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一个社会的悲伤与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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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我常年关心的一些问题(2)

这是一档试图以孩子为真正意义主体的节目。作为节目品牌的主要标识,宝宝的“童言无忌”和大胆真实的外景真人秀一直备受全国电视观众的钟爱。因此,“愿望清单”版本的节目将延续《饭没了秀》一贯“快乐、励志、向上”的节目风格,充分利用节目十年的品牌吸引力,稳固以往的家庭收视群体,持续增加观众对节目的好感和黏着度。并坚持以“孩子”为主体,紧紧围绕“愿望”这一主题,贴近当下社会背景,勾勒出一个较为完整丰富的孩子世界的图谱。

契合“中国梦”主旋律,融合更多元的社会性热点话题,该节目完成了一个真正多元的梦想展示,在深切地提醒着按照自己的统一意志塑造截然不同的孩子的成人世界:您真的了解孩子的心愿吗?您真正尊重过孩子的内心吗?

或许,结束暑假,这些宝贝会重回应试教育的主渠道,去接受僵化呆板残忍的格式化训练,但曾经荧屏上展示的一切,必将完成一次关键的启迪,会帮助更多沉睡的家长醒来他们都是爱孩子的,只是忘记该怎样去爱。

韩国民众为何不反对PX?

PX即二甲苯。重要化工原料。它不仅与人们的衣着有关,也是可以直接入口之物,比如药物胶囊,PX就是原料之一。矿泉水瓶等包装材料的主要原料,也是PX。每万吨合成纤维大约相当于7万亩耕地所产的自然纺织纤维。2012年,我国生产合成纤维约2800万吨。如果生产同等数量的自然纤维,则需要耕地近2亿亩。

韩国是亚洲最大的PX生产国,年产能为584万吨左右,出口量近150万吨。2012年,韩国某公司在蔚山建设的世界单体规模最大的PX装置已经正式投产,其产能相当于每年为全球提供32亿套服装。

和中国不同,在韩国,PX不是敏感话题。

在蔚山现代集团的工业园,PX生产基地距最近的居民区只有400米,至少有数万居民与之毗邻而居,却没见群情激奋。

这个集团每年生产的80万吨PX一半以上出口中国,且供不应求,目前正在积极扩张产能。2012年11月,日本JX能源公司与韩国SK合作建立大规模PX生产工厂,预计投产后该工厂年产量将达到100万吨。

但近些年,随着中国公众环保意识的提升,PX项目引发的社会群体事件不断爆发。从厦门、大连,再到宁波、昆明无一例外地引起了当地民众的激烈抗议,最终多在地方政府的干预下被迫搁浅。

这一反差耐人寻味。其结果是中国被迫从国外进口PX,且价格一路上扬。2013年6月,中国PX进口总量较去年同期增长33.5%。据媒体报道,中国PX对外依存度高达46%,背后是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

当前,世界制造业的王者中国成为继美国、法国之后第三个掌握PX核心技术的国家,在PX生产上完全可以达到国外的水准,实现安全无害生产。

而且按照国际惯例,出于节约成本、保护环境的考虑,世界各国PX项目往往秉承“三近原则”建设:离炼油企业近,离下游PTA工厂近,离大江大海近。而满足这些条件的地区,往往人口稠密、环境优美。日本JX化工厂距离东京只有40分钟车程,距最近的居民区只有4000米。

但中国的PX项目建设却步履维艰,耐人寻味。

首先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民众缺乏足够的科学常识。2012年,中国科协数据显示,仅有不到4%的民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加上相关部门启蒙工作相对滞后,高速发展的中国环境危机日益严峻,无形中加剧了公众对化工危害的焦虑,在公众权利意识觉醒的今天形成国际社会罕见的抵制事件。

在蔚山,SK化工项目的相关人员津津乐道的是,过去十年公司投入1000亿韩元为市民建设的蔚山大公园,成为企业肩负社会责任、改善城市环境的真实写照。与之形成反差的是,中国企业在此方面相对滞后,尤其是垄断央企在自身滥发福利等问题频频曝光的情况下,对企业利益关联方之一的民众显得漠不关心,加上体制带来的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又缺乏相应的沟通机制,导致公众对其产生怀疑和焦虑,形成集体抵制的温床。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大型化工项目往往在政府主导下进行,而由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滞后,权力运行存在严重的不公开不透明,社会监督的渠道狭窄和成本高昂,在政府公信力大打折扣的当下,建设这些项目无法形成有效的官民共识,终演变成维稳事件,令人扼腕。而在韩国乃至日本、新加坡、美国,往往建立了完善的法治环境,化工项目从立项到建设生产都在一种相对公开透明的制度环境下进行,从根本上杜绝了剧烈冲突的发生。

