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等于增大了银的稀少性（因为一种商品的获得，如果困难加重，费用增加了，就可说它稀少）。这种费用的增加，必定会引起以下三种现象之一：第一，一定会由于银价按正比例增加而取得补偿；第二，一定会由于银税按正比例减少而取得补偿；第三，一定会一部分通过这种方法，另一部分通过另一种方法而取得补偿。三者必居其一，但以第三种现象最为可能。正如金税尽管大减，但和银相比，金价仍然上升一样，银税尽管大减，但和劳动及其他商品相比的银价，也仍然可能上升。
递减的银税，即使不能完全防止欧洲市场的银价上升，至少也会推迟银价的上升。以前那些因不堪重税而中止采掘的矿山，现在也许会因为减税而能够再度开采。这么一来，银的上市量一定会增加很多，并使一定数量的银的价格大大下跌。1736年，西班牙国王降低了银税，使得欧洲市场的银价虽然并未比以前降低，却比银税不减时的价格至少降低了十分之一。
从上述事实和议论来揣测，本世纪的银税虽然降低了，但欧洲市场的银价却升高了很多。我之所以把这种想法叫作“揣测”，是因为我虽然尽力想把这一问题阐述明了，但我仍然不确信它是对的。说实在的，即使银价上升了，其上升程度也是极其有限的。所以，即使我说了上面这些话，恐怕还会有许多人犹疑不决。因为，他们对以往实际银价是否上升过、今日欧洲市场的银价是否仍在下跌这两种相反的情况，都拿不准。
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以下事件。无论金银的年输入量有多少，它终归有一个时期会与其年消费量保持一致。金银总量愈多，金银的消费就越大。有时候，金银消费的增加甚至要远远大于金银总量的增加。金银的价值，必然会因金银总量的增加而减少。
当金银广泛用于各种用途时，使用者就不会那么慎重地爱护它们了，这样就必定会使金银消费量的增长幅度，大于金银总量的增长幅度。因此，当金银的输入不再增加时，金银的年消费量就一定会与其年输入量趋于一致。不过，今日的金银输入仍然还在继续增加。
金银的年输入量，如果在年消费量与年输入量相等之后逐渐减少，那么在一段时间内，金银的年消费量也许会超出其年输入量。这样，金银总量就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减少，从而使金银的价值也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升高。当金银的年输入量不增不减时，金银的年消费量就会在不知不觉中逐渐与年输入量相适应。
怀疑银价持续下跌的依据
欧洲有一个俗见，就是由于贵金属的数量会随着财富的日益增加而增加，所以贵金属的价值就会随着贵金属的增加而减少。可能就是这个俗见，使得许多人都相信欧洲市场的金银价值现在仍在下跌。再加上许多土地生产物的价格至今仍在上涨，所以人们就更加相信这种俗见是正确的了。
前面我已经说过，当一国的贵金属量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增加时，其价值并不会因此而降低。富国是所有奢侈品和珍奇品的聚集地，自然也是金银的聚集地。这些物品之所以在富国聚集，并不是因为它们在富国的售价低于贫国，相反的，它们在富国的售价比贫国高得多。正是由于这些物品在富国可以卖到更多的价钱，所以它们才被吸引到了富国。一旦富国的这种优越性被削减，这些物品就不会再受它的吸引了。
前面我已经努力说明过，除了谷物这类全靠人类劳动生产的植物之外，包括家畜、家禽、各种猎物，以及化石和矿物在内的一切原生产物，其价格都会随着一国财富的增长和技术的改进而增加。所以，即使它们所能换得的白银比以前多，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说实际银价下跌了，也不能说银所能支配的劳动量比以前少了。从这一现象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这些商品的价格上涨。也就是说，跟以前相比，这些商品所能换得的劳动量更多。由于财富的增长和技术的改进，这些商品的名义价格和真实价格都上升了。所以，造成商品名义价格上升的原因，不是银价下跌，而是该商品自身真实价值的上升。
