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的病态在哪里
都知道中国大学有病，但没料到竟病成这样。
原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最近专门撰文，直陈大学五种“重病”，分别为市场化、项目化生存、平面化、官场化、多动症。五大顽疾并发，足以将一个人送进ICU，但中国大学表面上却一派繁荣景象，不断扩军还扩招，遍地教授，还不屑于给本科生授课。
这一神奇反差的背后是中国高等教育GDP化。只要面子，不要里子；只要增长，不要发展。现在中国经济都转型了，政绩观也变成科学发展观，整个社会的理想家园大学却裹挟着世俗的恶臭狂飙突进，着实令人忧虑。
其实，温教授能如此坦陈大学病灶固然难能可贵，但这“五化”顺序却值得商榷，且不少因素不能简单并列，有些是因，有些却是果。
认真诊断，其中“两化”就足以使中国大学彻底沦丧。
一是市场化，其实无非是经营化。在教育经费整体投入不足的背景下，许多大学变成学校卖文凭、教授卖“风骚”的生意场，骗科研经费、抄袭论文、走穴敛财成为时髦的生存方式，斯文尊严扫地却浑然不觉。
二是行政化。过去大学校长往往靠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确定，现在却全面推行官本位，书记校长大权在手，吃个饭按级别排座次，如果安心学术，不仅生活待遇低下，且很难获得由行政主导的课题项目，下场往往很悲催。刚刚仙逝的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便是生动例证。因此，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空间，中国大学曾爆出数十教授争夺一“处座”的奇闻。原北大校长周其凤写作《化学之歌》备受身边人吹捧，却广受社会非议，其实是被官本位害苦了。
更可怕的是，当两者之间没有制度防火墙的时候，便形成了可怕的权力市场化，俗称权力寻租。在经济领域这样的联姻会加速行政垄断，催生腐败，在高校不仅会带来学术腐败，造假成风，还会完成对大学精神的致命一击。
不少学者认为古代大学是翰林院，即使在封建皇权严苛统治之下，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士人也讲求风骨和操守。现代大学更是有北大蔡元培先生开创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民主之风，清华陈寅恪倡导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高贵气质。现如今，衙门直接开到了大学里，北大在习惯性地炫耀自己培养了多少大款，而清华直接将教学楼冠名某廉价服装品牌。
因此，中国大学之所以重病缠身，是由于痛彻的精神沦丧。古今中外，大学之所以被形容成象牙塔，主要是因为这里是全社会思想的先导，理想的源泉。统治大学的力量往往是超越金钱、地位的人文精神，普世价值。
越是在剧烈体制转轨时期，越是市场经济发展，社会物欲横流，大学越应该替全社会恪守道德和学术的底线。一切皆可卖的时代，不卖的东西最贵！
中国大学之所以集体“患病”，核心在体制之祸。去行政化，重建符合教育规律的大学治理结构已经渐成社会共识。不过，即使如此，价值重构却更加艰难，随着高校里的人文大师、科学大师逐渐逝去，谁来建构这个繁华时代的高贵？
所幸高校还有宽容，至少温教授还敢炮轰自己的母校北大而不担心被打击报复，我从来没见过有关部门的官员敢炮轰自己单位。这也说明，中国高校去行政化还是有希望的。
溺爱的百姓是刁民？
在佛山“两会”上，一位叫方明的人大代表语出惊人：“百姓是教好的，不是养好的，就像溺爱的孩子不可能是孝子，溺爱的百姓也可能比较刁民。”此言在新华网上披露后，掀起轩然大波。
如果这番话出自一个封建官员之口，尚且可以理解，毕竟，在漫长的中国封建历史长河中，皇上是万岁爷，大臣是父母官，老百姓只能当孙子。作为皇权统治下的晚辈，百姓自然得被管教，被严格要求，不然怎么能乖乖地当孙子、被奴役呢？
刚刚过去的2011年是辛亥革命百年祭。这也标志着中国封建帝制已经被埋葬了一个世纪。但显然，在一些人心里，它可怕的幽灵还在徘徊。在中国改革开放33年后，如果从新中国诞生算起，中国人民已经当家做主63个年头了。
令人惊讶的是，说这话的却不是官员，而是一个本应肩负监督政府、为民请命职责的人大代表。有网友讽刺道：以“教”与“养”的口吻谈论百姓，该雷人代表显然是以百姓之“母”自称了。政府和百姓的关系如同家长和小孩的关系？搞颠倒了吧？百姓可是“衣食父母”。
方代表之所以本末倒置、大放厥词，自然是由于忘记了自己的职责，完全站在政府立场思考问题，将官民描绘成管理和被管的尊卑分明的关系。官员成为威严圣明的父母，而本来的主人则彻底沦为被教育的晚辈。在这个前提下，不溺爱孩子，使其在严格管理教育下成为孝子而非刁民便顺理成章。
如果是一个为转型期各类矛盾所困，天天只想着向上爬，而将人民群众所有合理诉求都当成绊脚石的当代昏官，自然会对手下有如此善解人意的马屁代表深感欣慰。
