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从各方面阐述“中国梦”，为了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梦”的内涵，我们需要批判西方中心论。这是本书的主旨之一。西方中心论并不是一个流派，很少有人旗帜鲜明地承认自己就是西方中心论者。西方中心论是启蒙运动以后在西方出现的普遍倾向，是后人对这一倾向的概括。这一倾向如此强大、如此普遍，远超出一个流派的概念，而成为不少西方人的普遍立场和普遍的思维方式，成为不言而喻的前提，成为不假思索的常识，成为确定无误的基础。两百多年来，西方中心论在西方已成为学术思想领域无须证明、无须证伪的真理，潜移默化地深入到大多数人的潜意识中。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西方中心论似乎已经是毋庸置疑的基本结论，所有的研究和探讨，都在这个基础平台上。离开这个平台，人们仿佛已不会思考；离开这个平台，仿佛就是无知，就是笑话，就是大逆不道。但是，恰如本书及本书中引用的部分西方学者指出的那样，西方中心论的理论基础是不真实的、虚假的；西方中心论的思想平台已不可能承受和解释世界的发展。在西方中心论这一思想平台上产生的种种衍生物，都将成为过眼烟云，都将成为历史尘埃。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因为它有伟大的人民。中国人的勤劳举世无双，中国人的善良无出其右，中国人的智慧不容置疑。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还因为它有伟大的文化。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生命力无比旺盛；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穿透力无比锋利；中国的文化堂堂正正，感染力无比厚重。但是，在西方中心论面前，中国人民以及中国文化长期被压制、被贬低、被抹黑、被丑化，被视为人类几千年中的一个巨大的错误和欺骗。我曾经说过，如果一个错误能够堂而皇之地在几千年中被传承，至少说明这个错误的伟大；如果一个欺骗能够在几千年间将亿万人蒙在鼓里，至少说明这个欺骗的高明。反过来说，它的历史生命力就说明它不是错误、不是欺骗，而是真理、是民心。
面对西方中心论如水银泻地般无孔不入，面对西方中心论如君临天下般盛气凌人，我们仅仅从感性出发表达我们的愤懑和不屈是远远不够的。当“中国梦”强调我们的自信，当“中国梦”依然面对各种轻蔑不屑和冷嘲热讽，我们需要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我们需要拥有自己的话语权。虽然本书中我在不同段落、不同分析上阐述了中国传统的价值，但依然是只鳞片爪、管窥全豹。这就是我在写作过程中强烈地感受“迫不及待”心情的原因。这种心情恰似葛兆光先生所言：“从思想史研究中引出的新问题，又带来一种急迫和焦虑。”这种“急迫和焦虑”用葛兆光先生的话说就是：“一个身在‘中国’的学人，应当如何既恪守中国立场，又超越中国局限，在世界或亚洲的背景中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文化遭遇过巨大的挫折。例如“五胡乱华”时期有人兴叹“中华陆沉”；南宋灭亡后，有人断言“崖山之后，再无中国”；明成祖朱棣杀方孝孺，人们评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等等，中国文化传统在历史上的确多次经历了低谷。那么，为何每一次它都能绝处逢生？都能重新发扬光大？我们应该看到，那都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而是重新调整、与时俱进的结果。面对南北朝以来佛教文化的巨大冲击，唐代韩愈提出中国传统的“道统”谱系。有人评价说，那一时期的中国传统并非枝繁叶茂，而是处于不绝如缕、一脉单传的境地。事实上，它并非只是“单传”那么简单，而是在发展和调整。到宋朝形成“天理常在”“正心诚意”的程朱理学，外来佛教文化终于融于中国传统，中国传统也因此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经历了元朝“十儒九丐”对中国传统的轻视后，到明朝，形成“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的陆王心学，中国传统始终在发展、适应和调整。
陈寅恪曾经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譬诸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荫百十人矣。”中国传统文化历经盛衰荣辱，依然能多次绝处逢生，始终没有断绝，始终在生生不息地延续。这一现象的背后，并非现代人们解释的那样，只是统治者的利用，而是有它真正合理的不可替代、不可忽视的内在价值，这是中国传统生命力的所在。李鸿章曾经浩叹，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在西方文化大行于世的背景下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真正危机感。从李鸿章到今天，已过去了一百多年，西方与中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便在今天西方文化仍旧畅行天下的时候，我们还是看到中国传统的合理性依然不容忽视，值得我们认真地探究。我之“迫不及待”的强烈冲动，便是想尽快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做一个系统化的总结。
“中国梦”提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它并不仅仅是经济实力强大、政治地位提高、军事力量充沛等，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实现“中国梦”强调需要自信是完全正确的。自信一方面是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需要坚定不移的信念，另一方面也需要为自信提供真正合理的理论体系。尤其是在西方文化编织了几百年的西方中心论已形成密如蛛网的构架之后，尤其是在当今西方中心论已经捉襟见肘、左支右绌之时，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如何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下脱颖而出？如何避免类似篆书、楷书与英文字体那样无法交流和比较的障碍？如何让中国传统与现代西方话语体系融合？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与当今中国遵循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又是怎样的关系？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当今西方社会面临种种问题，在它自身的文化价值体系内已经找不到解决方案和思想资源。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西方学者，已经跳出西方中心论，在全人类的广阔视野中，敏感而睿智地发现了延续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并指出只有中国文化才是人类摆脱困境的出路。作为中国人，我们并不是说因为有了某些西方人指点，才回过头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传统，而是我们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加之近几百年来我们对西方文化的实践和理解，中国人应该承担起时代赋予的这个使命。
当今世界需要一场新的文艺复兴，也许称为“文化复兴”更合适，复兴的对象便是中国文化。这是“中国梦”所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根本意义。毛泽东曾经说：“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过去，中国曾经做到了，未来，中国仍将做到。而且，这一未来离我们正越来越近。”全世界有哪一种文化能够历时五千年，不断为人类提供高尚和华丽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全世界有哪一种文化曾经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里，傲然地站在人类文明的最高峰？只有中国文化。这一事实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必定有它强大的合理性，而绝不只是过时的云烟。
当然，这场全世界的新的文化复兴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回到过去，恰似有些人用尧舜的“禅让”来解释当今的中国政治，其实缺乏说服力和解释力。欧洲五百年前的文艺复兴，不管有多牵强，至少它也不是简单地恢复古希腊、古罗马的传统。因此，对中国来说，面临一场新的世界性的文化复兴，也应该是深入探讨中国传统被忽视的合理性，针对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提供解决思路和思想资源。当今中国面临种种思想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所有这些问题背后最深刻的原因就是西方中心论的偏执与狭隘。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俱进地复兴，将为当今中国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最深层的理论基础，成为我们自信的强大依靠。
中国对于世界之所以重要，并不只在于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民族国家，更在于中国是创造了一种完整价值体系的文明国家。中国文化的文明价值在西方文化面前，绝不是历史台阶上的过去时。说它是与西方文化并驾齐驱的、具有超出民族国家意义的另一种文明体系，也许都低估了中国文化的价值。对此，身为中国人，作为生于兹、长于兹的中国人，我感到无上的光荣。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无比骄傲和自豪，并为自己能为这块养育我的土地、滋润我的文化添砖加瓦而由衷地感到荣幸。同时，面对无数先人呕心沥血凝聚而成的伟大文化，我时刻保持恭敬与谦卑，随时仰望他们的目光。
2014年2月14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