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政府的财政收入除了上述几项外,还有一项就是国有企业。中国的国有企业或国有经济历史悠久,汉朝的盐铁政策是典型代表,即盐和铁的经营由政府负责或参与。此后两千多年间,中国的国有经济范围时小时大,例如宋朝时,茶叶和酒类也由政府专营,属于国有经济的范畴。相对来说,西方历史上国有经济的概念和实践很晚才出现。这里要区分一个概念。当我们说汉朝的盐铁经济,它的收入很明确地属于国库,而非皇帝的个人或家族收入。而西方在启蒙运动之前,所谓“国库”几乎是与国王的私人收入不分的。与众多贵族相比,国王无非是最大的私有财产拥有者而已,国王和贵族将全国财产都瓜分了,低等级者例如奴隶或农奴,连人身自由都没有,更没有私人财产。因此,属于全体民众的“国库”在西方历史上发育很晚。
西方社会在启蒙运动以后,由于出现对私有财产制的猛烈批判,导致一种理论,即在全社会都实行公有制,与之相伴的计划经济与工业化流水线的统筹管理有着密切关联。这是西方社会从彻底私有制的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幼稚表现。中国历史上,宋朝王安石变法的结果之一是大力扩展国有经济范围,那一时期几乎是中国历史上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时期,但也没有达到国有经济覆盖全社会的程度。而且,在此后长达九百多年的时间里,王安石的做法始终遭到批评,这一现象是中国古代自由市场经济思想的体现。简单来说,中国古代经济制度长期以来都保持着一种中庸:自由市场经济与国有经济并存。不同的时代,两者的形式和程度有所不同,但始终存在。对于今天来说,我们应该避免在私有制、公有制两个极端之间跳跃,也不该认为那是西方的先进思想,而应该认真审视一下中国自己的历史,看看国有经济为何要存在?它在中国历史上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对于今天依然是有意义的。
国有经济的第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为政府稳定地提供保障。例如,宋朝的军工主要由国有经济实现保障,包括武器、军服、铠甲、粮草、军马、通信等,其中也不乏国家主导、民众私人参与的情况。战争耗费的财富往往惊人,如果没有国有经济,一个国家不得不面对战争时,就会底气不足。西方历史上,国家的战争行为很多时候不能靠政府自己的财力支撑,而不得不借债。有些向普通民众发战争债券,有些则向金融资本举债。这样的战争不论国家输赢,最终得利的都是国家的债主,甚至使国家主权和政府的独立性受到严重影响,成为金融的附庸。因此,像军工这样的关键领域保有国有经济成分是必要的。宋朝因为长期面临战争状态,这一领域的国有经济程度较高。今天,和平是主基调,军工领域国有经济的程度可以有所调整,但核心部分还是应该掌握在国有经济、国有企业中。
国有经济另一个重要作用是稳定经济。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常平仓制度,20世纪30年代后,美国模仿中国古代常平仓制度,首先建立了“国家粮食储备制度”。当时美国人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中国孔子的办法。虽然把常平仓制度归为孔子是一个误会,但它的确是中国几千年里始终执行的制度。常平仓制度简单说就是:粮食丰收的时候,由于粮价便宜,农民利益会受损,政府便以高出市场的价格收购粮食,以保证粮食生产者的利益。粮食歉收的时候,粮价上涨,消费粮食的民众负担会加重,政府便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卖出粮食,以保证粮食消费者的利益。在特殊境况下,例如遭灾,政府将无偿开仓放粮。这个行为其实违反了自由市场经济的规律。按照自由市场经济的原则,常平仓制度简直就是傻瓜。但是,推行这一国有经济体制的真正目的就在于维护社会稳定,而非为了经济利益。
仅从“民以食为天”的角度来说,古代常平仓与现代“国家粮食储备制度”有较大的相同之处,但是,古代常平仓还有一个重要功能是现代“国家粮食储备制度”所不具备的,即,金融稳定。货币是经济的标尺,如果货币经常发生变化,经济也会不稳定。中国古代以贱金属货币为主,与欧洲历史上以贵金属为主要货币相比,最大的好处之一是货币量比较充分,能够适应小商品日益丰富的经济发展,形成发达的自由市场经济。但是,贱金属货币,如铜、铁,由于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容易导致贱金属货币量和货币价值的不稳定。常平仓的粮食储备另一个功能便是稳定粮价,由于粮食是最主要的生活必需品之一,因此,粮价的稳定对物价的稳定,乃至于对社会的稳定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在金银本位货币之外,起到了实物性信用货币的作用。
