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1日
一个迷走于深夜的旅人
早上母亲一直昏睡，两个小时我就去看她一次，并给她吃点东西：麦片粥、鸭肉切碎拌得软烂的饭、榨橙汁、蔬菜汤面。她每次都极配合地吃，但每吃一口就止不住地吐，吐得天昏地暗。终于，我忍不住了，说：“我们必须去医院。晚上如果你有什么意外，我真的应付不了。”
已经到了这个时候，母亲依然要自己掌控局面，但她又总是抱怨没有人在她的病情和治疗中奔走、把关，以至于一步错步步错。有一次请了全省的肿瘤专家会诊，按规定，患者自己是不能参与病情讨论的。当时，由我和甄叔叔两人以家属身份参加，所有参与人员的背景情况我都事先向母亲做了详尽说明，并得到她的认可。会诊前，她死活要参加讨论，谁都拦不住，那是我第一次跟她翻脸。“你自己也是医生，这点规矩总该懂吧？你为什么要为难别人呢？甄叔叔、黄叔叔、张阿姨、小杨主任都是你认识的，你非要参加不是让他们为难吗？”母亲穿着极不合身的病号服坐在病床上，瞪着一双因消瘦而深陷的大眼睛看着我，目光里充满了委屈、担忧、怀疑和面对强权的胆怯。
今天我不得不再次表现出强硬的态度，否则，她依然会固执地留在家里。她已经不信任任何医院或者治疗方案了，于是我列了两家医院让她选：一家是她退休前的那家医院，在那里会得到一些优待；另一家是外资医院，虽然在技术层面上颇受行业诟病，但这里有极好的环境和服务，收费自然也不便宜。母亲选择了后者。
贵自然有贵的道理，电话里约定晚上七点医院派专车和专人接她入院，果然，准点到了。这两天，母亲只能保持平躺的姿势，睁开眼就感觉天旋地转，稍微抬起头就呕吐不止。幸好有这位护士小姐，我们两个人费了好大劲才把她扶到电梯口，担架车就在电梯门口等着。一路上，车开得极慢也极稳，母亲闭着眼睛躺在担架床上，护士小姐一直握着她的手，俯下身轻声柔语地跟她说话。
初步诊断认为，这些症状是因为两天来母亲私自把口服吗啡片的用量从二十毫克增加到四十毫克所引起的，头晕呕吐其实都是吗啡的副作用。母亲解释说，出院后，她觉得疼痛明显加剧，而且更频繁了。检查结果表明，已经出现骨转移的征兆，而且转移的面积也有加大的趋势。病情正在朝更坏的方向发展，好在速度还不算太快。
安顿好已经是夜里十点。母亲催促我回家，她坚持不让我在那里陪床，担心我会因此休息不好。我几乎复制了她的睡眠质量，对环境和条件有极高的要求。我没有与她争执，听话地回家休息，把她独自放在这里我是放心的，夜里每两个小时就会有值班护士查房，她们比我更细致、更专业。
独自回到家——这个母亲无比依恋的家，躺下时我已经疲惫不堪，但没有睡意。黑暗中，四周的家具摆设幻化成了一团团一块块一堵堵鬼魅的影子，它们的安静加剧了家里的空洞与冷清，楼下街道、远处车辆碾轧柏油路面的声音在夜的寂静中被无限放大，每一辆车轰然划过夜空的声浪衬托了独处的孤孑，车辆与车辆之间每一次短暂的空白，在这个夜里折磨着我因失眠而脆弱的神经。
神经外科学里有一个专业术语叫“迷走神经”，此刻我就像一个迷走于深夜的旅人，慌张、焦躁、忧虑、无助、迷茫。“迷走神经兴奋”的结果就是失眠、神经衰弱，我不能让自己陷入这样的混乱中。披衣下床，给自己倒了杯葡萄酒，希望酒精能帮助我进入梦乡。
2012年1月2日
我就像一具僵尸
接到母亲电话的时候，我正在熬粥，昨天她几乎没有进食，我想今天无论如何让她喝点粥。
“我就像一具僵尸，根本不能动弹。”听上去，她的声音有力了许多，“睁开眼，我怎么觉得像是躺在一口大棺材里？”昨晚离开的时候，她的左右手被监护仪和吊瓶占据着，所以只能呈“一”字躺在床上，以这种姿势保持一整晚自然好受不了。我推开病房的门，里面已经坐满了人，他们都是得到消息后赶来看她的。母亲的气色好多了，但依然虚弱。即便这样，她还在察言观色，某某是不是还赶着去看小外孙，某某是不是该回去照顾有眼疾的丈夫，某某是不是站的位置妨碍了护士的操作。之前，母亲在五年内买卖了三次房子，装修了三次，搬了两次，我们为此发生冲突。我们离她三千多公里，这些事都由她一个已过花甲的老人完成，我担心她因此有个闪失。有朋友开导我：“你就让她折腾吧，哪天折腾不动了，才是你最烦心的时候。”现在看来，这位朋友实在有高见，但凡有一口气，母亲就绝不允许自己被边缘化、被遗忘、被轻视，她时刻要求自己以最得体、最周到的面目示人，为此她可以殚精竭虑，甚至置安危于度外。于是，我们俩一辈子都在争吵中度过，我得过且过的个性实在与她南辕北辙。
