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富裕的地区，金银的价值自然最大；在最贫乏的地区，金银的价值自然最小；在贫乏的未开化地区，金银的价值则几乎为零。
大都市谷物的售价，总是比僻远地区高昂。不过，造成这种高昂价格的因素，不是实际银价的低廉，而是实际谷价的高昂。把银运往大都市所需的劳动量，要多于把银运往偏远地区所需的劳动量；可是，把谷物运往大都市所需的劳动量，却比把银运往大都市所需的劳动量多得多。
在荷兰及热那亚这类富裕的商业国，谷物的价格很高。造成谷物这种高价的原因，与造成大都市谷价高昂的原因相同。这些国家所能生产的谷物，不足以维持其居民的生活。虽然它们拥有大量勤勉而又熟练的技术工人和制造工人，还有各种能够简化和节省劳动的机器，并有运输船舶及其他一切运输工具，但它们却缺乏谷物。它们所需的谷物，必须得从遥远的国家输入，而运输所需的费用，自然要加在谷物价格上。把白银运往阿姆斯特丹或格但斯克，前者所需的劳动量并不比后者少；但是，把谷物运往阿姆斯特丹，所需的劳动量却多得多。总之，两地白银的真实成本必定大致相同，两地谷物的真实成本却可能非常悬殊。现在，如果荷兰或热那亚的居民数目不变，其从遥远国家输入谷物的能力也因富裕度降低而削弱，那么它们的银量必然会因为这种衰退而减少。银量的减少，可能是衰退造成的，也可能是衰退的原因，它不但不会使谷物价格下降，反而会使谷物价格升高到饥荒时的水平。
当我们缺少必需品时，就会放弃所有的非必需品。非必需品的价值，在穷困时期会下降，一如它在繁荣时期会上升一样。但是，必需品的价值，即必需品所能支配的劳动量，就完全不同了，它在穷困时期会上升，在繁荣时期会下降。
谷物是生活必需品，白银却只是非必需品。
因而，在十四世纪中叶到十六世纪中叶这段时期，虽然贵金属的数量随着财富增进和改良发展而增加，但是无论其增大幅度如何，它都不可能使大不列颠或欧洲其他国家的贵金属价值减少。所以，如果那些搜集以往谷物价格的作家，无法根据他们对谷物或其他物品的价格观察来推断当时的白银价值，那么他们根据想象中的财富增进和改良发展所推断出的白银价值，就更没有依据了。
银价变动的第二期
虽然各学者对第一期银价变动的意见有很大不同，但是他们对第二期银价变动的意见却是相同的。
大约在1570—1640年这七十年里，白银和谷物价值变动的方向都是完全相反的。在这一时期，银的真实价值，即它能够换得的劳动量，比以前少了；同时，每夸脱谷物的售价却上升了，从以前的二盎司银（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十先令），涨到了六或八盎司银。
这一时期银对谷物的比价降低，似乎就因为美洲富饶矿山的发现。大家对这种变动所引发的事实的看法都是一致的。在这一时期，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产业都有了改良和进展，所以银的需求也必然会增加。但是，由于供给的增加远远大于需求的增加，所以银价也就严重下跌了。应当注意的是，美洲银矿的发现，似乎并未对英格兰的物价产生显著的影响，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570年才结束。同样地，尽管波托西银矿被发现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但它还是不能影响英格兰的物价。
伊顿学院的记录显示，1595—1620年，温莎市场上最优小麦的平均价格，是二镑一先令六又十三分之九便士每夸脱（合九蒲式耳）。要是把这一金额的零头略去，再减去原金额的九分之一，即四先令七又三分之一便士，那么每夸脱（合八蒲式耳）最优小麦的售价，就是一镑十六先令十又三分之二便士了。要是同样把这一金额略去零头，再减去余额的九分之一（即四先令一又九分之一便士），即最优小麦与中等小麦的差价，那么每夸脱中等小麦的售价，大约是一镑十二先令八又九分之三便士，约合六又三分之一盎司的白银。而在1621—1636年，温莎市场上最优小麦的平均价格则是二镑十先令。按上述方法从这一金额中扣除一部分金额，得到中等小麦的平均售价为每夸脱（合八蒲式耳）一镑十九先令六便士，大约含有七又三分之一盎司的白银。
