的阶级。有人说，这是因为他们的劳动，只能偿还雇佣资本并提供利润。雇佣资本是指雇主维持他们生计，以及为他们的原材料、工具和工资支付的费用。
而他们的劳动所提供的利润，是用来维持雇主的资本的。总的来说，雇主负担了雇佣资本以及维持自身所需的维持费。这些维持费，一般是和他产品价格上所获得的利润成比例。如果产品价格不够补偿这些维持费和雇用资本的话，那么也就显然不能使雇主收回其投入的全部费用。因此，制造业资本的利润与土地地租不一样，它在补偿全部费用以后没有剩余产物。虽然农民和制造者一样，资本可以为资本所有者提供利润，但农民的资本还可以提供一个额外的地租，而制造者的资本却不能。因此，用来雇用农民或农村雇佣劳动者的费用是生产性费用，因为它除了生产出它本身的价值外，它还可以生产出一个新的价值———地主的地租；而用来雇用并维持工匠、制造业工人的费用，完全不是生产性的费用，因为它只是生产出了它自身的价值，而没有生产出新的价值。
商业资本和制造业资本一样，也只是生产了它自身价值，而没有生产出新的价值，因此也不具有生产性。商业资本的利润，只是使投资人收回了其在投资期间或者收得报酬之前所垫付的费用而已，也就是对投资费用的一部分补偿。
工匠和制造业工人在劳动时，要消耗一定的土地生产物。因此，虽然他们的劳动能够增加土地原生产物某些特定部分的价值，但是不会增加土地原生产物全年产量的价值。因为，他们对这部分产物的增加，刚好被他们对那部分产物的消费所抵消了。因此，无论什么时候，他们的劳动都不会增加土地生产物的总价值。举个例子，制造花边的人，有时会将价值一便士的亚麻提高到三十镑来出售。表面上，制造者将一部分原生产物的价值提高了约七千二百倍，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增加原生产物全年产量的价值。因为制造这种花边大概需要花费他两年的劳动，他所卖得的那三十镑，只是补偿了他这两年所花费的生活资料。也就是说，他的劳动所增加的亚麻价值，只是补偿了这段时间他自身消费的价值。因此，无论什么时候，他都没有增加土地原生产物年产量的总价值。他继续生产的价值，总是与他继续消费的那部分原生产物相等。一般来说，只有非常贫苦的人，才会被雇用到这种花费多又不是很重要的制造业来工作。
并且我相信，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制造出来的制造品价值，并不会大于他们生活资料的价值。然而，对于农民和农村雇佣劳动者来说，情况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劳动不仅可以补偿自己的全部消费，以及维持工人、雇主的全部费用，还可以继续生产出地租的价值。
重农主义学说认为，工匠、制造业工人和商人，只能靠节俭来增加社会的收入和财富，或者说只能靠节省自己的一部分生活资料来增加社会的收入和财富。而他们每年再生产的，也只是这种生活资料。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每年不节省一部分，或者说不克制自己一部分的享受的话，他们的劳动就根本不会增加社会的收入和财富。与此相反，农民和农村雇用劳动者，不仅可以享受自己全部的生活资料，还可以增加社会的收入和财富。也就是说，他们的劳动不仅能给自己提供生活资料，还能提供地租这种纯产物；而地租的增加，又必然会增加社会的收入和财富。在法国和英国，地主和耕作者占了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因此，那里的人们依靠辛勤的劳动和积极的消费就能富裕起来。相反，在荷兰和汉堡，商人、工匠和制造业工人占了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因此，那里的人们只能依靠节俭和克制享受来使自己富裕。由于这种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利害关系，不同国家人民的性格也就很不相同。在前一类国家中，人民的性格大部分是宽容、坦诚和友爱的；而在后一类国家中，人民的性格会比较狭隘、自私和卑鄙，甚至厌恶所有的社会性娱乐。
总的来说，土地所有者和耕作者这两个阶级，维持着商人、工匠和制造业工人这些非生产阶级。前两个阶级不仅会提供后一个阶级工作的材料和生活资料，还会提供他们工作时需要消费的谷物和牲畜。可以说，地主和耕作者支付了非生产阶级所有工人的工资和所有雇主的利润。说得严格一点，这些工人和雇主其实就是地主和耕作者的“佣人”。他们和家仆的唯一区别是，一个在室外工作，一个在室内工作，但他们都是依靠同一个“主人”来养活的。这些非生产阶级的劳动，都是不具有生产性的，土地原生产物的总价值不但不会因为他们的劳动而增加，反而还会有所减少。
但是，这些非生产阶级对于前两个阶级来说，也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只有有了商人、工匠和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地主和耕作者才能用花费较少劳动的产物去交换所需要的外国货物和本国制造品。如果他们想要亲自进口或制造这些货物或制造品的话，由于不熟练或者不灵活，他们将花费大量的劳动。正是由于非生产阶级的存在，耕作者才能不为其他事务分心，专心耕作土地。其结果，就是耕作者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而更多的产品，不仅能够完全收回他们自己的成本，还能够补偿地主维持这些非生产阶级的全部费用。从商人、工匠和制造业工人的角度来说，虽然他们的劳动本身不具有生产性，却间接有利于土地生产物的增加。正是由于有了他们的劳动，生产性劳动者才得以专心地耕作土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说，依靠非耕作者的劳动，耕作这项业务变得更加容易且更好了。
因此，任何限制或阻碍商人、工匠和制造业工人产业的行为，都是不利于地主和耕作者利益的。只有这些非生产阶级越自由，各行业间的竞争越激烈，其他两个阶级才能够以越低的价格购买自己所需的外国商品和本国制造品。