我往母亲嘴里喂了一小勺白米粥，粥被置放在她整齐的牙齿和敏锐的舌头之间。她仔细而又挑剔地分辨着白粥的密度、软硬度、黏稠度和烹饪时的火候。她接受了第二勺，但极为勉强。“这次没煮好。”她这样说的时候，眼神里透着忐忑不安。熬粥时我接到她的电话，担心她饿了一天，胃里早已空空如也，等不及熬到足够的火候就匆匆赶到医院。
从某个角度来说，现在进食对她来说只是一种形式，为的是满足口腹之欲。医生认为，她的虚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缺乏营养所致，为了快速补给以确保身体的需要，医生决定从静脉注射脂肪乳，同时通过鼻腔往胃里插了一根管子输送营养液。这种办法比食物补给来得快，也最为有效。此外，他们还认为以目前的病情，激发患者自身的免疫功能，调动身体里起积极作用的肽的分泌，比所有的抑制疼痛的药物或者物理治疗都更有效。
医院的外资背景让医护人员很容易接受来自西方的治疗观念和手段，或者说，他们更强调生命自身能量的发挥，而不是一味地以外力对抗身体内的癌细胞。大概是对既有的医疗方案已经失望，母亲愿意尝试新的方法，何况，她一贯乐于接受新的、先进的观念和技术。
一整天，母亲都很平静，大多数时间都在沉睡。
2012年1月3日
转瞬即逝的片段
到病房时，正好赶上查房，院长带着五六个医生把病床合围成一个白色的空间。
母亲正在陈述她的身体感受，睡眠、疼痛、饮食、大小便等等，然后，他们听诊、问诊、分析，偶尔讨论一下新出现的症状，以及是否需要改变治疗方案。看得出来，母亲很享受这个过程，因为在公立医院里，每天例行的查房，医生们总是蜻蜓点水似的在病床前停一会儿，连起码的问讯都能省则省。当然，以医生们的观点，母亲的状况已然只是一个“熬”字，这样的情况下还能住进医院也是用某位主任或者主任同学的面子换来的，如果没有这层关系，母亲这种程度的病人是不可能被接收的。母亲自然知道这个真相，或者，她全不以为然。在她的职业生涯中，只有治病和救人，不到最后一刻不轻言放弃。所以，她渴望被医生们多看一眼，多问一个问题，多在她的床前停留一刻，她觉得这是被重视、被拯救，离康复和重生的可能又近一步。而我当然了解，公立医院里每天都有成堆成堆的病人等着医生们去诊断、开医嘱、写病历、手术、治疗、会诊，他们分给每个病人的时间都极其有限。
完成例行的查房，院长并没有马上离开，她对其他医生说道：“你们不知道，主任当年是何等的干练、优雅、出口成章。我那时想，什么时候才能像她一样？”院长医学院毕业那年被分到母亲工作的那家医院实习，那时母亲正好是她现在的年龄。
从县医院回到省医院的母亲，并没有从事本专业的工作。在县医院的工作经历让她拥有了一些全科医生的素质，这是那些按部就班地从医学院毕业到实习医生、主治医生再到副主任、主任医生的临床医生们所不可能具备的素质。这对于一个专科医生的专业背景来说可能是有缺陷的，但对于一个急诊科主任来说却是十分难得的职业训练。其实，这只是组织给母亲的一个考验，意在培养母亲最终成为院领导。母亲无数次对我感慨道：“我其实一心只想做一个妇产科医生，但他们说我是党员，所以只能服从。”那时，父亲刚去世不久，一直都在精神上依赖父亲的她，失去了可以帮她做出正确人生决定的人。于是，母亲从一个妇产科医生变成了急诊科主任。也许是这段经历发掘了母亲身上作为一个领导者的潜质，也许是这段经历重新塑造了母亲作为一个领导者的心理定位，总之，她把一个基础薄弱的科室改造成了医院的重点科室。那时我很少见到她，偶尔能坐下来跟我们一起吃顿饭，却又让一个电话叫回医院，有时半夜也被紧急召回医院处理突发事件。很快，母亲还额外担任了另一项行政职务，相当于副院长级别。
