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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马拉之死》的构图技巧之谜

法国新古典主义绘画大师雅克·路易·大卫(1748—1825)的不朽画作《马拉之死》,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是马拉被刺后在浴缸中死去的情景:死难者的脸上是濒于死亡的表情,那表情平静而又坚毅。他的上半身亦裸着,鲜血正从胸前的伤口汩汩流出,染红了身下的浴巾。下半身浸在浴缸内,左手拿着凶手递给他的便条,便条上写着:“1793年7月13日,安娜——玛丽·科尔德致马拉公民。兹因惨遭不幸,恳请惠予怜助。”右手则握着鹅毛笔无力地垂落在浴缸外。浴缸旁边的木墩上,摆着一个墨水壶、一支羽毛笔和死者写的一张纸条,纸条上是这么两句话:“请见字付给这位有5个孩子的母亲5个法郎,她的丈夫为保卫祖国而死。”地上则丢着一把置马拉于死地的匕首。整个画面强调了马拉的善良和好施乐助,集中反映了马拉死在为人民工作岗位上的悲壮形象,具有动人心魄的艺术效果。

众所周知,让·保尔·马拉是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的重要领导人,是该派舆论喉舌《人民之声》报的主办人。由于他常常身处反动密探和暗杀者的重重包围之中,所以没有一个固定的住所,只得四处躲藏,最后迁至巴黎圣·奥诺雷大街一位厨师家中居住。在那儿马拉得到了房东亲戚西蒙娜无微不至的关怀。为防止那些不速之客来打扰马拉的日常工作,西蒙娜天天寸步不离地守护着家门。1793年7月13日,一位来自卡恩的美貌女子——科尔德前来求见马拉。西蒙娜坚决不让其入门,最后马拉得知消息后吩咐让陌生人进去。可是,不一会儿就传来了马拉的惨叫声。原来该女子是右翼吉伦特派分子,此次受命前来行刺马拉。

马拉被害使法国人民感到震惊和愤慨,国民公会立即召集会议。公民希罗在会上高声呼吁:“大卫,你在哪里?你给后代留下了为祖国献身的勒佩蒂埃的形象,现在你应该再画一幅!……拿起你的画笔,为马拉报仇。要让敌人看到马拉被刺的情景时发抖,这是人民的要求。”“对,我一定再画一幅!”这时已成为雅各宾派重要一员的画家大卫在人群中大声回答。在接受了为马拉画像的任务后,大卫即赶赴被刺现场,为死者画了头像。不久,一幅名为《马拉之死》的画作就问世了,人们看后交口称誉,公认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传世之作。但是,人们对路易·大卫为什么如此构图,则有着各自不同的见解。

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大卫以马拉在浴缸中工作的情景入画面,是按照马拉的日常工作状况构思的,主要与马拉所患病症有关。法国大革命初期,为了及时出版《人民之声》报,马拉有时被迫躲在地窖里埋头写作,有时则栖身于蒙马特尔采石场的洞穴中。由于长期在阴暗潮湿的地下从事艰苦的工作,马拉染上了令人讨厌的皮肤病——湿疹。失眠、贫困,再加上内心的焦虑,使这种脱皮性皮炎很快从下身蔓延到身体其他各部位。为了减轻疾病所带来的痛苦,马拉每天不得不在特制的浴缸中水疗几个小时。又由于工作繁忙,马拉常常在浴缸中进行写作、办公。画家就是艺术地再现了马拉这种平凡又伟大的形象。持此种意见的人还引用画家自己的话作为重要证据。大卫说:“在马拉被刺前不久,雅各宾俱乐部曾派我和摩罗去访问他。我见到的情形使我惊奇,他在浴盆中,身旁有个木墩,上面放着墨水瓶和纸。露在木盆外面的手,正在书写关于人民福利事业的许多设想……我认为,把马拉在为人民的幸福辛勤操劳时的情景在人民大众面前展现,将是有益的。”

但同时也有学者从纯艺术的角度提出看法。他们认为大卫既是新古典主义画派的创始者,又是现实主义画派的开山祖,这种兼二任于一身的特殊性决定了《马拉之死》的艺术构思。大卫曾于1774年赴意大利,在佛罗伦萨、罗马和威尼斯等地观摩古典艺术作品,对希腊、罗马古典艺术规范有着深刻的理解,是古典遗产的崇拜者。而古希腊、罗马艺术的重要特点就是裸体处理,并且提倡崇高、庄重、单纯的形式,强调素描。所以《马拉之死》中主人公以裸体形象出现,而且整个画面非常简单明了,没有繁复琐碎感,聊聊数笔就勾画出马拉那种殉难者的高大形象。另一方面大卫又是现实主义的,他主张:“艺术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为了宣传某种政治概念,为了援助某种政治概念的胜利。”因此,大卫在画面上大胆运用了真实而具体的细节,以马拉被刺时的真实情景入画,力图揭示敌人的卑鄙、残酷,同时传达出这位革命家的高贵品质和崇高的精神面貌。

此外,还有人指出,大卫创作构思该画,与马拉所患病症无关,因为据负责为马拉遗体做防腐手术的医生断定,马拉得的是麻风病,而不是湿疹,画家在这里主要是模仿并借鉴了他不久前所作一幅画的做法。原来,在处决前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前一夜,一位曾投票赞成处决国王的国民代表勒佩蒂埃亦惨遭反动分子谋杀。大卫参加了勒佩蒂埃葬礼的组织工作,并为死者画了像。画像中死者躺在床上,半裸露着带有明伤的身体,既逼真,又庄重,像个英勇的殉道者。所以大卫决定将马拉的肖像画画成勒佩蒂埃肖像的“姐妹篇”,只不过这次是马拉死在浴缸中罢了。

《马拉之死》享誉画坛已近两个世纪,尽管后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路易·大卫为何做如此构图提出了种种解释,但由于迄今未发现画家生前就此问题所做的任何具体说明,所以凡此种种毕竟只是后人的揣测而已。真相如何尚待进一步研究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