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APEC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我们的立场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也要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切实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2013年11月16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做“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报告，其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当今中国，改革是热点话题，中国的改革也牵动着世界的目光。虽然“改革”只有两个字，但是，不同的人对于改革的理解并不一样，甚至差别很大。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对改革不同的期望，有时候，关于中国改革的对话因为南辕北辙而无法进行。然而，中国需要改革，中国必须改革，这的确是共识。我们应该对各种改革的议论和潜台词有所了解，以便找到真正适合中国的改革方案。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不能改变的目标。
一、改不改不是问题，如何改才是问题
改革既是一个新话题，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话题。近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唯一的，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改革曾多次出现。就历史而言，曾经发生的改革，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对于今天来说，两种可能性同样存在。当今中国的改革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是对改革高度负责的态度。因为改革关系到各阶层民众的利益，关系到国家命运。它既体现了一种勇气，也体现了改革的目标与手段的复杂关系。人们在关注当今中国的改革时，一方面会强调改革与倒退的关系，另一方面还会涉及改革与革命的关系，关于中国改革的话题因而变得内容错综复杂。
改革不是革命。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提出一个观点：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成果，其实延续了很多旧制度的内容。“大革命”尚且如此，改革也同样。任何改革都是有的改有的不改；该改的改，不该改的不能改。当今世界各国都在讲改革，改革几乎是一个世界大潮，从联合国到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美国到欧洲各国，都面临着旧体制与现实的不适应，改革都已摆上议事日程。但是，所有这些改革都是有所改有所不改。如果认为改革就是要推倒重来，将改革等同于革命，那就错了。不可否认，当今国内外关于改革的议论中，确实有人将改革等同于或偷换成革命。
当今中国面临着很多问题，中国的确需要改革。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改革如果流于表面，就无法真正解决各种问题。因此，改革需要深入。“改革进入深水区”“发起改革攻坚战”等说法正是改革要向新的深度和广度推进的表示，中国需要在各个领域开展一系列的改革。但是，不管改革如何深入，依然存在有的改、有的不改的问题。哪些该改、哪些不该改，这是在改革过程中必须明确的问题。改革是要变，它对于当今及未来中国很重要。但是，在改革中明确哪些不能变，甚至与改革之变同样重要。把改革等同于改变一切，是错误的，把明确某些东西不能改称为倒退，是在混淆改革的目标。
当今中国确有这样的人，如果中国某些东西不改，他们就认为是停滞或倒退。他们发明了一种说法，叫作“改革与革命赛跑”，这是对改革的威胁和绑架，实际上是把改革等同于革命。差别只在于，他们幻想的“革命”是在一朝一夕间彻底推倒重来，而“改革与革命赛跑”的论调无非是在他们幻想的“革命”难以成功时，试图通过威胁的方式，在较长的时间里实现他们推倒重来的目的。
中国的改革是一个整体的改革、协调的改革。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果后，必定导致政治体制改革。甚至有人断言，如果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改革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保不住。这个说法听起来有道理，不能完全说错，但还是应该分析一下，这个观点掩盖了一些内容，也隐藏了它背后的潜台词。
中国近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那么，近三十多年的改革是什么性质的改革？难道仅仅是经济体制的改革？事实上，中国以往的改革既是经济的改革，也是政治的改革。这一结论不仅仅因为经济改革是由政治改革发动的，也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也是政治所领导的，包括在经济改革中出现的偏差，中国的政治也起到了纠偏改正的作用。如果说中国三十多年来取得的成就只是经济改革的成果，实际上说不过去。换句话说，中国的政治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影响是巨大的，而且主要是正面的、积极的影响，否则，中国的改革不可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成就。
在近三十多年的改革过程中，国内外很多人一次次预言、判断中国将停滞、崩溃，但这些预言都失败了。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做这些预言的人，把他们认定的西方政治模式、西方发展模式当成经济发展的唯一标准、唯一目标。所以，当他们看到中国政治与西方不同时，便妄下断言。事实上，正是因为中国政治与西方不同，中国的政治才在很多方面比西方更好地促进了社会整体经济的发展，使得他们的预言一次次失败。所以说，中国三十多年来改革取得的成就，既是经济改革的成就，也是政治改革的成就。而这一政治改革是基于中国的现实，结合自身的要求所进行的改革，其中有改有不改，不是照搬西方都要改。这是中国成功的关键所在。
