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历史虚无主义”变成中国人的潜意识，那么，西方的伟大、光荣、正确就难以动摇了。中国即便不再接受西方的实际统治，也将顺理成章、理所应当地接受西方的领导、指引、规范和改造。中国再怎么发展，也只能跟在西方的后面亦步亦趋；中国再怎么繁荣，也只能乖乖听西方的话；中国再怎么进步，光荣也只能属于西方文明。更为重要的是，针对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配合文化种族主义、逆向种族主义，将使中国人对自己失去自信，从而阻止或延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由于中国可以说是全世界唯一能在历史文明上与西方抗衡的伟大国家、伟大民族，因此，将中国判定为“历史虚无”的文化战争尤其显得激烈，甚至成为中国的一场“文化内战”。
如果说把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都彻底否定是一场漫长而超大型的战役，那么，在这一大型战役中，还包含着各种小型、局部战役。例如，否定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历史，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多年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后各约三十年的历史，等等。如果说整体判定“历史虚无”就是判定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价值、应该抛弃，那么局部判定“历史虚无”就是局部判定没有价值。所以，针对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奋斗史的“历史虚无主义”实质就是判定中国共产党没有历史价值；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多年发展的“历史虚无主义”实质就是判定新中国的历史毫无价值；针对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的“历史虚无主义”就是断言毛泽东领导新中国的三十多年一无是处。从“历史虚无主义”的大战略来说，小型战役的局部胜利，能够积累起总体战役的最终胜利。对当今中国来说，“历史虚无主义”向中国发起的小型、局部文化战役，至少在知识分子圈内，的确正在一个个获得胜利，一个个攻取山头。
历史虚无主义对于中国五千年历史所发动的文化战争是一场漫长而艰巨的战争，时至今日，一些西方学者已经感到这也许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一些国内的知识分子在被“西方中心论”严重洗脑之后，依然在这个广阔的战场上替西方人厮杀。针对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总体战役的结局其实非常明显：西方不可能获胜，中国的历史永远不可能被抹杀，中国历史上对全人类文明的贡献光彩照人、有目共睹。中国人绝不像“历史虚无主义”宣称的那样是没有价值、没有贡献的民族，相反，中国人毫无疑问是对人类历史、人类文明贡献最大的民族。如何对待自己的过去，同时意味着如何对待自己的未来。这种态度并不是一味歌功颂德，而是客观地认识成绩，同时客观地分析错误。
二、挨打、挨饿与挨骂
权力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具体来说可分三类，一是暴力权，二是财富权，三是话语权。俗称枪杆子、钱袋子、笔杆子。毛泽东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论断是毛泽东对人类历史的精辟总结。虽然中国历史上早就明确“得民心者得天下”，说的是笔杆子与政权的关系，“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也成为孟子声讨“独夫民贼”的依据。但是，夏桀、商纣不会自动放弃权力，商汤、周武还是要大战鸣条、决胜牧野。枪杆子、刀把子作为“暴力权”的通俗说法，每一个政权都必定要拥有它。按中国古人的观念，掌握最终“暴力权”的统治者，应该是仁慈的，应该施仁政，而不应施暴政。这个论断是否同样适用于国际社会？仁政施于内，是否也该施于外？暴政不能施于内，是否也不能施于外？
西方国家自近代以来，且不说它们对内是否施仁政，至少，它们对外没有施仁政，而是大施暴政。对中国来说，自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国家频频向中国施暴或威胁施暴，用粗暴的武力对付中国。当西方第一次使用武力尝到了甜头，便一发不可收拾，中国由此陷入“落后就要挨打”的强盗逻辑，挨打，几乎是中国一百多年来难以逃脱的命运。但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凭借简陋的武器和强大的精神力量，领导中国人民打败了各种欺压中国民众的力量，并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与最强大的、拥有当时全世界最先进武器的美国打了一仗。
朝鲜战争开始阶段，中国只是观战。志愿军开赴朝鲜时，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已经打到了中国边境鸭绿江边。最终，志愿军将美军打回了三八线，逼迫美军坐下谈判，并遵守三八线的划定至今。因此，中国人民志愿军事实上是战胜了美国。这一奇迹令世界惊叹。从此，中国彻底改变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始终挨打的局面；从此，当今世界再也没有哪个国家敢轻易对中国动武。即便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中国曾经面临战争威胁，或者发生过小规模武装冲突，但是，中国都没有在战场上失败。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以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历史贡献之一便是解决了百年来中国“挨打”的问题。这个伟大成就有目共睹，任何人都不可能抹杀。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财富不断遭到西方国家的野蛮掠夺，加上国内买办阶级以及与广大民众离心离德的反动势力，曾经富庶的中国、曾经富裕得令西方垂涎欲滴的中国，被一点点榨干，中国的民脂民膏被西方列强及其帮凶一点点地吸干。中国落入一穷二白、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鸦片战争以后，贫穷的中国由于自然灾害、战争等原因，一次次面临饥荒，每一次都造成大批民众死亡。无数中国人过着流离失所、食不果腹的凄惨生活。西方及其帮凶的疯狂掠夺，一方面让素来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变成了“东亚病夫”，另一方面使得“挨饿”成为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由于“挨饿”，文化、教育、科技、国防等都无从发展；由于“挨饿”，中国即便没有亡国，也难以有未来。国家民族看不到复兴的前景，民众看不到幸福的希望。国家和它的人民，几乎在绝望的煎熬中度日如年。
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后，立即着手改变这一局面。首先，基本废除了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所以，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全面封锁，企图从经济上扼杀新中国，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使得它们失去了在中国靠武力掠夺的种种利益。其次，实行土改，大量农民得到土地，生产积极性提高。最后，一步步积累，发展中国自己的工业体系。新中国工业体系的建立，没有像西方国家靠对外掠夺实现资本积累，而完全依靠中国几亿民众自身的创造，这在世界上也是一个奇迹。
