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中的雾霾是欲望的灰烬，想必无人能克制燃烧的冲动，于是只能等风来。其实，与其相信风，不如学着相信自己。内心清凉，便有一个清凉的世界。
企业家为何对着总理赞政府？
几天前一个雾霾重重的下午，我在河南郑州主持一个论坛，当地一个相当知名的民营企业家上台演讲，总结说：一些政府部门简直就是地痞流氓。我注意到身旁一些官员的脸瞬间变得很长，相当难看。
我很佩服该老板的勇气，但也从内心深处为他担心即使有意见，哪有大庭广众下骂的，私下抱怨两句得了。咋忘了低调闷声发大财的道理呢？
事后一打听，原来他中午喝多了。
正常的场面应该是如下：李克强总理近日赴天津考察工作，与滨海新区的企业家座谈，企业家纷纷对当地政府予以高度赞扬。结果总理听不下去了，连着追问“有哪些政策可以调整？”并说，“不要光表扬政府，要承认，我们的行政审批和发达国家比做得不够好。这些问题一定要改进，要适应企业的发展。”
李总理说的是真心话。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以来，力推简政放权、回归市场，三中全会更是提出“市场决定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随之隆重启程。按说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应该“喜大普奔”，面对总理多提些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意见才对，怎么演出了一出官企一家亲的大戏？
如此反差首先说明，即使中央做出顺应经济规律的正确决策，但真正落实到位还需要各项配套细化政策出台，并有赖于地方政府转变观念，彻底扭转传统的唯GDP论英雄的政绩观，将三中全会的精神不折不扣地变成自己日常施政的不二法则，而这需要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李总理将这场权力自我革命比作“壮士断腕”。一个例证是，即使中央政府一再废止各项阻碍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行政审批权，目前仍剩下1500项之多，而地方往往按1∶10左右的比例细化，目前则有13000多项。这也变相道出当下公务员及编外队伍臃肿，各类税费高企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由于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体制变革的滞后，无论是成功的国企还是民企，都深谙政治经济学的精髓，与权力形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共生关系，好点的将经营业绩与对方政绩挂钩，否则就直接变成权力寻租的帮凶，成为腐败利益共同体中的一员在当下反腐浪潮中，君不见：每倒下一个贪官，就会倒下一片企业家吗？其中三昧令人百感交集。
这些年关于国进民退的说法热度不减，在政企不分的状态下，国企和民企的区别就在于谁能更多地占有权力配置的资源，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不管最后它们包装成怎样的市场经济弄潮儿，这些成就都首先与企业家素质和企业技术管理这些要素无关。其终极命运大体一样：顺权力者倡，逆权力者危。当然，越是经济发达地区，这样的关系就越受市场主导，也会出现一些类似马云那样的政府管制没跟上的电商奇葩，但他的成功无法复制。
一个突出例证是：在2013年中国内地入选美国《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企业中，89个企业只有7个民企且多数与政府和上游资源有着密切关系，前10名无一例外是垄断央企。年底闹钱荒的九大商业银行的利润占据全部89家公司的55%以上，而60%的入选者总部在党政资源集散地北京。
即使三中全会明确了国企民企市场同等地位待遇，即使新一届领导集体矢志不渝地推动改革，但长期的生存惯性和现实政商关系留下的阴霾浓重，尤其在变革初期，企业家们仍在观望中等待，对长期左右自己命运的政府充满敬畏，口头上予以赞扬却不是欺骗总理，而是一种习惯成自然的真情流露。
这样的场景提醒总理改革尚未成功，同志尚须努力。更重要的是，总理不可能常年与企业家面对面，帮他们分忧解难，他们的健康成长有赖于体制的完善、法制的健全。
一句话将权力装到法治的笼子，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边界，中国的企业家们才会有底气成为市场的主人，活得体面而有尊严。
刘铁男案的成果难以复制
在一场近乎残酷的多轮博弈后，原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彻底倒了。而他的名字为公众所知，却始于媒体人罗昌平的一条微博。
目前，围绕网络反腐的争论仍此起彼伏，针对网络谣言的围剿与加强网络监督的声音交织一处，耐人寻味。