政治和经济从来就不是可以分离隔绝的两个东西，政治说到底就是经济，经济在根本上就是政治，两者紧密相关，只是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我们应该看到，当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说明政治没有阻碍经济的发展，或者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反过来说，经济存在问题需要深入改革以保持长久的发展动力，同时说明政治也需要深入改革，两者相辅相成。因此，“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政治如不改革经济成果无法保住”之类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一方面应该看到中国的政治实际上一直在不断改革，十八大以后，中国政治的改革依然在继续；另一方面，这种言论的背后实际上包含了一个潜台词，即中国的政治必须按某个模式和标准进行改革。
政治和经济制度都是有生命的，任何一种制度都有其适应的条件，不可能也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制度。对于中国如此，对于西方同样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改革都是一个动态的、长期的、持续的过程，这是辩证法的精髓：变化是永恒的。所以，改革也应该是常态。那种把改革当成一场类似攻山头的战役，以为攻上了山头便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是幼稚的。改革没有完成时，改革只有进行时。中国正在深入进行的改革，目的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然而，我们也不能说在这一伟大的目标实现之后，改革就结束了，就万事大吉了。“政治和经济制度是有生命的”这一现实是辩证法的根本。因此，改革永远都需要。小到针对社会具体问题的法律法规，大到宪法以及国家顶层制度，改革永远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一个改革的结束，等于下一个改革的开始。如同佛教所说的因果链条，事物都是互为因果，改革是过去的果，也是未来的因。在改革的长期过程中，变与不变，改与不改，也是相对的。在某一个时间段，某些东西不能改；但在另一个时间段，或者更长的时间段，某些原先不能改的东西也应该改。其中的核心就是政治制度与社会经济相互适应。用某一种政治模式强行嫁接在社会经济之上，很多时候都会破坏这种适应，其结果很可能与改革者的初衷适得其反。
对于什么该改、什么不该改，我们还应该认识一个问题：在改革之初，该改的与不该改的未必能够完全清晰，很多是在改革过程中甚至改革之后才能辨明。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从试点开始，从局部开始，经现实检验成功的经验就加以推广，不成功的就加以修正，改革的对象和范围也在逐步扩大。试错是稳妥改革的必要手段，但正因为要不断试错，改革就应该是逐步的、有序的。历史上很多改革的失败，例如戊戌变法，就是因为没有这样逐步试错的过程和耐心。某些改革者接受了社会政治、经济原则的某些教条，便事先设计好一整套改革方案，继而人为地创造实现改革目标的各种先决条件，强行推动，试图一步到位，例如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其结果也不理想。
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改革的对象不仅仅是改革之前存在的老问题，还包括改革之中出现的新问题。改革之前的老问题有的该改有的不该改，改革之后形成的新措施也是有的该留有的不该留。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有的与老问题有关，有的与老问题无关，完全是改革本身造成的。从试错的角度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改革不会犯错，也不能认为改革永远是对的。改革的手段很可能会错，改革的结果也可能不合理，例如当今中国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因此，改革本身也是需要检讨和反思的。把改革当成政治正确的标准，甚至把改革当成道德高尚的标志，把改革等同于先进和真理，这一现象在中国并不少见，它有可能伤害中国社会的发展，影响真正需要的改革决策。
在这里，尤其需要指出一种错误观点，即以为政治改革达成某个制度目标，改革大业就最终完成了。当今中国不少人在谈论改革时，矛头都是指向政治制度。他们首先是对中国政治以往改革所起的正面积极作用视而不见，其次是把西方政治模式当成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却不愿看到西方国家也正在为它们自己制度的弊端而呼吁改革。上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福山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论”，所谓“历史终结论”简单说就是西方民主体制加自由市场经济。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相当一部分势力把福山的“历史终结”当成改革的终极目标。对于“历史终结论”的探讨在这里不展开，只讲一个简单的事实。进入21世纪后，“历史终结论”的发明者福山自己都改变了过去的主张，认为历史并没有终结于他提出的那个西方结构，他反而到中国来观察、研究，希望修正他过去的观点。如果，中国改革的某些领导者还依此来设计中国改革的终极目标，不显得太幼稚吗？当我们说中国政治也需要改革时，不能简单化地把西方政治制度当成唯一的目标，而应该结合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合理地开展政治改革，使得政治能够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同时能保证经济的健康发展。当今中国社会，坚持改革是普遍共识，几乎没有人说现在的中国就是最好的，就不再需要改革了。要实现“中国梦”，就要长期性地不断改革。因此，我始终认为，对于当今中国，“改不改不是问题，如何改才是问题”。
二、警惕“改革霸权”
当今中国社会对于改革的各种议论中，有一种声音很强大也很粗暴。这种改革论调预设了一个“反对改革”的假想敌，暗含了唯我独尊的傲慢。预设改革假想敌的做法，实际上是在“如何改”的问题上排除异己，认定只有自己的改革方案是唯一正确的。把凡是不同意他们的改革方案的人和意见，统统归为“反对改革”，甚至是倒退。同时，这种论调将反对改革的假想敌描绘得一无是处，仿佛改革的假想敌就是要破坏中国的发展，就是要让中国永远保持落后和混乱。他们以丑化莫须有的改革假想敌的方式，衬托自己绝对正确的形象，从而推销他们认定的改革方案、改革道路。为了方便理解，我将持这种观点的势力称为“改革霸权”。
“改革霸权”在一定程度上垄断了中国社会的话语权，并体现在一系列问题上。例如，他们要求以西方模式在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实现“西方民主”。当有人指出西方民主的缺陷时，他们便给人扣上“反民主”的帽子，“反民主”便等同于“拥护独裁”，等同于“反人类”。这种霸道根本不顾世界各国政界、学界对民主的各种意见，也不顾西方各国民主制度各不相同，只把自己认定的“西方民主”当成绝对真理。号称要民主，自己却不民主；号称要自由，却不给别人自由。改革霸权者只把自己想要的当成改革，把与之不同的改革思路都视为“改革阻力”。中国的改革进程，应对“改革霸权”者加以认真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