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烧了几天，母亲还是有些虚弱，她的声音在空空的病房里飘浮着。见到我，她又把电话里的一二三重复了一遍，还补充了更多的细节，无非是早上起来她告诉护工正在办出院，表示感谢之类的话。母亲一贯重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周全，不论与谁相处都不能失了礼数。每次出院都跟病友们依依惜别，有时还弄得特有仪式感，都是癌症患者，个个脸上绷着积极乐观，可心里难免做生死离别状。这次没有病友，护工便成了她唯一可以惜别的对象。可惜这位刚进城打工不久的大姐完全不解风情，照母亲的旨意出去买了一包苏打饼干、倒了一杯热水后，大半天就不见踪影。或许是张罗她的下一位“客户”去了，也可以理解，一般住进来的人不会短于十天半个月，四五天就宣布出院的极少见，对于拿计时工资、常年以病房为家的护工来说，如果不马上找到下一份工作，晚上可能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了。
躺在床上的母亲绘声绘色地还原着她俩之前的对话，形象生动之余，不免有点刻薄，还没等我接话，那护工头推门进来了。母亲一脸笑意迎了上去客气地问，下一个要照顾的病人是几床，男的还是女的，病情重还是略轻。她像是忘了刚才还气呼呼地说：“今天就不该算她的工作量，听说我要出院了，就把我扔下不管。”其实母亲知道我是个凡事都“差不多”的人，总不愿与人争个子丑寅卯的，为这个母亲总埋怨我不够泼辣，担心我在外面吃了亏也不知道斗争。当然，我还是把今天的陪护费付给了护工头——那位仅露过一次面的大妈，只是希望大姐还能站好最后一班岗，过去的既往不咎。大妈一副虚心听取的样子，然后，端来一个装了几样咸菜的小碗，对我们做最后的糖衣炮弹式拉拢。虽然母亲曾经因为她的这些小咸菜而胃口大开，但这次我没有接受她的赠予，保持必要的清高才能让母亲觉得我们不致太跌份儿。
正在跟护工头纠缠不清时，母亲的主治医生拿着止痛针剂的说明书来了。据说，这种针剂的止痛效果很好，每注射一针可以维持一周左右不再疼痛。因为一剂的价格高达数百元，而且是自费药，所以得征求家属意见。其实，母亲已经同意注射，现在的主要矛盾就是减轻她的疼痛，为此我们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可母亲希望由我像个决策者似的宣布这个决定，至少在外人看起来是这样的——其实母亲是害怕自己在外人眼里像个没有家人的“孤寡老人”。
母亲催我来医院的最后一个理由是希望在出院前办妥全部的手续，以便她出院后能心无挂碍。结果，正值年终，医院财务已经封账，剩下的手续只能过完新年再来办理。“这是什么奇怪的规定？”母亲充满疑惑地问我，我摇头，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这个同样奇怪的问题。
2011年12月30日
只有我俩最亲了
我是被电话声叫醒的。“她给我买了点吃的，放下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昨天才特别交代护工大姐，母亲今天下午出院，请她务必在我到医院之前，不要离开病房，显然，我的一番努力白费了。能怎么办呢……电话里，母亲的声音像是被遗弃的孩子，委屈、伤心、孤单、楚楚可怜，我以最快的速度起床、洗漱，连水都顾不上喝，就冲到楼下拦了一辆出租车。
路上车来车往、张灯结彩，空气中弥漫着过年的喜气和兴高采烈。出租车司机一直黑着一张脸，狠狠地盯着道路，路上越来越堵，好像所有的人都跑到大街上、商场里，他们赶着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里把喜欢的东西都买回家用来犒劳辛苦了一年的自己，或者只是想到街上来与陌生人一起感受过年的气氛。
其实，护工没有走远，隔壁新住进来一位偏瘫病人。“照顾那样的病人虽然辛苦些，但肯定比照顾我挣得多。”母亲愤愤地说，“你让护士赶紧来给我打点滴，否则下午三点根本走不了。”母亲提前几天就约好了来接她出院的人，因为是外人，她觉得不能让别人为她付出过多的时间。在她的生命原则里，“委屈自己”是一种高尚的美德，尽管有时候委屈了她自己并没有成全别人，而她会为此黯然神伤。我到底是没有用的，装模作样地去护士站转了一圈，看到写着母亲床号和名字的注射瓶，无论如何也不敢向进进出出的护士小姐提出我的要求，实际上是母亲的要求。我换位思考的结果是，她们断不会给予特殊照顾的：一则每天早上是护士最忙的时候，忙中原本就容易出错；再则，这个要求实在也没有什么过硬的理由。回到病房，只能谎称护士还在配药。不到十分钟，母亲再次吩咐我去请求为她提前打点滴。我照例去护士站转了一圈，低着头回到病房，母亲大概猜到了结果，又数落我不如某某某能干，如果某某某在这种事早已办妥，甚至都不用母亲开口，云云。我任由母亲发表不满，只要她不再要求我去申请这种不可能的照顾就成。