社会进步对三种土地原生物造成的不同影响
土地生产物一共可以分成三种。第一种土地生产物，几乎完全不能依靠人类劳动来增加；其真实价格，可以随财富的增长和技术的改进无限上涨。第二种土地生产物，可以根据需要，通过人类劳动来增加；其真实价格，虽然有时候会大大上涨，但也绝对不会长久地超过一定的限度。第三种土地生产物，虽然能够通过人类劳动来增加，但往往收效甚微；其真实价格，在改良程度相同的情况下，一般会随改良的进步而上升，但也可能会下跌或保持不变，这要看人类劳动在遇到偶发事故时增加这类产物的成效如何。
第一种土地原生物
第一种原生物，其价格只能随着社会进步而上涨，而其数量却几乎完全不能靠人类劳动来增加。这类原生物，不但很容易腐败，其生产量也不能超过自然生产的一定分量，所以根本不可能把各个季节的这种原生物都蓄积起来。这种原生物包括：许多稀少而奇特的鸟类和鱼类、各种野禽野兽等。
随着财富的增加，以及随财富增加而增加的奢侈，人们对这种生产物的需求多半都会增加。但是，这种大量增加的需求却不是人力所能满足的，所以它们的价格就可以随着不断扩大的竞争无限上涨。比如山鹬，即使它成为价格上涨到二十几尼一只的时尚品，它的数量也不可能靠人类劳动而得到大大的增长。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繁盛时期的古罗马人，才会支付极高的价格去购买那些珍贵的鱼类和鸟类。造成这种高价的原因，并不是当时银价的下跌，而是这些稀有珍品本身价值的升高，因为它们的数量不能靠人力随意增加。在罗马共和国没落前后的许多年里，银的真实价值普遍高于欧洲。
罗马共和国在对西西里征收什一税舆时，以每一莫迪斯或一配克小麦值三塞斯特斯（约合六便士英币）来换算。虽然这一价格大概低于其平均售价，但由于西西里农民认为这是一种赋税，所以他们都觉得有义务以这一价格交售他们的小麦。所以，如果罗马人需要从西西里输入不需缴纳什一税的谷物，就须依照契约，为每一配克超过定量的物品加付四塞斯特斯（约合八便士英币）。我想，这七塞斯特斯每一配克（约合二十一先令每夸脱）的价格，应该就是当时的合理价格，也就是当时的平均或普通契约价格。
英国小麦的品质比西西里小麦低劣，其在欧洲市场的售价一般也比西西里小麦低廉。但是，在最近的荒歉年度之前，英国小麦的普通契约价格却达到了二十八先令每夸脱。由此可以推断，以往银价与现在银价的比例一定是三比四，换言之，以往的三盎司银所能换得的劳动或商品的量，和现在的四盎司银所能换得的量相同。
根据历史学家普林尼的记载可知，塞伊阿斯献给女王阿格丽波娜的一只白夜莺，花费了他六千塞斯特斯（合五十镑英币）；阿西尼阿斯·塞纳为了购得一尾红鱼，不惜花费八千塞斯特斯（合六十六镑十三先令四便士英币）。光是这种记载，就足够让我们为这些奇贵的价格而感到惊绝。不过，在我们看来，这些价格似乎比它的实价还要少三分之一，即它们所能支配的劳动和食物量，大约比它们现在的名义价格多了三分之一。换言之，塞伊阿斯为了一只白夜莺所付出的劳动和食品量，需要花费现在的六十六镑十三先令四便士才能购买；而塞纳为了一尾红鱼所付出的劳动和食品量，需要花费现在的八十八镑十七先令九又三分之一便士才能购买。这种过高价格，并不是随银量增加而降低的银价引起变动的，而是由竞争者过多引起的。由于罗马的劳动和食品都有丰富的剩余量，所以争购珍奇物品的人也更多。在当时的罗马，可以用比现在少得多的银量，换得和现在相同的劳动和食品量的支配权。
第二种土地原生物
第二种土地原生物，其价格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上升，其数量也能根据人类的需要而增加。这种原生物就是那些有实用价值的自然生产物。在土地未大规模开辟时期，许多自然生产物都会因为量多而几乎没有什么价值；而在耕作舆什一税（tithe），欧洲基督教会向居民征收的一种宗教捐税。
进步时期，更为有利的其他产物便取代了大部分的自然生产物；到了社会日益进步时期，这种自然生产物的数量就会随着长期的进步过程而日益减少，而其需求则同时不断增加。这么一来，其真实价值，即其所能支配的真实劳动量，就会逐渐增加，甚至增加到与别的物品价值不相上下的水平。这些别的物品，可以是任何靠人力在土壤最肥沃、耕作最完善的土地上产出的物品。