银价变动的第三期
在1630—1640年，或者是在1636年左右，因美洲矿山的发现而引起的银价低落似乎就停止了。当时，银价的低落似乎比谷价的低落有过之而无不及。
到了本世纪，银价开始渐渐上升。也许，银价上升的趋势从上世纪以前就开始出现了。
根据伊顿学院的记录，在上世纪的最后六十四年里，即在1637—1700年，温莎市场上的最优小麦，每夸脱（合九蒲式耳）的平均售价是二镑十一先令三分之一便士，只比1637年以前的十六年内的平均售价高出一先令三分之一便士。但是，由于这六十四年里发生了下面的两个事件，所以当时谷物的缺乏，比谷物的收成情况所造成的缺乏高得多，使得其价格稍微抬升了一点儿。单单是这两个事件，就造成了谷价的升高，那么银价的下跌也就不必多说了。
第一件事是内乱。由于内乱，农业耕作受阻，商业被妨碍，使得谷物价格腾贵，人们对谷物的缺乏量，远远超过了当时的收成情况所造成的缺乏。内乱的影响波及了大不列颠的所有市场，受影响最严重的是须仰仗偏远地方供应谷物的伦敦。由上述记录可见，温莎市场上每夸脱（合九蒲式耳）最优小麦的价格，在1648年为四镑五先令，在1649年为四镑。在这两年内，每夸脱（合八蒲式耳）谷物的平均价格达到了三镑五先令，超过了1637年以前的十六年内的二镑十先令。如果把这一差额分摊到上世纪的最后六十四年里，就能够说明当时谷价稍高的原因了。虽然这两年的谷物已经很高了，但是由内乱引起的高价无疑要比这还高。
第二件事是1688年的《谷物输出奖励法》的颁布。一般人的设想是，这种奖励金可以促进耕作，所以，谷物的产量会在较长一段时间之后增加，从而使国内市场的谷价降低。可是，这种效果并没有在1688—1700年出现。奖励金在增加谷物生产和降低谷物价格方面起作用的程度，我会在后面讨论。我现在要说的，只是奖励金在短期内的唯一效果。由于奖励金奖励输出每年的剩余量，所以丰收年份的产出就无法弥补后一年的歉收，使得国内谷价反而因此抬高。
在1693—1699年，由于英格兰的天气不好，所以英格兰普遍缺乏谷物。虽然这种现象是英格兰和欧洲其他大部分地区共有的，但我们也应当知道，奖励法的确曾使英格兰缺乏谷物的程度加深了。因此，1699年才会有九个月的时间禁止输出谷物。
在发生上述两个事件的同时，还发生了第三件事，那就是始于查理二世时期的银币削减和磨损。虽然它没有造成谷物的缺乏，也没有增加谷物的真实价值，却使银币的价值大幅下跌，从而大大增加了谷物的市场价格。这种恶劣行为从开始起就不断发展，直到1695年才停止。根据朗迪斯的记述，当时通用银币的价值大约比其标准价值低了四分之一。但是，真正支配一切商品市场价格的名义金额，是银币的实际含银量，而不是标准银币应该含有的银量。因此，当银币的价值因为削减和磨损而降低时，这一名义金额一定比银币在接近标准价值时所含的银量更大。
在本世纪，银币的价值降到了标准重量以下，而且其降幅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不过，虽然银币磨损很严重，但其价值却因为它能与金币兑换而得到了维持。在近期的金币改铸之前，银币的磨损量比金币的磨损量还要大得多。而在1695年，银币的价值却没能再靠金币维持住，当时的一几尼金币，通常可以换得三十先令削损的银币。在近期的金币改铸之前，每盎司银块的售价一般都在五先令七便士以下，只比造币厂的价格高出了五便士。可是到了1695年，银块的普通价格却上升到了六先令五便士每盎司，比造币厂的价格高出了十五便士。因此，在近期的金币改铸之前，和银块比较，金银两种铸币的价值最多比其标准价值低了百分之八。而在1695年，铸币的价值据说比其标准价值低了百分之二十五。
