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完饭，陪母亲回到卧室，我在阳台上坐下看她安逸地躺着，阳光穿过白纱窗帘照着我，也照着母亲。说了会儿话，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睡着了，醒来，整个人暖烘烘的，母亲的呼吸均匀平缓，连氧气瓶咕嘟咕嘟的声音都显得那么轻柔舒缓。我担心走动会吵醒还在熟睡的母亲，她睡着的样子让我感到很踏实。没想到她醒了。“睡着了吗？”母亲问我。
大概是睡眠质量好，也或者是因为天终于放晴，母亲的情绪显然好多了。其实，她不挑剔、不抱怨、不焦躁的时候，是一个美丽、优雅、温柔、体贴的女人。
2011年12月23日
对美食存有挂念
我已经是第二次走进母亲的卧室了，在她午睡的一小时里。第一次是我刚刚躺下想要小睡一会儿，突然听到母亲喊我，一声两声，我有些不情愿地起身并大声地应着，但我走到她面前时，她闭着双眼，显然，她一直都在熟睡。再进去，是因为穿堂风把门吹得不停地撞击门框，我去关窗户。这次她醒了。
我问她饿不饿，她午饭吃得极少，所以午饭与晚饭之间要加一次餐。她似乎还没有完全醒来，问我：“有什么好吃的呢？”我如果是个看护，给她的照顾算不得最体贴；做女儿也极不称职，不能为久病卧床的母亲不时奉上她最心仪的美食以宽慰她的病体。然而，她还能对美食存有挂念应是我最大的慰藉。通常我只能精心地挑选器皿以掩盖和弥补美味的欠缺，但于事无补。
“想吃小苞谷吗？”这是一种只生长在热带地区的玉米品种，它的嫩甜最为母亲喜爱，母亲睁大了眼睛，目光中分明有渴望的光，很快这光熄灭了。她当然知道，这种几百公里之外才有的物产怎么可能突然摆到面前，很快她猜到了会是谁在此时将这种不可能变成可能，我笑着认可了她的推测。
母亲握着一截小苞谷，仔细地、一行一行顺序地咬着嫩甜软糯的玉米粒，母亲就是这样，连吃东西都要讲究秩序和美感。“我总是不知道想吃什么，摆在面前了，才知道这是想要的。”我心里不免惊慌——我又如何有能力让她每天都吃到不一样的美味呢，而且，她会很快就厌倦这种滋味。即使她现在对小苞谷赞不绝口，表示这是让她连着吃上几顿都不会厌倦的食物，但真到了晚餐时间，她会提出新的要求。苞谷的滋味代替了早餐的大闸蟹，母亲的脸上有了美餐后满足的笑，那晚餐又该用什么来取悦她呢？
就在这个下午，我突然明白，美食仅仅是一种味觉记忆，真正让我们无法释怀的是这种记忆里关于情感的那一部分——附着在食物上的那些情感，经过咀嚼、消化、吸收，用最隐秘的方式储存在我们的身体里，不论身处何方都不会消逝，也无法割舍。两年前，当我们试图让母亲留在北京继续治疗休养，也免去我们的牵挂和两地奔波时，她以不习惯那里的饮食为借口执意要回老家。其实，她无法割舍的是对这里的人和事的情感依赖，而我又何尝不是？
2011年12月24日
对生命的怜惜
现在母亲只关心一件事：什么时候能住进医院？
生病以来，她先后住过七家医院。第一家医院在极短的时间里判了她的“死刑”。甄叔叔在电话里说，母亲的肺部发现一个包块，当时的包块不过是医学影像里的一块白斑，但从他的声音中，我听出了担忧与不测，我知道，情况不容乐观。离开她这十年，我一直生活在抛下她独自一人的内疚中，母亲从来不主动表达思念，可我知道，她需要我们，需要那种儿孙绕膝的晚年生活。那次我是在医院门口见到母亲的，其实，我们刚刚分开一个多月，她除了看上去比上次见面更加疲惫和憔悴以外，并没什么特别之处。我们互相打量着，母亲先开口：“甄叔叔给你打电话了？我让他别告诉你们，没什么大问题。”我试图从她身上看出更多的不妥，但一切如常。一个月前，母亲到北京过春节，第二天就受凉感冒了，她每次到北京都会生病，不是感冒就是上火咳嗽。于是，她更加不喜欢北京——太大，太不方便。冬天连点绿色都看不到，吃的也不习惯。母亲总是能找出一堆理由不去北京生活。其实，她最不情愿的是把自己变成小区公园里众多遛弯闲聊跳健身操的老太太中的一员。在老家，她是被许多人认识的妇产科主任，她享受那种被众人需要、通过她的医术让患者从病痛中解脱出来的成就感。在北京期间，感冒一直没好，但她还是坚持按原计划去江苏的舅舅家，冬天的南方有种透骨的阴湿，感冒更难痊愈，直到回了老家。