依据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为-0.12%；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口增长率为0.6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二十多年里，人口增长率为2.10%。中国人的预期寿命1950年为41岁，1999年为71岁。这个数据说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有效地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在人口总量获得增长的同时，人均寿命也大幅提高。
1950年，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一年后，人均粮食产量达到239公斤，同年，世界人均粮食产量为246公斤。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人均粮食产量在300公斤左右浮动。其中，1956年达到306.8公斤，这是第一次突破300公斤大关。此后，人均粮食产量下降。1962年后粮食产量开始恢复，1965年为268.2公斤，1974年再次超过300公斤线，人均粮食产量为303公斤。从1978年起，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再也没有低于300公斤。比较而言，1980年世界人均粮食产量为322公斤，1990年为330公斤。1996年，中国人均粮食产量首次超过400公斤，达412.2公斤。2013年，经历了粮食产量的“十连增”，中国人均粮食产量达历史最高水平，为442.4公斤。
可以说，改革开放以后，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人真正解决了“挨饿”的问题。在这个现象的背后，我们还应注意两个事实：一是中国人均粮食产量不断增长的同时，中国的人口也在持续增长，从1949年的4.5亿，到2013年的13亿多。与此同时，中国人的人均寿命也在增长，从1949年的35岁，到2012年的75岁。因此，中国人均粮食产量的增长，实际上难度是很大的。二是中国人均土地不及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中国就是在这样较差的基础上，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1/5的人口，这不能不说是新中国以及改革开放创造的了不起的奇迹。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也出现了政策失误，尤其是在应对三年自然灾害上。对于这个问题，近几十年来有很多讨论，人们各执一词。但可以确认的是，“饿死三千万”是一个夸大的数字。这一夸大就是运用“局部历史虚无主义”的手法，以达到否定中国共产党历史功绩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还有人不断给这一数字加码，上升到四千万或更高的数字，实际上这是缺乏真实依据的，是很不严肃的“研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确发生了，不管最终确认的死亡人数是多少，都说明由于某些政策失误，中国人“挨饿”的问题，在那时还没有彻底解决。然而，依照国内某些“历史虚无主义”者的说法，“文革”是一个社会秩序更加混乱的时期，为何没有出现大规模挨饿现象？因此，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出现的挨饿现象，并不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必然和故意，而只是值得认真反思总结的政策失误。
十二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入了全面改革开放时期，这一时期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它既不是新中国成立之前在时刻要挨打的状态下对西方奴颜婢膝的屈辱状态，也不是新中国成立后，因西方全面封锁而造成的对立和不相往来的状态，而是在中国有自主权的前提下，与西方国家的互惠合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物质富裕程度大幅度提高，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中国成为联合国千年计划中大规模减少贫困人口最成功的典范。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以令世界惊讶的速度位居全球第二，中国的人均GDP从全世界几乎垫底上升到居中。换句话说，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努力，中国共产党解决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长期面临的“挨饿”问题。
与此前解决了“挨打”问题一样，中国在不长的时间里基本解决了“挨饿”问题，使得全世界对中国不得不刮目相看。自西方向全世界扩张以来，很多曾经受西方欺凌的国家，想尽各种办法要实现国家的富强。它们有的起步比中国早，有的条件比中国好，然而，迄今为止，它们中的大多数依然没有解决“挨打”和“挨饿”的问题。像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成功解决了“挨打”与“挨饿”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值得骄傲的光荣，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巨大贡献。这个结论只有在比较中才能真正认识其价值。但是，中国目前依然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挨骂”。
“挨骂”与“挨打”本来是结合在一起的：骂就是为了打，打了再骂，为的是让你的“挨打”变得天经地义，“挨打”就是活该。例如，骂中国“闭关锁国”“阻碍自由贸易”，目的就是给打中国制造借口。由此，“挨饿”也是你自己的原因，而不是西方的武力掠夺造成的。如今，西方对于中国，“打”和“骂”已经分开了。由于西方不再轻易敢打中国，骂中国便成为它们对付中国的主要手段。例如“人权”“极权”“专制”等，从政治到经济，从军事到文化，从历史到人性，几乎无所不骂。除了西方人亲自骂，还在中国豢养了一批西方崇拜者，从内部配合着西方一起骂。中国现在的“挨骂”是在西方中心论的框架中设定了一切标准，只要中国与西方标准不符合就骂。中国如果不清醒地认识这一点，难免会做出削足适履的举动，如此伤害自己还是轻的，严重的还会被骂得自杀。英国学者罗思义（John Rose）有一个著名的诊断：中国不可能被谋杀但有可能自杀，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在各种漫骂中国的言论面前，中国要么自暴自弃，要么对别人言听计从，结果就可能导致自杀。
当今中国难以摆脱的“挨骂”处境，首先是历史上“挨打”的延续。西方确立了以自身为标准的历史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使自己成为全人类唯一正确的代表，类似西方历史上的宗教和教会，将自己等同于绝对真理，将与其不同的一切思想观念视为异端，武力镇压和思想批判并举，以确立自己至高无上的道德地位，维护自身不容置疑的道德形象。其次我们还应该认识到，西方确立自己绝对正确的道德形象一方面有政治上的意图，另一方面还因为经济。它使得非西方国家的所有经济活动都必须纳入西方的规范和标准，仅这一项就可以赚大钱，例如ISO质量标准之类。除此以外，标准掌握在西方手中，当经济发展导致力量平衡不利于西方时，被批评指责的“挨骂”将有助于打击对方，继续维护西方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