突然，母亲捂着左胸口，表情痛苦地呻吟起来，这些天疼痛明显比在家里的日子更厉害，她在床上不停地变换姿势，试图找到一个能让自己舒服一些的姿势。“回家就向你交代后事，我不治了，我要自行了断！”疼痛丝毫没有削弱她态度中的决绝，我有点被吓到了，因为一切来得那么突然，而且那么剧烈，虽然我无法感同身受，但她的表情已经充分说明了一切。“让他们来给我注射止痛针啊。”母亲从牙缝里挤出了这句话，这次我照办了。回到病房，她让我给她取来吗啡片，病人私自带药是违反医院规定的，她却从来不遵守，的确，疼痛足以令人冲破任何的底线和禁忌，因为它在挑战肉体的承受力。主治医生开具医嘱，由护士送到药房，药房配送，再由护士核对医嘱、床号、病人姓名，一切正确无误后，消毒、抽针水、走到病房，当这一系列动作由不同的人完成之后，举着针筒的护士还要再一次向病人核对姓名、床号。这时已经过了半个多小时，吗啡的药效已经开始起作用，痛感已然减轻。母亲这次终于爆发了，她坚决不让护士给她注射这剂价值几百元的针水，尽管这支价格不菲的止痛针因此被浪费，僵持了几分钟，护士只好无奈地走了。
好不容易盼来了打点滴的护士，母亲又开始要求调整针水注射的先后顺序，因为她坚持认为有些针剂并不是必须的，为了保证在下午三点前结束输液，她宁肯牺牲掉一些药水。结果护士交班时完全忘了这个特殊的要求，或者她们就没有把她的要求放在心上。于是，我又去找人交涉，无果。
接母亲出院的人果然准时到了，但输液至少还要两个小时左右才能结束，这次母亲要求拔针。我找来的小护士显然是刚工作不久的新人，对母亲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劝说，来人也在一旁表示可以等。我知道，没有人能阻止母亲的决定，最终还是要按她的指示照办。
回到家里，母亲终于平静下来。吃过晚饭，我想她也累了，我正好利用这段时间处理一些工作。这些天在医院和家之间穿梭，基本没有跟同事做过沟通，知道他们一定有应付不来的地方，但因为体谅我，几乎没有给我打过电话。我转身想走的时候，母亲伸手拉住我，脸上温和体贴的表情让我不太适应。
“这世上，只有我俩最亲了。”这个开场白为接下来的谈话定下了临终嘱咐的调子。我知道这一天终归会来的——母亲终于开始交代后事了，其实她已经向甄叔叔交代过。她首先回顾了自己坎坷的一生，然后做了诚恳的自我检讨，承认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她有种种的过失，并希望我能给予原谅。她一直掌握着话语的主动权，没有给我任何插话的机会，其实此刻我也真的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妈妈，我爱你。”“妈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妈妈，你是我最亲的人，我需要你。”这些话我在心里温习了好几遍，还是没能说出口，因为它们太像肥皂剧里的台词。
“该吃药了，今天一定累了，早点睡吧。”这是我离开她房间前说的唯一一句话。
我看见父亲吐出来一口血，那血鲜红鲜红的，在雪白的医用弯盘里带着父亲的体温慢慢地洇晕开来，然后他的脑袋、胳膊、双腿失去了支撑，软弱地摊在床上。站在一旁的母亲猛地扑了过去，她伏在父亲的身上，眼泪哗哗地流，她喊着父亲的名字，用双手捧起父亲的脸，像是想要留住他最后的体温，不让他就这样在我们眼前慢慢地冷却。“去找李阿姨。快去啊！”母亲大声地冲我吼叫，声音里尽是悲伤和绝望。那天是五一劳动节，病房里只有一两个年轻的值班医生，母亲命令我去找的阿姨是本院的医生，也是父母的同学。我飞快地向她家奔去，我隐约知道，母亲是想请她来挽留住父亲，虽然从母亲的表情里我已经意识到，父亲死了——那个年龄的我完全不明白，死亡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我们用了十八个月试图改变的结果。
我一路奔跑、敲门、转达母亲的意思，然后再跟着阿姨回到病房。我没有哭，我忘记了哭，一切太突然，我来不及悲伤，我害怕我的悲伤会耽误抢救父亲的时间，然而，等我们回到病房的时候，他们正在把父亲推出病房。父亲被一块白色的床单盖着，床单的正中间有一圈红色的字，是这家医院的名字——这是父亲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单位，父亲原本会重新回到这里工作，原本我们三口之家可以不再分开，原本我会像其他同龄人一样跟父母生活在一起。那年，我真切地与死亡相遇，但我还是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弄明白死亡意味着什么。
“你不难过，我很高兴，也感到安慰，说明你很坚强。”我从母亲的眼神里读到了失望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的言不由衷，我想告诉她：“你不能只相信你眼睛看到的，因为它不一定是全部的真相。”
当至亲的人离开了你，可怕的不是他肉体的消失，而是他一直在那儿——在你心里，但你再也不能感受他的感受，再也不能分享幸福与不幸、快乐与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