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航行时，他们不停地在向上苍祈祷，请上帝保佑，双手不断地在胸前比划，口里念着，阿门、阿门。尽管发现了新的非洲陆地，使迪亚士又不断地向自己提出疑问，不对啊？历来发现的非洲海岸线都是向南的，而现在呈现在面前的海岸线怎么是向东了呢？殊不知，迪亚士已经绕过了非洲之角，但迪亚士那时不相信这一点。
可以后出现的事更古怪，迪亚士继续向东航行，而海岸线依然不断地向东延伸，且越来越远。迪亚士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搞错，用凉水冲了好几次脑袋，一而再、再而三地揉揉自己的眼睛。这样，他才相信不会错了，甚至用他们所使用的很简陋的航海仪器也可以计算出，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离博哈多尔角以东有两千英里之遥了，也就是说，他们现在正处在埃及的正南方。这才使他们相信，他们的南面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这里海岸线几乎很平直，也很少遇到岛屿。当见到陆地景色时，这些长期海上飘荡的船员们一下子兴奋起来，陆地啊，久违了。其实，航海人见了陆地就高兴，况且，这里海岸可真美，那里的花草，从船上就隐约可见，气候也舒服。眼看着这生机勃勃的景象，勾起了船员们对家乡的思念。怎能不想家呢，屈指算来离家远航已七个月了，这一路上风风雨雨的煎熬，特别是在风暴40。圈中航行时，真是要了命，不少老船员都在吐酸水、苦水，甚至是绿色的胆汁，年轻的船员则在不断呼唤着，哎哟，姆妈。船员们可真是想家了。
后来，迪亚士在航行中发现了一条河的河口。河口的出现又引起了船员们的惊喜，这难道是船员们神经出问题吗？其实，这都是真实的反映。
须知，流入印度洋的河流就是很少，著名的也就是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印度河、伊瓦洛底江、赞比西河等几条。当然，那时的迪亚士心里很明白，由于一路上很少见到河口，难怪船员们又惊喜起来。这种心情，对长期居住在陆地上的人来说，是不会产生的，也想不到长期远航的人会这么激动。
迪亚士原想满足船员们的欢心，上岸登陆，可是天公不作美，冲岸浪太大，没能如愿。由于看到那里有人扬鞭放牧，迪亚士就把此河命名为“多斯瓦凯伊洛斯河”，即“牧人河”。
1488年2月3日，他们来到了旁边的一个海湾，那里有个小岛，离大陆很近，岛上栖息着很多海豹，由于海豹叫声像驴，后来有人称它们为驴企鹅。后来发现，流入该海湾的河流也是与众不同，说是河中“长满了芦苇、蒲草、薄荷、野橄榄树，还有与葡萄牙完全不一样的花草和树木。”
在引水员阿伦克尔的领航下，登岸上陆后，他们在山丘上看到一群乳牛和几个半赤身露体的人，于是，他们用欧洲不值钱的小玩意竞换来了牛和羊，使船员们几个月来第一次品尝到了新鲜的牛羊肉。
也许是这种不等价的交换激怒了放牧人吧，当迪亚士派人去海滩附近找淡水时，迪亚士被扔过来的一块石头打中了，船员哪里肯依，进行还击，一个牧人中箭射死，其他牧人赶着牛羊仓皇逃走。这就是葡萄牙欧洲人对从未知晓的民族的初次见面礼。
待走近看时，那个被射死的“黑人”的头发像“绒毛”，其肤色像“枯黄的树叶”，比非洲西岸的黑人的肤色要浅得多。
这个初次被欧洲人认识的南部非洲黑人，究竟是什么人种并不清楚，只是说，是南非的土著人吧。但迪亚士等发现，与这里黑人在作“货物”交换时，黑人的说话虽不解其意，但具有明显而独特的吸气音，发出的声音多为“hot”和“tot”，很怪。以后荷兰人来了，讨厌他们的结舌，干脆称这些土著黑人为“Hot—
tentot”，译名取音译“霍屯督”人，实际是贬低南非黑人。但那里的黑人，自称是“科伊科伊人”，在南非黑人的心里，自己是“人中人”、“真正的人”。
迪亚士离开“牧人港湾”（现今的莫塞尔港）后，继续向东航行，看见一座巍峨的山顶，就称它为埃斯特雷拉山。其实，这是位于葡萄牙本土东部的一座山峰名称，也是葡萄牙的最高峰，海拔为1991米。迪亚士何以取此名，可能的用意是，船员们实在太想家了，让他们以后看到此峰就会想起葡萄牙。或许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让大家别忘了，这里也是葡萄牙领地，至于究竟为何选取此峰名？
随着迪亚士的作古，没有人再去细问了。之后，他们抵达了一个面向海洋宽阔的海湾（即阿尔戈阿湾），从这里起，海岸又缓缓地转向了东北，向印度方向伸去，迪亚士心里明白，也相信自己的判断，他们的航船已绕过非洲全部的南海岸，这里应该是印度洋了。可船员们并不高兴，以为根本还没有绕过非洲最南端的海角。尽管迪亚士对继续探险的热情很高，但船员们则不肯再前往，一位名叫巴罗斯的人这样记载：“由于人们都已筋疲力竭，再加上被航行经过的大洋上铺天盖地的大浪吓破了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埋怨起来，要求再也不要走远了。船员们说，给养就要用完，应该回去寻找他们来时留下的运输船和补给品，他们说，留在运输船上的人大概都快要饿死了。船员们说，这一次航海发现的海岸很长了，也已经够多的了。最好的办法是，回过头去寻找已要落在他们后面的那个最伟大的非洲之角。他们表示，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继续前进了。”
尽管迪亚士多么想继续发现，但也无可奈何，于是根据大家的意见起草了一个文件，并让大家在文件上签字。最后仍然恳求大家，再沿着这条海岸多走两三天，他许诺，如果仍然看不到什么，就返航回国。
在航行的第三天，也就是最后一天，他们航行到凯斯卡玛河口的外边，迪亚士认为应在那里去树立标志，无奈汹涌的波涛又加上不停咆哮着的冲岸浪，船只无法靠岸，迪亚士正在大为失望。正当掉头往回走时，迪亚士抓住了一个机遇上了岸，把醒目的标志立在阿埃霍埃克的顶上。迪亚士真是不忍现在就离开，但前进不得，停留也不行，无可奈何。巴罗斯有记载：迪亚士“怀着极大的痛苦和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这里，“就像离开他永远被流放的可爱的儿子一样”。在返航途中，一路测量，包括绕道南大西洋期间错过的海岸。
6月6日，他们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迪亚士渐渐地靠近了非洲的最南端，他们到达了一个“雄伟壮观的海角”，这是花岗岩的奇岩怪石，它远远地伸向海上，从侧面看是座山和一石锥，这就是非洲南部的最南端，也是一个最尖端，在周围沙滩的辉映下，更显得突兀与雄伟。在返航途中，在普林西比岛靠岸时，迪亚士又搭救了前来索尼尔河口探险者中的一些幸存者。终于在公元1488年的12月返回葡萄牙的塔古斯河。行程1600英里，历时15个月。
葡萄牙国王若奥二世听取了迪亚士的报告，迪亚士诉说在非洲南端的风暴实在太大，我把最南端的海角称为“托尔门托”，这确实是“风暴之角”。但国王另有想法，这一发现该有多好啊，梦想即将实现，葡萄牙人现在已经可以绕过威尼斯和伊斯兰帝国，勇敢地进入印度洋了，这是良好的希望，怎能叫风暴角呢，应改称为“好望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