但是，一旦这种原生物的价值上升到一定限度，它就不会再继续上升了。
因为，当其价值超过这一限度时，马上就会有更多的土地和劳动投入这一行列中，这时，其价值就会因为竞争而降低。比如说牲畜，当其价格昂贵到使人觉得用最好的土地来生产牧草和人类食物，可以获得相同的利益时，牲畜的价格就不会再进一步上涨了。因为，如果这一价格再上涨，马上就会多出许多由田地转化成的牧场。
耕地的扩大带来了两个结果。一是减少了野生牧草数量，同时还减少了靠野生牧草生长的家畜肉；二是使更多的人拥有了交换家畜肉的谷物，使得人们对家畜肉的需求增加，从而提高了家畜肉的价格。于是，牲畜的价格就会随之逐渐上涨，直到使人觉得用最好的土地来生产牧草和人类食物，可以获得相同的利益为止。但是，只有到了耕作事业获得如此扩大的进步社会后期，牲畜的价格才能上涨到这种程度。只要是社会还在向前发展，牲畜价格就一定会继续上涨下去，直到上涨到这一程度为止。
现在，欧洲恐怕还有一部分地区的牲畜价格没有增加到这个限度。这种情况，也曾在合并之前的苏格兰某地出现过。苏格兰的大部分地区都适宜畜牧，只有极小的地区适宜用作其他用途。因此，当时牲畜如果只在内场销售，其价格恐怕就达不到这一极限，当地牧场自然也就不会再增加了。我们已经知道，伦敦附近的牲畜价格，好像在上世纪初期达到过这一极限，但是那些比较僻远的地区，却是在很久之后才达到这一极限的，或许还有少数地区至今也没有达到这一极限。在第二种原生物当中，牲畜的价格恐怕是最先随社会的进步而升至极限的。
在牲畜价格尚未达到其极限之前，大部分适于精耕细作的土地都不能完全耕作。在幅员辽阔的国家里，大部分农田都分布在偏远的地区，即使它们能够产出大量的肥料，也不容易向都市供应。所以，耕作优良的土地的数量，一定和农田能够产出的肥料量成比例；而农田所能产出的肥料量，又和农田所能饲养的牲畜量成比例。因为，土地产出肥料的途径，不外乎以下两种。一是靠放养牲畜获得牲畜粪便，二是靠圈养牲畜出粪肥田。
但是，如果牲畜价格不足以补偿地租和利润，就会遏制农民用土地放养牲畜的积极性，更别说是圈养牲畜。圈养牲畜所需的牧草势必由已开垦的肥沃土地提供。因为，如果这些牧草是从未开垦的荒芜土地中刈取来的，那么农民们就得为此花费非常高的劳动和费用。此外，如果连放养于已开垦土地的牲畜的价格都不够支付产草费，那么圈养牲畜的价格，也必定不够支付产草费。因为，圈养牲畜需要额外支付相当的劳动和费用来刈取、搬运牧草。在这种状况之下，如果只是圈养必需的耕作牲畜也就罢了，而多养是绝对不可能获利的。不过，如果只是圈养耕作所必需的牲畜，那么所得肥料就无法满足全部耕地的需求，这些土地自然也无法继续保持良好的状态。
既然肥料不够供应全部耕地，那么农民自然会把肥料施在最有利、最便当，即最肥沃且位于农舍附近的土地里。于是，在全部耕地中，只有一部分土地会经常保持良好的耕作状态，而其余大部分土地则会因无力顾及而荒芜，最多也就生长一些贫弱的小草。所养牲畜的数量，虽然远远少于土地完全加入耕作时所需的数额，却往往多于土地实际产出的牧草。像这样继续放牧六七年之后，荒芜的那部分土地可能会被开垦，甚至可能产出一两季燕麦之类的粗劣谷物。如此下去，微薄的土壤肥力就会被消耗殆尽，不得不再次回到以前的休耕放牧状态。进而，其他土地也会被开垦，并产出一两季粗劣谷物，然后再因土壤肥力耗竭而回到休耕状态。
在未与英格兰合并以前的苏格兰，低地一带的土地大都是以这种方式经营的。当时的全部耕地中，只有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甚至不足六分之一的土地，能够靠肥料维持良好的状态。其余的土地，根本没有肥料可施。不过，在这些无肥可施的土地中，有许多土地都按照上述方式轮换着开垦和耕作。这种土地经营方式，使苏格兰许多本可进行良好耕作的土地的生产额，都远远低于土地所能生产的数量，因而不利于土地的耕作。不过，由于当时苏格兰的耕作技术较落后，所以不得不采取这种不利的土地经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