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宫廷防病之道
夫以蕞尔之躯，攻之者非一涂，易竭之身，而外内受敌，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饮食不节，以生百病；好色不倦，以致乏绝；风寒所灾，百毒所伤，中道夭於众难。世皆知笑悼，谓之不善持生也。至于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积微成损，积损成衰，从衰得白，从白得老，从老得终，闷若无端。中智以下，谓之自然。纵少觉悟，成叹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众险於未兆。
——《养生论》
疾病未发，草药先行
祖国医学一贯重视疾病的预防，把“治未病”视为医疗保健的头等大事。《黄帝内经》说：“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就是说，无病早防，远胜于病后吃仙药。干百年来，治未病的预防为主思想一直备受重视，直到今天仍然是我国卫生工作的首要方针。作为条件最好的太医院，自然是预防为主、善治未病的典范。在历代皇室中，清宫的“治未病”措施最为系统和完整，因而也最有参考价值。
我国预防医学的思想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精通辩证法的老子说：“无为自化，清静自正”。又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也就是说，行为端正，则无祸害，无祸害则尽天年，尽天年则长寿；行为淫邪，害人害己，自然要短命。当时，随着人们对疾病认识的逐渐深入，感到天人合一，人和天地自然息息相关，如四季气候的变化，地理环境的优劣，都会影响到人体的健康，包括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正如《黄帝内经》所说：“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日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这种天人相应、天人合一的理论，也渗透在历代宫廷医案中。
在我国古代民间，每逢端午、重阳、除夕等重大节日，都要举行不同仪式进行防病避瘟。防病的主要方法是芳香化浊，净化环境。中医认为，藿香、苍术、白芷之类的芳香化浊药，多属辛温香燥之品，可以消毒、辟秽，防治一些呼吸系统和肠胃系统的急性传染病。例如：端午节在门上挂菖蒲，饮艾叶酒、雄黄酒，焚烧苍术、白芷一类芳香化浊的草药，以净化人居环境，并以蒲艾沐浴，雄黄涂额；重阳节饮吴茱萸酒、腊酒、椒酒；除夕饮屠苏酒、椒柏酒、桃酒，以及点燃丁香、皂角等芳香物。这些做法无一不体现了无病早防、有病早治的预防医学主张。作为“万物皆备”的清代皇室，这些防病措施自然尤为详细，尤为地道。
清朝宫廷，用于日常防病的药方很多。在无病、小病和换季之时，常选用一些能强身健体、有预防作用的药方服用。如嘉庆朝，华妃“素有气血两亏旧症”，经太医涂景云、张铎诊治，认为“时届暑令”，议用清暑益气丸，除湿健脾，常服调理。处方为：人参6钱，葛根5钱，炙芪8钱，青皮4钱，泽泻1两，苍术5钱，麦冬1两，焦白术1两，神曲1两，黄柏5钱，陈皮5钱，当归1两，升麻3钱，炙甘草2钱，合为一起，研成细末，制成蜜丸，丸重3钱，每天早上服1丸，开水送下。此方既补气养血，又可清热益气，防病治病两兼顾，效果称佳。
对疫病的预防，除提前给健康人服用一些可以防病治病的药物外，清代医家更主张采用隔离措施。陈耕道在《疫痧草》中举例说：“家有疫痧人，吸收病人之毒而发病者为传染，兄发痧而预使弟服药，盍若弟发痧而使兄他居之为妙乎？”痧，就是荨麻疹之类的传染病。
这种病流行时，采取隔离措施是很对的。在肺结核等呼吸道传染病大流行的时候，太医院对帝王后妃们都采取了必要的隔离措施，取得了一定的预防效果。