不过，在本世纪初，由于威廉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铸币改革，所以大部分的通用银币的价值都比现在更接近其标准重量。而且，本世纪也没有再发生妨碍耕作和商业的内乱。谷物输出奖励制度实施了将近几十年，虽然谷物价格必然会因此而超过实际耕作水平本来该有的价格，但由于本世纪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时间，所以农耕得到了促进，国内市场的谷物量也得到了增加，而这正是大部分人所期待的好结果。所以，谷物输出奖励制度虽然在表面上稍微抬高了物价，但是实际上却是稍微降低了物价。这种降低物价的幅度，在许多人眼中甚至比抬高物价的效果更明显。这一点，我将在后面加以说明。
因而，从伊顿学院的记录上看，在本世纪前六十四年间的温莎市场上，每夸脱（合九蒲式耳）最优小麦的平均售价是二镑六又三十二分之十九便士，比上世纪最后六十四年间的均价大约降低了十先令八便士（降幅达到了百分之二十五以上），比1636年以前的十六年间的均价大约降低了九先令六便士，比1620年以前的二十六年间的均价约低一先令。所以，根据上述情况，在本世纪的前六十四年间，中等小麦的平均售价大约是三十二先令每夸脱（合八蒲式耳）。
由此可知，和谷价相比，本世纪的银价似乎稍微上升了。不过，也许这一上升趋势早在上世纪后期就已经开始了。
1687年，温莎市场最优小麦的售价是一镑五先令二便士每夸脱（合九蒲式耳），是自1595年以来的最低价格。
有一位通晓这类情况的有名学者格里戈里·金，在1688年做出了这一推算：在一般丰年，小麦的平均生产者价格是三先令六便士每蒲式耳，即二十八先令每夸脱。
所谓生产者价格，据说有时又被称为“契约价格”，就是农民在与商人签订契约时，约定在一定年限内向商人提供一定数量的谷物所定的价格。这种价格可以省去农民上市议价的费用和麻烦，因而通常都低于平均市价。
格里戈里·金判定，在当时的一般丰年，小麦的普通契约价格为二十八先令每夸脱。据我所知，这一价格在连年天时不佳、谷物缺乏的近期之前，的确是一般年岁的小麦普通契约价格。
1688年，议会设置了奖励谷物输出的奖励金。在当时的立法机关中，乡绅所占的席位比今天多，他们都感觉到了谷物价格的逐步下跌。奖励金制度是以人为力量的权宜之计，目的是使这一价格抬升到查理一世及查理二世时期的水平，直到每夸脱谷物的价格上涨到四十八先令才停止实施。这一价格，比格里戈里·金在同年推定的一般年岁的契约价格大约高出二十先令，增幅高达七分之五。当时，格里戈里·金的这一判定博得了普遍的赞扬。如若格里戈里·金的计算确实值得人们这么赞扬的话，那么除了极度歉收的年份，要想实现每夸脱小麦的售价是四十八先令的目的，只有借助于奖励金制度这种人为的手段。
但是，由于当时威廉王的实力尚未稳固，所以只好恳求乡绅们制定土地年税，因而也就只好采纳乡绅们的建议了。
由此可见，银价大抵早在上世纪后期就已经开始大幅抬升了。到了本世纪，由于实施奖励金的必然作用，银价不能按照当时的耕作情形显著增加，但从大体上讲，银价仍然在继续抬升。
在丰年，由于奖励金奖励谷物输出，所以谷价自然会昂贵到超过它本来该有的数目。但是，奖励金制度最明显的目的，却是靠设法提高丰年谷价的方法来奖励耕作。
诚然，当谷物极度匮乏时，大抵会停止发放奖励金。不过，谷价在这种年头中的许多年里，仍然受到了奖励金制度的影响。可是在丰年，谷物大多会因奖励金的诱惑而被异常输出，所以丰年谷物补救歉岁不足的调剂作用，也就没有施展的空间了。
总而言之，无论是丰年还是歉岁，奖励金都能使谷价抬高到超过按实际耕作情况所应有的价格。由此可见，如果本世纪前六十四年的平均谷价低于上世纪后六十四年，那么在耕作状态不变且没有奖励金的情况下，这一低价的差额还会更大。
也许有人会说，如果没有奖励金的促进，也许耕作状态会有所不同。奖励金制度对一国农业的影响，在后面的章节中会重点讨论。现在，我只打算谈论一个事实，即银价升涨得比谷价更多的现象，并不是英格兰特有的。在同一时期的法国，银价升涨的比例几乎与英格兰相同。这一事实，得到了三位相当诚实、勤勉而辛苦的谷价研究者的承认，他们就是社普雷·德·圣莫尔先生、麦桑斯先生和《谷物政策论》的作者。但是，在1764年以前，法国曾经禁止输出谷物。人们很难设想到，谷物价格下降的原因，在一国是禁止谷物输出，而在另一国却是奖励谷物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