三天以后，所有的检查，病检、CT、MRI，以及最先进的PET都指向一个结果——肺癌晚期。“以病人的年纪和肺癌IV期并有转移的情况来看，我们不建议手术，治疗也没有什么价值。回家吧，尽量满足她的愿望，吃点好吃的。”我对面的这位医生，年轻得让人一眼就看到他在专业方面的稚嫩，虽然他努力把权威写在脸上，可我看到的只是他的冷漠。五年或者更长的医学院学习，以及数年的临床实践，除了对生命近乎冷酷的理性与漠视，我在他身上没有看到作为一名合格医生最基本的品质——怜惜，对生命的怜惜。他一直极有礼貌地尊称母亲为“老师”，在医生这个行业里，只要是比自己早毕业的同行都算是“老师”，大概也是这个以经验为宝贵资源行业的一种规范，这让母亲颇为受用。我接过他手中病历的时候说了声“谢谢”，心里已经决定把母亲转到北京治疗。我认为，我们不该就此向癌症低头，我们总得做点什么。
母亲大半辈子都是在病房里度过的，但作为病人住进医院还是第一次。她对医院的一切都表现出极度的不适应，从医生的态度、治疗程序、病房环境，加上她总是对她的主治医生明示暗示自己的医学背景，于是她所面临的医患矛盾比其他病人便多了一层。我无力从中调停，不论我站在哪个角度都显得不合时宜，如果以母亲的角度置疑主治医生的治疗方案或者态度，显然不是明智之举，我比别人更清楚，母亲已经被病情挟持，她很难理智地判断或听从别人的意见；站在医生的角度去要求母亲显然也是错误的，因为他们的确有不够周到与不尽职的地方。不停地换医院、换主治医生倒成了一个能让母亲接受的方案，终于，母亲对所有的治疗都失去了信任，她为自己制订了治疗计划，她要创造奇迹，这是确诊以来支撑她活下去的动力。
正在联系的医院属于军队系统，业内对于这家医院的医疗水平向来都颇为诟病，母亲也不例外，然而当务之急是减轻疼痛，她愿意做任何尝试。母亲在医疗系统的那些关系一直都不屑与这家医院打交道，于是，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筹莫展。最后是林木在北京通过军队里的熟人一层一层地往下找关系，终于有了些眉目，但对方依然让等着。
从昨天起，母亲就开始做住院的准备。起床后，洗漱完毕、穿戴整齐地坐在床上，还特意戴上了假发，所有住院所需的资料都装在一个包里，放在床边，等住院通知一到就立刻出发。今天早上她将昨天的程序又完成了一遍，直到下午，仍然没有等来通知。终于，她把自己给累倒了。这些日子，连在屋里散步的活动也都取消了。每天只吃一个鸡蛋，喝一小碗汤，吃一小碗米线，这些食物的热量远远不能满足一个成年人的体能需要，更何况，她的身体里有两支军队正在作战，它们争相消耗身体中的能量以壮大自己的实力。整个下午，母亲都穿戴整齐地躺在床上，虽然她很清楚，今天已经没有入院的希望了。失望和疲惫让她显得格外焦躁不安，母亲一向雷厉风行，想到什么就要立刻办到，但我们已经尽力了。她不时地问我：“还没有消息吗？”或许她只是希望得一个确切的答复，无奈除了等，我们不能做什么。阴郁的天色，更加重了家里凝重的气氛。
手机总是极不配合地发出接收信息的嘀声，每一次都让母亲重新充满期待。今天是圣诞节，朋友从不同的地方发来“节日快乐”的短信，为了不让母亲再抱幻想，我索性把手机关了。
刚过八点，我就困得睁不开眼，把母亲独自留在卧室里看电视，我便回屋睡了。我想，这是我给自己最好的节日礼物——睡个好觉。
2011年12月26日
知己知彼，抗争到底