在中医领域，治未病的另一层意思是既病防变。当疾病发生后，在治疗上首先要防止病邪深入、病势蔓延。《黄帝内经》有云：“故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这说明病邪进入人体后，要由表及里传变，应当抓紧时机及早治疗，不要等病情严重后再治疗，否则就很难治了。
慈禧太后常用的两个“避瘟丹”
翻开慈禧太后脉案，可以见到两个预防疫病即传染病的“避瘟丹”。一个避瘟丹的组成是：雄黄8两，鬼箭羽1斤，丹参1斤，赤小豆1斤，炼蜜为丸，如桐子大。与避瘟丹二料共用。据陈可冀院士分析，其中雄黄解毒杀虫辟秽；鬼箭羽具有良好的止痛作用，近代报道可用于治疗癌症；丹参活血；赤小豆解毒渗湿。四药合用，解毒之力尤强，故可避瘟，预防某些初起的传染病，其功效不可小看。
另一个避瘟丹的组成是：生甘草、南苍术、北细辛、黄乳香各1两，共为细末，加红枣肉半斤为圆饼，如桂圆大。放炭火上取烟熏之，可三日无灾，一家免难。入夏加干石膏1两，入冬加朱砂5钱，春秋不加。处方前面特地指出：兹因今春瘟疫流行，急而且速，至四五月间尤甚，盖寒暖不时，疠气由坤方而至，人若感触，十无一生，今将此避瘟丹，药味寻常，其功立见，不可轻忽，幸甚！幸甚！处方最后还提出希望说，“惟望仁人君子，广行布传，则增福益寿，功德莫大焉。”应当看到，此方最后提出的“广行传布”非常正确，就是在今天也应该提倡。
从药理来看，这个避瘟丹的奥妙是放“在炭火上取烟熏之”。细辛、乳香均富含挥发油，熏之则挥发加快。其气味具有解毒消肿镇静之功，此药熏烟，配上生甘草解毒，苍术除湿，则瘟疫邪毒可止。此方说明，清代太医院对瘟疫即急性传染性疾病已能采取积极消毒预防的措施了。这是中国预防医学上的一大进步。
清宫战痘，康熙帝功莫大焉
推广牛痘，预防天花。天花是一种由病毒引起的烈性传染病，其症状表现为高烧、浑身乏力、恶心呕吐和严重皮疹，基本上无药可治。这种传染病几乎同人类文明史一样久远，古代中国、印度、埃及都有关于天花的记录。
到了公元六世纪，欧洲也出现了天花。16世纪初，欧洲殖民者又把天花带到了美洲大陆，曾经创造了辉煌的印第安文明阿兹特克帝国没有被强大的西班牙军队击败，却在天花过后神秘地消失了。17～18世纪，天花开始在西半球肆虐，据有关历史书统计，天花在全球曾至少造成1亿人死亡。另外有2亿人因患天花，或失明，或留下难看的满脸麻子。我国明末清初，随着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以及战乱频仍，各种瘟疫时有流行，其中天花就是一大灾难。顺治年间，年仅7岁的福临入主北京紫禁城做了皇帝，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一种凶猛的烈性传染病——天花，严重地威胁到刚刚入关的大清王朝。由于东北天气寒冷，地广人稀，天花不太光顾，因此满洲人对天花知之甚少，甚至处于无知状态。遭遇这种突如其来的疾病，朝廷先是采取消极回避的对策。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十二月，尚未亲政的顺治帝曾亲下一道避痘谕旨：“近日痘疹甚多，朕避处净地。凡满汉蒙古官民，有被冤控告者，内而赴各该衙门，外而赴各该地方官干理。此时奏告之人，概行禁止。如有违旨奏告者，按律治罪。”由此可见，清初统治者对天花束手无策，消极回避。并且对上访者态度极为蛮横，毫不讲理！
清初多尔衮摄政时期，对民间出天花者采取了野蛮残酷的“驱疹”措施。“凡遇民间出痘者，即令驱逐城外四十里”。那些“贫苦小民，移居城外，无居无食，遂将弱子稚女抛弃道旁。”多尔衮死后，这种野蛮的驱疹措施虽有收敛，但仍规定家里如有出痘之人，要立报兵马司，官家“即引绳度邻右八十步，绳以内，官吏俱不许入署。”
有一年冬天，京城天花大流行，惜薪司要经常运炭进宫，由于害怕传染天花，到了隆冬季节，朝廷便命惜薪司周围五十丈之内，“居人面光者（未出过天花者脸上没有麻子，故面光）亡论男女大小，俱逐出。”