但遗憾的是，现在党和政府的理念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总书记甚至对各级官员谆谆叮嘱“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在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下，民生指标已取代过去的单纯GDP政绩考核，成为官员升迁最主要的依据。
因此，如果不能顺应潮流，摆正自身位置，不重视群众利益并畅通其合法诉求的渠道，一不留神听信了方代表的蛊惑，真把自己当高高在上的父母，以管教人民为己任，不服管就赐予别人一个刁民的恶名，一定会为此付出惨重代价。广东乌坎村近期发生的村民与村官的冲突便是镜鉴。
相信这番极不靠谱的言论不会造成严重社会危害，但其中隐藏的潜台词却足以使我们警醒：该不该进一步完善地方人大代表制度，将更多来自基层一线、有大局观、对人民群众有感情，且能勇于并善于履职的人选上来，而不是靠明星大腕撑门面。
在构建现代服务性政府已是大势所趋，社会管理创新积极推进的今天，方代表平日认真听取过选民正当合法诉求没有？还是仅仅甘于当个举手机器或完全沦为公权的附庸？她恰恰忘记了，政府官员手中的公权是貌似身处弱势的欠管教的百姓赐予的，包括你的人大代表身份。
当然，方代表还做了如下解释：只有市民提出的不合理要求被政府满足了，才叫溺爱，（因为）如果不合理的要求被满足了，那会有更多的人提出更多不合理的要求。现在的麻烦是：谁来界定这些要求合不合理？在行政化轨道上处理官民矛盾，刁民自然会大批涌现，并不能带来稳定和谐。
在一个公民意识迅速成长，权利诉求越来越主动充分的年代，出现一些新问题甚至新矛盾都是正常的。政府职能不应是忙着教化子民，而是立足于立法行政，对自身理念体系进行大胆创新，为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使民众的合法权益得到最大程度的重视和保障。
我相当感慨：在佛山，方明代表不是什么达官显贵、商界巨贾，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学教师，本来真正了解基层群众情况、能替其表达合法诉求的声音就不充分。当下全国约有3亿农民工，只有3个全国人大代表，但她却将这个宝贵的权利放弃了，甚至对穷人反戈一击。其中深层原因耐人寻味。
中国高考公平正在崩溃吗？
截至2013年6月28日，31个省市区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已经发布。
在总分为750分的25个省市区中，北京一本文科线为495分，理科线为477分。如果抛开自主命题等因素，此录取线仅仅比内蒙古和青海稍高。比近邻河北的文科572分、理科564分分别低77分和87分。
这一情况已经持续多年。在20多年前，我参加高考的时候，属于全国统一命题，文科总分640分，理科总分670分。在北京同样一所知名重点高校的宿舍里，外地考生比北京室友高出100分的情况司空见惯。
即使如此，拥有全国最多知名重点院校的北京、上海，本地生源在数量上也拥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研究表明：广东、安徽考生考进北大的概率只有北京考生的1%，而上海考生考进复旦的机会是全国平均机会的53倍，山东考生的274倍，内蒙古考生的288倍。众所周知，在这个贫富差距拉大、阶层逐步固化的年代，高考被誉为中国“最公平考试”，是草根们改变命运最主要的机会之一。
2012年，福建考生甚至喊出“考过高富帅，战胜富二代”的震撼口号，但遗憾的是，要实现这个遥不可及的目标，先要捍卫高考的起点公平。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之时，录取率仅有可怜的2%左右，今天已经达到惊人的70%，高考独木桥变成了名校独木桥，但地域不公却发展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
在高考制度35年的嬗变中，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大批外来人口融入城市，比如有2000万人口的北京，非京籍人口已经突破720万，但由于户籍壁垒等制度性歧视，他们中的莘莘学子却无缘就地高考。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有2700万随迁子女，即使在就读地获得学籍并生活多年，按高考“户籍”“学籍”双认证规定，也往往只能回到缺乏优质教育资源的原籍进行更惨烈的PK。
其中有历史原因，也有地方保护的习惯势力作祟。
数据显示，39所“985”重点高校中，北京有8所，上海4所，湖南、陕西各3所，天津等七省市各2所，重庆等七省市各1所，而河南、河北、山西为零。“211”大学的分布也类似，极端失衡。即使这些名校对落后地区实施了定向政策性倾斜，也作用有限，类似杯水车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