在韩国,经过若干年的发展,环保技术已经获得巨大进步,法治下的环评体系日臻完善,公众总体可以对企业投产任何化工项目有最基本的信任感。而中国环保事业即使这些年有长足进步,在GDP至上的惯性思维下,一些政府对环评敷衍塞责,甚至置之不理,导致环保部门沦为摆设民众频频邀请地方环保局长下河游泳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黑色幽默,其中意味值得深思。

中国需要PX是事实,这场持续的官民博弈没有赢家,但解决中国PX危机却是一个功夫在诗外的复杂系统工程。

对于决策者来说,如何加快改革,建立一个更加开放透明的决策机制显得时不我待。

中国改革最难点在哪?

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全球瞩目之下,十八届三中全会落下帷幕。

这份公报共出现59处“改革”、44处“制度”、30处“深化”,因此被主流媒体誉为改革再出发。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要完成这一点,关键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这也意味着,无论维护社会稳定,还是实现民族复兴,发展还是硬道理,而可持续有质量的发展必须依赖市场的力量,释放社会活力和创造性,努力营造一个全民创业创富的新浪潮。

这一切又取决于能否顺利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推动依法行政,构建现代服务政府,彻底理顺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为市场核心地位的确立创造前提。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背景下创造了经济总量增长142倍、城镇居民收入增加71倍(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10倍)的发展奇迹。

但随着经济社会双重转型的困局降临,各类矛盾日益凸显,贫富差距逐步加大,社会阶层渐趋固化,在落后的政绩考核体系下,经济发展方式粗放已在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尤其是随着中国公众公民意识觉醒,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高涨,尤其崇尚独立自由的80后、90后逐步走上时代中心舞台,对“中国梦”有更高的预期,对社会公正、权益保护等现代文明的诉求已远远超越父辈的温饱安稳。

令人忧虑的是,在落后的行政管理体制下,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始终不清晰,权力越位错位缺位现象严重。尤其是2008年以后,伴随着美国金融危机波及全球,政府进一步主导了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投资战车借助超额信贷在创造了高增长短期效应之余,留下了巨大的后遗症:一是留下巨大通胀隐患,直接危及民生;二是变相推动国进民退,抑制市场活力;三是权力寻租暗流涌动,腐败丛生激起民怨高涨。

确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以来,中国出现了一个可怕的回潮:占尽上游资源优势的垄断央企一路高歌猛进,大批民企要么苦苦挣扎,要么携款外逃,寒门子弟不愿创业纷纷加入“国考”大军。

在权力一统江湖、包打天下的态势下,市场和社会受到双重抑制,既得利益集团迅速膨胀,不仅危及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增长,甚至成为危及社会稳定的主要诱因。政府的急功近利与全社会的浮躁速成、拜金主义交织一处,投机主义披着投资的外衣一路狂奔,对亟待转型升级的实体经济完成沉重一击。

新一届领导集体上任以来,政治上加大反腐力度,倡导群众路线,推动勤俭节约,经济上推动简政放权、回归市场,一场自我革命就此大幕拉开。

2013年5月15日,中国政府网公布《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取消和下放133项行政审批等事项,表明新一届政府加快转变职能的坚强决心。

6月19日,李克强总理在例行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又决定对新组建国务院机构再取消和下放32项行政审批等事项,包括取消能源企业发展建设规划审批、铁路客货直通运输审批、出版单位变更登记,下放电力业务许可、港澳台在内地设立独资医院审批等。

9月11日,国务院进一步公布《关于取消76项评比达标表彰评估项目的决定》,在前一阶段已经取消和下放两批共计13项评比达标表彰评估项目的基础上,再次取消76项。政府转变职能和简政放权迈出了新的步伐。

10月25日国务院部署推进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降低创业成本,激发社会投资活力。这是改革的一次有力的延续。

李克强总理曾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地方政府抓经济,不是当“司机”,不是直接开车上路,而是要管好“路灯”和“红绿灯”,当好“警察”。“路灯”就是为所有的企业照亮道路,对所有的企业一视同仁,不厚此薄彼。“红绿灯”就是讲规则,该走则走、该停则停,也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