但到了康熙当皇帝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一向崇尚科学、致力于国富民强的康熙，在应对天花这个大敌上，也表现出明显的科学态度，从消极躲避到积极预防。实际上，对天花这种致命疾病的防治，中国古代中医早就迈出了第一步，成为世界免疫学的先驱。早在明朝时，中医就开始用“人痘”接种预防天花。这种起源于明朝隆庆年间（16世纪下半叶）的种痘法，又称鼻吹种痘法，一般分为两种，一种叫旱苗法，即取天花患者的痘痂研成细末，加上樟脑、冰片等吹入被种痘者鼻腔中；另一种方法叫水苗法，即将天花患者的痘痂加入人奶或水，用棉签蘸上，塞入被种痘者之鼻中。以上两种方法，都是为了让被种痘者轻度感染上天花，发热出疹，再经过精心护理，病状消失后，相当于出过天花，从而获得了对天花的免疫力。
到康熙朝，满族已普遍认识到“种痘”能增强抵御天花的道理，特别是康熙帝本人对此认识明确，推行得也很坚决，致使种痘之法在朝野得到强制执行，效果甚佳。在康熙帝的倡导推动下，清代朝野对天花防治进一步科学化、系统化。康熙帝在其所著《庭训格言》中写道：“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番，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尝记初种痘时，年老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耶？”
公元1688年，俄国医生来到北京学习这种接种人痘的方法，后来又通过俄国医生传入土耳其、印度、日本、英国及欧洲各国。直到18世纪末，英国乡村医生琴纳也许是受到中国接种人痘的启发，终于发明了“种牛痘”
预防天花的方法，后来这一方法逐渐在世界流行起来，有效控制了天花的传染。1980年世界卫生大会正式宣布天花被完全消灭，天花病毒在自然界已不复存在。
乾隆御医的民间“种痘”史
一直崇拜和效法其祖父的乾隆帝，也继承康熙的秉性，更加积极地推广人痘接种术以预防天花。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十一月，乾隆帝指令太医院院使刘裕铎和御医业良玉等认真研读《痘疹不求人》一书，并拟出防治用药处方。刘裕铎是当时太医院中的治痘专家，医术高明，屡受皇帝褒奖。他仔细阅读了《痘疹不求人》一书后，高兴地向皇帝报告：“臣等合参方中药品，均属妥协有理。仅此仰恳圣恩，赐录三方合参备用，以推广皇仁，用充幼科之助。”
乾隆年问，作为预防天花的种痘技术，已走出宫廷和太医院，开始推广到全国许多地方。当时，御医们每年都奉旨到天花流行较频繁的地方为少年儿童种痘，并逐渐形成太医院的一项制度。如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
二月初三日，御医刘芳远奉乾隆帝之旨，专程到察哈尔镶红旗和正白旗接种人痘，“共种得儿童七十五名，俱已全好。”
在不少清宫医案中可以看到，传统的中医药学在治疗天花方面也积累了很宝贵的经验，针对痘疹的险重、顺逆等不同情况，治痘专家刘裕铎用过“养荣消风汤”，以治“肝气上冲，复因外感风寒……周身发出风疹”；用“疏风消肌饮”，以治“风疹渐透，但正气尚虚，余热未尽，形瘦气弱，软倦心烦”等症。因此，乾隆非常信任刘裕铎的医术，经常给他下达“快快的治”的谕旨。
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天津成立了第一所专门为儿童免费接种预防天花的机构——保赤堂牛痘公局。最早疾病预防中心保赤堂牛痘公局虽然名为公局，但它却是由个人出资兴办的私人性质的一座慈善机构，它也是天津最早的疾病预防中心。
我们应该看到，处在科学还不昌明的清代特别是前清时期，面对天花这个未被人们完全认识的瘟神，康熙、乾隆等有作为的皇帝还是持之以恒地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和努力。毫无疑问，这一功绩为满族入主中原、统治全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是满族文明进步道路上的一次飞跃，是相当了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