“如果你爸还在，他一定不会让我放弃我的专业。那我的人生就会是另外的样子。”或许是她的这种人生反省让我从那时起就明白一个道理，任何情况下不能把自己的人生交付给别人，不论你是多么地信任他。
那是母亲人生中最为辉煌的日子，而我正值青春期，完全沉浸在恋爱的甜蜜、缠绵，还有纠结的自我世界中。我只记得，那段时间母亲很忙，家里也总是人来人往。
听到院长的这番话，母亲脸上泛着光，她笑着与这些晚辈一同回顾那段日子。“你是‘青于蓝而胜于蓝’，而我是黄土快要埋到头顶的人了。”母亲的语气里有着对于过往的留恋、自我肯定，同时还有对年轻一辈经历着她不曾经历过的机遇的艳羡。
对于这段历史的回顾、对母亲曾经的仰慕几乎是院长每天查房时固定的结束语。我认为，这是院长特地为母亲开具的处方，这种心理抚慰在某种程度上比任何药物和治疗都更为有效。对于一个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人来说，不断地帮助他回顾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时刻无疑是美好的，即便相对于漫长的一生来说，那不过是转瞬即逝的片段。
大概是精力不济，也或许是服用的药开始起效，院长带着医生们离开不多久，母亲又睡了。这一整天，大部分时间母亲都在睡觉，偶尔醒来，也只是喝水或者小便，但人是明显地精神了。
2012年1月4日
天生的女性主义者
这些天我都在医院陪床，晚上就在病房的沙发上和衣而卧。母亲起夜需要别人帮助，而她断断不愿轻易叫来值班护士，尽管，这是她们的职责之一。
房间里，空调的低鸣、压力泵输送液体时发出的嗡嗡声混同着母亲的呼吸声，就像小夜曲，是即将迎来光明的夜的前奏。相比独自回到空荡荡的家中，我更愿意在这里陪着母亲，跟她一起挨过夜的混沌与黑暗，迎来清晨的光明与希望。至少，我们都不会觉得孤单。如果听不到她的呼吸，我就起身轻轻走到她的床前，借着压力泵发出的微光观察她的脸，看到白色被单下她的身体随着呼吸有节奏地起伏，我再放心地躺下。后半夜，母亲醒来，因为久卧使得她的背部又多了一层疼痛，这种疼我是能够理解的。她坐起来，我用抚摸法帮她减轻一些背部疼痛，直到护士给她加服了半片安眠药，才又睡下。
小曲来接班时，我已经帮母亲刷过牙、洗过脸，还吃了一小碗米粉。我把她留给小曲照顾，上午得处理一些工作，中午有老朋友们约着见面，其实他们是想要帮我缓解这段时间以来的压力。
坐在出租车上，太阳明晃晃地照在身上，这座城市的生机与繁忙在车窗外快速地退去又迎面扑来。我已经很久没有在这个时间出门了，阳光下，周遭的一切显得有些恍惚。
石锅鱼和铜锅饭鲜美无比，像是好久没有吃到如此的美味，我自顾自地埋头狂吃。朋友们交流着新买的路虎、正在接受公示的职务、面临青春期女儿的烦恼……他们的话题我都接不上茬。
十年前，也就是这几个人，也是一个中午，为我这个即将背井离乡的人送行。“为什么一定要走？”“一个都过了而立之年的女人还去闯世界？”“北方好像一日三餐只有面食，冬天只有大白菜。你能习惯吗？”“他们说的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么能把你妈一个人留下呢？”记不清当时是如何回复他们的疑问的，或许，我只是沉默着。总之，我还是走了，一走就是十年。如今再回来已经被当作异乡人，对这座城市，我的确也有着异乡人的陌生与隔绝。只是，在北京我同样觉得不过是生活在“别人的城市”，那座大而无当的城市里，一不留神就会暴露自己异乡人的身份，比如，我总把“盛放”说成“剩饭”，把“旁观”说成“膀胱”。
在刚到北京，一切从头来过的时候，在工作遇到挫折的时候，在无数个奔波于北四环的家与朝阳门的公司的时候，在某位老朋友谈及我们一起坐在故乡冬日的暖阳中烤太阳喝茶的时候，在得知母亲身体有恙却不能伺于床前的时候，在某个黄昏日落、佳节思亲的时候……十年中，我也无数次地问过自己：为什么一定要离乡背井，一定要离开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