另一方面，压迫那两个生产阶级，也是不利于这些非生产阶级的利益的。这是因为，土地生产物的剩余物在先维持了耕作者和地主之后，才用来维持和雇用这些非生产阶级。这个剩余量越大，非生产阶级的生活条件才会越好。综上可以看出，使这三个阶级达到共同的繁荣，最简单且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建立完全的自由和平等。
如前所述，在荷兰和汉堡那种商业国家，这些非生产阶级同样也是由地主和土地耕作者的劳动来维持的。不过，和其他国家的唯一区别是：在荷兰和汉堡，大部分地主和耕作者距离商人、工匠和制造业工人很远，也就是说，其实是其他国家的人民，在向这些非生产阶级提供工作材料和生活资料。
不过，对其他国家的人民来说，这些商业国家也是非常有用的。当其他各国由于本国政策的某些缺陷，不能在本国找到足够的商人、工匠和制造业工人时，这些商业国家正好为他们解决了这一问题。
因此，任何妨碍或抑制这些商业国产业的行为，例如对商业国的贸易或供给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都是不利于那些农业国利益的。高额关税会提高这些商品的价格，从而减低农业国土地剩余生产物的真实价值。最后，这种关税所起到的作用恐怕就只有一个，那就是阻碍了农业国剩余生产物的增加，从而阻碍了土地的改良和耕作。相反，使这些商业国在贸易上享有最完全的自由，不仅是提高剩余生产物价值，增加剩余生产物，并促进国内土地改良和耕作的最佳手段，也是在适当时期弥补国内工匠、制造业工人和商人不足的最佳方案。
在农业国，当土地剩余生产物经过一段时期的增加后，继续进行土地的改良和耕作时，其所创造的一部分资本就不能获得平均利润率。这部分资本，便会转而用来雇用工匠和制造业工人。那么，国内的那些工匠和制造业工人，就能够在国内获得工作的材料和生活资料。与商业国同类的工匠和制造业工人相比，就算他们的技术和熟练程度还不够，他们也同样能够制造出价格低廉的制造品。因为在那些商业国，工匠和制造业工人必须从很远的地方运来所需的材料和生活资料。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他们缺乏技术和熟练程度，虽然不能和商业国的工匠和制造业工人一样制造出价格低廉的制造品，但是在国内市场上，他们也许能以同样低廉的价格出售自己的商品。并且，当他们的技术和熟练程度得到提高之后，他们便能以更低廉的价格出售自己的商品了。
这样一来，这些商业国的工匠和制造业工人就会在那些农业国的市场上遇到竞争者，不久他们也只能低价出售自己的商品，并且不断地被挤出市场。随着技术与熟练程度的不断进步，农业国的这些价格低廉的制造品，将会在适当时期被推广到更多的国外市场，并且以同样的方式，慢慢地将这些商业国的许多制造品挤出市场。
同理，农业国的生产物和制造品经过一定时期的增加后，国内农业或制造业上的一部分资本也不能获得平均利润率。这部分资本，也会转而用来投资到国外贸易上，将国内市场上不需要的过剩生产物和制造品运往外国。就像前面所述的，相对于商业国的工匠和制造业工人来说，农业国的工匠和制造业工人的地位更有优势。同理，相对于商业国商人，农业国商人在本国生产物国外贸易中也更有优势。这是因为，商业国商人必须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求货物、原料和食品，然而农业国商人在国内就能找到这些东西。因此，即使农业国商人的航海技术拙劣，他们也能和商业国商人一样，在外国市场上以同样低廉的价格出售自己的商品。当航海技术相同时，农业国商人便能以更低的价格在国外市场出售商品了。这样一来，在国外贸易中，农业国商人不久就能和商业国商人竞争；并且在一段时间以后就能将那些商业国商人挤出市场。
综上所述，对所有其他国家的工匠、制造业工人和商人给予最完全的贸易自由，是农业国培育本国的工匠、制造业工人和商人的最好方法。这样做会有两个有利的结果：一是提高本国国内剩余土地生产物的价值；二是由于剩余生产物价值的不断提高，国家不久就可以拥有一大笔资金，从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逐渐培养出国家需要的各种工匠、制造业工人和商人。
与之相反，如果农业国用高额关税或禁令的方式限制外国贸易的话，那么它自身的利益也一定会在以下两个方面受到阻碍：一、这种限制会提高所有外国商品和制造品的价格，则与外国商品相交换的本国剩余土地生产物的真实价值必然会下降；二、这种限制使本国商人、工匠与制造业工人在国内市场占有垄断地位，从而使工商业利润率高于农业利润率，原来投入农业的部分资本被吸引到工商业去了，或者说是本来要投入农业的那部分资本转而不投入农业了。因此，这种限制政策对农业的阻碍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降低了土地生产物的真实价值，从而降低了农业利润率；另一方面是提高了所有其他资本用途的利润率，从而与有利可图的商业和制造业相比，农业成为利益较少的行业，于是每个人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都尽量会把资本和劳动从后一种行业中转到前一种行业。
有人说，与自由贸易的时候相比，农业国的这种限制政策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培养出本国需要的工匠、制造业工人和商人。不过，这种说法还有待证实。即使较快地培养出了这些工匠、制造业工人和商人，也是在时机未到的情况下过早地将其培养出来了。而社会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过快地培养一种产业，必然会抑制另一种更有价值的产业的发展；如果过快地培养那些只能偿还资本和提供利润的产业，就会抑制那些不仅能补偿资本并提供其利润，还能提供纯产物这种作为地主地租的产业的发展；过快地鼓励完全不生产的劳动，就会抑制生产性劳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