上午十点，终于等来了可以入院的消息。母亲又是六点就起床了，把住院需要的资料、用品又收拾了一遍，不过临走时，还是一片慌乱，水杯、餐具、拖鞋、脸盆、睡衣、纸巾、牙刷、毛巾、热水瓶、梳子、洗洁精、香皂、小零食、抹布……她在任何时间、任何条件下都要维持和家里一样的秩序，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及时取到东西。我敢肯定，超不过五天，母亲就会吵着出院。
接下来的一整天，从城东横穿到城西，在家与医院之间奔波——我们还是遗漏了这个或那个，比如之前的病检报告、拍的片子。每次住院都会积攒下一堆的检查报告，而任何一份报告都有可能避免重复或多余的检查。我们带着母亲在不同的科室和楼层之间穿梭，一遍遍地脱衣服穿衣服，为了让癌细胞清晰地呈现，不同的射线穿过她的皮肉和骨骼。在没有暖气的房间里，母亲忍受着寒冷、疼痛和疲劳，她只有一个信念——她要清楚地知道，癌细胞究竟攻占了她身体的哪些部位、发展到何种程度，她要知己知彼，她要抗争到底。然而，她对我说：“我只是想知道之前放化疗的效果。”
一旁的小曲说：“我爷爷那样的看起来只能熬着，等死。”我听得出她语气中对命运不公的抱怨，尽管抱怨于事无补。我安慰她：“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折腾与不折腾的结果在时间与效果上并没有本质区别。唯一的区别在于，折腾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她似乎明白地点了点头。
刚回到病房，医院的熟人来电话说，肿瘤科主任正好在，让我立刻去找他。这家医院肿瘤科采用放疗术达到减缓癌性疼痛的技术原本就是母亲坚持住院的理由，只是肿瘤科没有空床位，只好在临时有空床的干部病房住下。其实，我早已经对任何治疗方案都失望了——一年多以来，所有治疗意见几乎一致，除了放化疗没有更多的办法。事实上，母亲对任何形式的化疗都有极敏感的反应，第一疗程就因母亲急剧下降的红细胞，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在改用所谓最先进的口服化疗药物后，出现的不良反应是大面积溃疡，从整个口腔直至食道，乃至胃壁，以致母亲无法正常进食，连喝水都会引起尖锐的疼痛。多年以来，西方医学攻克癌症的努力，似乎只在诊断的技术手段上取得了大的发展，但还是没有真正的解决之道，即便是靶向治疗也被证实其存活期和治愈率也并没有显著的提高。
听到这一消息，母亲坚持要亲自去见这位主任，尽管今天的运动量已经远远超过她的承受能力。这些天，她越来越强烈地怀疑之前所有的治疗都是错误的，而且这些错误导致了病情被延误。她的这种怀疑没有得到我和甄叔叔的认同，于是她希望她的观点有一个真正权威的人来加以证实，以便得到最及时的修正。
我拗不过她，于是找来一辆轮椅，推着她在医院庞杂无章的楼群里转了好一阵，终于找到肿瘤科所在的病区，但楼里的电梯正在维修暂停使用。我犹豫着是把母亲推回病房我自己去见主任，还是先把足有两斤重的病历资料送上五楼后，再回来把母亲背上五楼，我没有信心把她和病历同时搬上去。转眼看母亲已经开始扶着楼梯往上爬了，就这样，我们三步一歇五步一停地上到了五楼。
谢天谢地，这位有着军人体魄的主任没有否定之前的治疗方案。对于他边等一个重要电话边听我们陈述病情的样子，我多少有点失望。他提出的治疗方案仍然是放疗加化疗，他甚至都不想等最新的检查结果出来就明确提出了他的方案，似乎我们整个上午的检查都没有什么意义。出乎意料的是，母亲竟然没有表示任何不满和抱怨。
回到病房，新请的护工已经上岗，把母亲托付给她，我独自回家。推开门，黄昏时分的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沉默着没有一点声响，连墙边那些花草也静默得像是失去了生命。站在四顾无人的家里，委屈、绝望、孤独、疲惫突然没过头顶，继而，我听到自己的哭声在空荡的房间里回响，我终于放声大哭了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