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新约》的思想有两大来源，其一是由《旧约》所体现的犹太教的传统，其二是希腊思想，特别是希腊化时代的新柏拉图主义的思想。这似乎不成问题。问题在于，希腊化时代的希腊罗马思想中包含了复杂的东方思想。中东小亚细亚诸多古老国家的文化一向与希腊罗马文化关系密切，但这是一种近缘关系，它们几乎共生于一个共同的文化圈中。
本世纪以来，随着对东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发现，自希腊化时代马其顿军队东征，入侵印度边界，希腊罗马文化和犹太文化就与印度文化处于相互交往和交流的过程中。在基督教兴起时期，乃至更早时期，一些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足迹就频繁地踏入印度的土地，据一些历史学家考证，犹太教和基督教的重要人物摩西和耶稣曾长年在印度居留，不难想象，两者的宗教和思想曾一度发生交往和交流。
学者对《新约》与印度的历史典籍中许多思想观念的相似性发生兴趣，并试图对这种相似现象展开探讨和说明。他们指出，《薄伽梵歌》后来增加部分取自《新约》中的《四福音书》，在印度古典时代后期的许多新思想中可以辨别出来自基督教的影响。
但也有学者不同意这一看法，他们提出，有更多的证据证明早期基督教的基本思想及其圣典《新约》受到印度思想的影响。
一些学者认为《薄伽梵歌》是很典型的例子，可以明显地看出，《新约》全书在许多地方乃是借用了这部后期婆罗门教的经典。比如，克里希那说：“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吃什么，无论你牺牲了什么，无论你捐送了什么，无论你修了什么样的苦行，那一切都是为我而做。”（9章27节）这可以同《柯林多前书》第10章31节相互比较：“无论你吃什么或喝什么，也无论你做什么，一切都要为上帝的荣耀而做。”另外，克里希那说：“我是一切的开端、中间、结束、永恒的时间、生、死。”这也可以同基督在《启示录》中所说的相映衬：“当我一看见他，我就俯伏在他的脚前，就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害怕，我是开端，也是结尾，我是活过又死了的人，而且我又活了，我已永恒不朽，阿门！我掌握了死亡与地狱之门的钥匙。”（1章17～18节）克里希那说：“请不要悲伤，我会使你从一切罪孽中得到解脱。”在《马太福音》中也有类似的话：“请尽量地高兴起来吧，你的罪孽已被宽恕。”再一个极为显著的共同点是克里希那对于天堂的描述：“在那里，太阳和月亮已没有闪光的必要，因为它们所有的光耀都是我给予的。”在《启示录》里，天堂被描写成一座城市，在那里“既不需要太阳，也不需要月亮作为光照，因为上帝的荣耀已经照亮一切。”还有一些学者依据他们在印度发现的早期犹太—基督教史迹提出，耶稣所带来的复活的教义，如在《福音》书中再三强调“再生”“重生”的观念，显然受到佛教转世思想的影响。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不赞同早期犹太—基督教在印度的遗迹的历史真实性，他们认为印度教、佛教与犹太—基督教思想虽然体现某些相似性，但只是比较的近似而已，不存在所谓的影响问题。如佛教的传教与基督教的传教，两者使命的自觉和意图确实有惊人的一致性，然而说新兴基督教的传授受了佛教的影响难以成立。从比较宗教学和作为世界性宗教的传播和影响的观点重新关注、研究犹太—基督教与印度教、佛教的关系，进而探讨两者可能存在的相互交流和影响，可说是当代人文科学的一个极有意思的课题。在这方面，许多研究还刚刚开始，只有当我们完成了一系列更具有实证性的研究之后，对《新约》是否曾受到印度思想的影响这一类问题才能做出肯定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