国有经济还有一个重要作用是抑制垄断。自由市场经济的确有它的好处,但也有坏处,例如,容易产生私人垄断。西方国家对此常采用“反托拉斯法”“反垄断法”等法律手段,但不能绝对有效,否则,也不会多次出现针对微软的反垄断调查。抑制垄断除了法律手段外,还可以用经济手段,其中,国有经济可以起到较大的作用。例如,有些城市将公共交通做市场化运行,结果出现了私人垄断,给社会和民众造成不便。对于这种情况,其实也没必要拘泥于国有、私营两个极端,采取折中的做法,既能保障民众的基本需求,又能有恰当的竞争,以体现活力。
与国有经济可以抑制垄断相关的话题是:如果国有经济自己成为垄断,是否合理?我认为国有经济在某些领域的垄断是应该的,例如涉及国家安全的特殊领域,或者涉及重大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其实,只要明确一点:所有国家垄断领域的收益、效益等,都服务于全民利益,这样的国有垄断也无可厚非。同时还应该说明,如果这种观念被随意扩大化,也是有问题的。扩大化到头,便是整个社会都实行公有制。比较合理的状况应该是:某些领域实行国有垄断;某些领域国有经济存在,但不追求垄断地位;某些领域完全交给市场,政府通过政策和法律来调控。然而,我们很难将这个描述明确落实到哪一个具体的行业或领域。因为,随着时代发展、科技进步,各行业领域都会发生变化。其典型就是,战争时期欧美国家很多领域都成为国有,或者围绕国家政策而服务,而在和平时期,其中的很多国有化是不必要的。即便对于和平时期也一样,不同时期,政府有不同的发展重点,国有经济如何配合,完全可以灵活处理。对于今天和未来的中国来说,哪些领域应该国家垄断,哪些领域国有经济应该存在而不垄断,哪些领域可以完全市场化,还需要结合中国实际,做深入的研究和部署。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思路,它避免了要么绝对公有制、要么全部私有制的简单化两级思维。
从这个简单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到,中国几千年来始终实行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混合经济体制,其中也有集体经济。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人对混合经济已经有很多经验和成熟的做法。而西方只是在近代才出现国有、公有的概念和实践,由于缺乏实践经验而走向极端,并且在两个极端之间长期摇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提出“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概念,实际上就包含了中国传统的智慧。十八届三中全会则明确提出“混合经济”的概念,这是将中国传统与现代经济相结合的一个做法,也是中国在经济制度上体现“制度自信”的一个重要体现。对此,我们同样需要破除西方中心论,摆脱“西方永远比中国先进”的思维定式和狭隘。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其中我们也能看到中国传统的延续。
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应该认真分析研究。它的存在形式并不是唯一的。尤其在股份制条件下,国有经济与私有经济的关系应该更加灵活。国有经济有些是需要追求经济效益的,有些并不需要。对于今天来说,用经济效益这个唯一的标准来衡量国有经济并不合适。国有经济有时候是为整个社会经济提供强大而坚实的底盘,用经济手段维护社会的稳定,并顾及那些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暂时遭遇挫折的人,为他们重新振作提供缓冲,使得人们对社会产生依赖和信任,这是国有经济存在的一个重要职能。国有经济与私有经济的混合体制使得集中与分散、自由与约束、计划与市场能够协调共存,摆脱非此即彼的僵化。
国有经济产生的收入如何使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一个正确的原则,但还应该细化和法制化。还有一些领域,国有经济可以承担开发和先行者的角色,一旦产生成果,也可以允许私营经济共同参与。因此,在经济制度上,摆脱国有、私有,计划、市场二元对立的西方思维,继承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历史经验,结合当今现实加以改造,从理论上明确国有经济与私有经济混合共存是社会经济的常态,再对国有经济的成分、角色、作用等具体方面深入探讨和研究,并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优化,这的确是我们“制度自信”的一个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