结合当下中国体制内反腐现状，党政反腐仍是主渠道。因此刘铁男的落网首先表明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反腐倡廉的决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打老虎、捉苍蝇”会成为净化官场、震慑贪腐的主基调。
据媒体不断披露的信息，这个反腐硕果的取得是体制内外两种力量完美结合的结果。
2011年11月21日，《财经》杂志刊出《中国式收购：一名部级高官与裙带商人的跨国骗贷》一文，矛头指向刘铁男的妻儿。
2012年5月，部分发改委退休高官联名签署了对刘铁男涉嫌贪腐的举报信，这封信直抵中纪委。旋即，在这份举报信上签名的发改委退休高官，均被中纪委约谈。彼时，中纪委对刘铁男涉嫌贪腐的调查已经启动。
2012年12月6日上午，《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突然连发三条微博，实名举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涉嫌学历造假、骗取“走出去”信贷、包养情人，引起广泛关注。
黑色幽默的是，罗对外声称的提供直接证据的线人是刘已经反目的情妇，又为“二奶反腐”谱写新篇章。这也说明，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官场体制下，民间反腐、社会监督的渠道并不通畅。
无法否认，社会力量的强势卷入，加速了体制内主渠道反腐的进程，使得整个事件在公众高度关切下迅速推进。这再次验证了如下真理：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中间的一些插曲耐人寻味。在罗昌平实名举报的当天下午，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强势回应称：“上述消息纯属污蔑造谣。”“我们正在联系有关网络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正在报案报警。”刘案发后此举被《人民日报》斥为“家奴”行径。
在举报后，罗昌平的微博还曾被网站禁言一周。而在主流媒体的报道中，岌岌可危的刘铁男出现了四次，其中还上了中国最重要的电视节目《新闻联播》。
种种迹象表明，对于位高权重、羽翼深广的贪官，反腐之路并不平坦，甚至可谓阻力重重。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刘铁男案一波三折的曲折历程，除了表达对体制内外强大合力扳倒超级蛀虫的敬意，更重要的是提醒更多人其代价的高昂，以至于让人忧虑：没有深层的体制变革做配套，全面改革完善官员选拔任用监督机制，这样的成果很难复制。
毕竟，能集正义的老干部举报、强势媒体曝光、记者冒险死追、情妇提供直接罪证的反腐案例并不多见。
刘铁男案再次将位高权重的发改委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媒体报道，早在十年前，刘铁男就担任国家发改委工业司司长，手握工业项目审批权柄，是地方政府“跑部钱进”的主攻对象之一。他曾放言，副省长请我，我根本不理他们。
就是这样一个让主管领导侧目的干部，在初次考核未过关，再次考核并未进行的情况下，2006年年底，仍被任命为东北办副主任（副部长级）。
这不得不让人对现行的干部选拔任用体制产生忧虑。在选拔缺少足够民意支撑的前提下，内部提拔再无视民主程序，自然会为不称职干部大开方便之门。
刘铁男的落马是国家发改委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腐败丑闻。在现行行政体制下，发改委拥有巨大审批权，而很多审批项目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或行政标准，在审批过程中具体负责人的意见就可以直接影响千万元乃至上亿元的投资。刘铁男卸任前3月竟然突击审批50个项目，权力之大之不受约束令人瞠目。
这种审批权高度集中的情况，为权力寻租提供了绝佳的土壤。刘铁男一家三口同时落网就是如此体制酿造的一个恶果。
随着刘铁男逐渐淡出官场，2013年“两会”推出大部制改革，国家组建了新能源局，其职能明确为“拟订并组织实施能源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研究提出能源体制改革建议，负责能源监督管理等”。在专家看来，我国能源市场化改革需要全盘考虑，统筹管理，而电监会与能源局合并正是体现了国家进一步统一能源管理的思路。
必须承认，大部制在理顺行政职能、加强科学管理方面有了长足进步，为以后顺利推动深层行政体制改革、加强依法行政奏响了序曲。而将权力运行纳入法制化轨道是避免刘铁男事件重演的关键前提。
因此，刘铁男案背后体制内外反腐完美互动积累的宝贵经验值得借鉴，应通过完善法规进一步实现常态化、制度化，广开言路、尊重民意，使各种形式的社会监督能扮演党政反腐的同盟军；而预防类似贪腐事件重演，就必须通过深层体制变革包括吏治完善、行政职能转变以及推动法治政府来完成。
天下无贪的实现，不仅在于反贪的力度和广度，更在于权力运行的真正公开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