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为边界的美索不达米亚（当今的伊拉克境内）是众所周知的古代文明之乡，这种文明在希腊史学家们的著作和圣经的《旧约全书》中都被谈及过。那些老于世故而又颓废的巴比伦人和凶猛好战的亚述人的故事使欧洲人如痴如醉。那么这个古老的文明是如何被人们发现的呢？
这也许要源于美索不达米亚文字的发现。那么美索不达米亚文字又是如何被发现和破解的呢？
虽然曾经一度辉煌，但是自16世纪以来，美索不达米亚就一直属于奥斯曼帝国。由于受到君士坦丁堡（今天的伊斯坦布尔）君主的极大忽视，它事实上已沦为了帝国的一块充满邪恶的死角。在这里，土匪抢人，酋长好斗，地方官员受贿，政府官员腐败；沙漠灼热，狮子四处觅食；霍乱、痢疾一类的传染病到处流行。美索不达米亚危机四伏，去那里旅行简直就是冒险。
然而，仍有一些胆大好奇者冒险探索了这块历史上有口皆碑的胜地。最早的一位探险者是一位名叫凡勒的意大利人，他于1616年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安全返回了欧洲后，凡勒带回了许多巴比伦遗迹中的纪念品。在许多纪念品上刻有一些文字，这是一种欧洲人从来没有见到的新的文字。由于这种文字呈楔形符号，刻在陶碑上，所以后来被称为楔形文字。
1756年，丹麦国王派遣了一个六人科学考察队去中东地区，其中五人暴病而亡，剩下的那个人设法到达了玻塞玻利斯——具有两千年历史的古波斯人的首都（如今的伊朗境内）。他返回欧洲时，还带回许多在该地找到的楔形碑文，1772年这些碑文被发表，这为后来奋力破译楔形文字的学者们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研究者发现，碑文中使用的一种语言是古波斯文。19世纪初，研究者们开始翻译古波斯人的楔形文字。
与此同时，欧洲势力决定与奥斯曼帝国建立更进一步的贸易与外交关系。1802年，英国正式在美索不达米亚设置了称为领事的代表。六年后，二十二岁的克利奇接任这个位置，他既是学者，又是外交官，并对古代史和古遗迹也极感兴趣。他就任领事期间，英国在巴格达的官邸成了考古活动的中心。
克利奇描摹了巴比伦遗迹的素描，收集了楔形文陶碑，出版了关于巴比伦研究的学术论文。然而，克利奇的兴趣并非只在巴比伦上，他还梦想能寻找到消失了的尼尼微城。1820年，他考察了巴格达以北、莫索城外、底格里斯河两岸的两座土丘。在一座叫库羊吉克的土丘顶上，他发现了破碎的陶器和一些刻有楔形文字的陶砖。可是克利奇还未来得及发掘土丘就不幸去世——他是在波斯照料一个霍乱病患者时不幸被感染而亡的！
克利奇的遗孀将他的楔文陶板都卖给了伦敦大英博物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们很快开始就其中一些苦苦钻研。
然而，对楔文突破性的破译发生在波斯的岩石山峡中，发现者是罗林逊，一位由士兵和运动员转而从事考古的学者。
罗林逊对楔文的兴趣始于1835年，那时为了尽军人之职他去了波斯小镇比里斯屯。在那里，他听说附近有石刻，出于好奇，就跑去瞧了瞧。这一瞧可使他惊讶不已，面对一面340英尺（1英尺＝0.3048米）高的巨大悬崖石刻，罗林逊惊得目瞪口呆！
石刻描述了古波斯国王达林斯准备惩罚那些造反的诸侯的故事。人像四周及下方用三种楔文语言描述了故事，大约有一千二百行字。罗林逊意识到，这些石刻文字可能就是解读楔形文字的关键，于是冒着生命危险，靠狭窄的壁架和歪斜易损的梯子登上崖壁抄写石刻文字；而最难到达的部分就只好出钱雇了个库尔德男孩，用绳索将他吊上悬崖去代抄。
当他抄完石刻全文时，他已升任英国驻巴格达的领事，在那里他开始着手研究楔形文字的秘密。
为了解除沙漠的炎热之苦，罗林逊创造了人造瀑布。在凉爽的瀑布下，脚旁伴着他的小宠物狮子，全神贯注地研究着三种楔形原文。很快，他成功地翻译了古波斯文，可是对另外两种文字却困惑不解。
令人惊奇的是，仅仅几年时间里，罗林逊又成功地突破了另一种无人知晓的文字。这就是巴比伦语，它早在几千年以前就是一种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语言，罗林逊发现，它不仅是古巴比伦语，也是亚述语。
1851年，罗林逊出版了比里斯屯石刻文中的巴比伦文字的部分译文，使美索不达米亚考古学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此时，仍有大量的巴比伦石刻文有待翻译，然而，第三种文字仍在继续困惑着楔形文字研究者们。学者们最终认为它是源于古波斯人的一种语言，并称它为伊拉米特语。
与此同时，法国学者奥卜特于1869年宣称楔形文字最初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苏美尔地区，后来又由包括伊拉米特人和巴比伦人在内的民族继承使用。当代的学者们认定奥卜特的推论正确。苏美尔文是已知的最古老的文字语言，是楔形的基础，后来又被中东地区各种文化背景不同的民族所使用。
19世纪50年代初，亚述古城尼尼微的遗址出土后，英国人勒亚德从尼尼微发掘了两万四千多块楔形文字碑，并把它们运到大英博物馆，研究人员花了多年时间，对这些碑文进行翻译，其中一位最成功的翻译人员叫乔治·史密斯。
史密斯是一位热情的亚述学学者。一天，在研究破碎的石碑时，他偶然读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碑文记载了古巴比伦时期，上帝派大雨和洪水来惩罚邪恶有罪的人类时的情景。在那次大灾中，一个名叫尤特拿比利姆的人造了一只木船，载上家人和许多动物，在洪水中幸存了下来。史密斯意识到，碑文记载的故事非常像《圣经·创世纪》一书中描述的《诺亚方舟》的故事。
史密斯的发现引起了轰动。有些人声称那段碑文证明诺亚方舟的故事是真实的；而另一些人却争论说，碑文表明《圣经》故事是依据更古老的神话而写成的。可是那块有关洪水故事的碑已破碎，史密斯也因此无法提供巴比伦故事的全文。
于是一家叫《每日邮报》的伦敦报纸派史密斯去尼尼微找回破裂碑文的残余部分。有史以来的奇迹般的巧合出现了，史密斯竟然在不到一星期的时间里就碰上了那遗失碑文其余的部分。然而新恢复的碑文全文并没有增添什么有关洪水的内容，而希望继续发掘的史密斯两年后也因痢疾死在了叙利亚。
自从发掘尼尼微的波塔和勒亚德时代起，我们对古美索不达米亚已有了大量的了解。甚至除了美索不达米亚各城市的发掘和楔文文献翻译外，我们还填补了有关苏美尔人、巴比伦人以及亚述人问题的诸多细节。
随着巴比伦文字的破解，美索不达米亚的秘密正在被慢慢揭示开来。但是，美索不达米亚碑文的内容是否反映了诺亚方舟故事的真实性呢？这个未解之谜有待人们进一步的研究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