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睿
赵敔的《我和我母亲的疼痛》是一部从女儿的角度写母亲、写母亲与女儿的关系、反思母亲与自己成长的长篇散文。这是一部表达了真、刻画了真实、写得真挚的文字。真实、真挚是这部作品的首要特点，决定了这本书很好看，也容易读，跟读者很亲近。
把《我和我母亲的疼痛》这部作品放在中国文学三千多年（从《诗经》算起）中关于“母亲”的主题里考查，这部作品凸显出新的意义：在书写母亲上有新角度，写出了一个不同以往的“母亲”形象，这位母亲正值生命的最后时刻，她的一生都在这最后的一百五十多天里凝聚，折射出一代人、一个社会的缩影，一个个体的复杂。赵敔在这部作品中描述的母亲，是对中国文学“母亲”主题的新贡献。
赵敔所写的母亲与母女关系，在中国文学中很少被触及或讨论，虽然这个议题在西方文学中有重要的传统，也是一个重要的写作、讨论、研究的范畴。作者写出了当代母女之间感情的纠葛与理智的冲突，这些纠葛与复杂冲突，渗透着人性本身的局限与超越的幻想，反映的不仅仅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也是母女之间——人类永恒的一个关系的复杂性。《我和我母亲的疼痛》所描绘的母女之间的复杂关系，爱与挣脱，疲倦与愤怒，失落与遗憾，是对“母女关系”主题的新开拓。
20世纪70年代中期，正当女权主义思想运动风起云涌之时，美国黑人女权主义作家艾丽斯·沃克提出女性应该“回望我们母亲的花园”，寻找女性自己的文化传统，从母亲到祖母再到上面一代一代的母亲们的精神家园。四十年来，无数的女性写作者与研究者响应艾丽斯·沃克的呼吁，母女关系成为西方女性文学写作与研究的重要议题。在中国，“母女”成为主题，特别是出于写作者的自觉性，还只是开始。赵敔的文字为理解母女关系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与反思的机会。
这个新视角的另一面，描述了女儿在照顾母亲走完生命最后旅程这段时期的感情经历。中国文学，无论古今，都缺乏对照顾年迈或患有疾病的父母的观察与思考。众所周知，中国正在进入一个老年社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保健医疗的发展，大多数人都会正常地步入老年，而七十岁以后人的心理和疾病，以及他们与儿女的关系，在中国文学中几乎是空白的。这部作品是直接面对这个问题的，描述了母亲去世前五个多月的过程以及自己的感受。观察父母，也是对自己的观察，对生命过程的观察，从父母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自己的明天。思考父母的死亡，其实是对我们自己生命的有限性的审视。这部作品在这几个方面都是对中国文学范围、主题的开拓与挖掘。
真，是写作中最可贵的品质之一，虽然在当代中国文学以及当下的中国文化语境里似乎不那么被重视和提倡。八十回的《红楼梦》，一个“真”字隐藏在“真事隐”的叙事之内，人的各种感情历历在目，是中国叙事文学的最高成就。而在当代中国文学写作里，“真”似乎不是一个衡量的标杆。真，意味着勇气，意味着面对不美好现实的勇气，面对死亡的勇气。赵敔的文字具备这样的勇气，对已经过去和正在进行的假的时代，特别是那个时代的产品——母亲——有独特的观察，所以这部作品完全没有遵从中国文化所推崇的那种“为尊者隐”的传统与规范，而是对母亲采取“写出真实”的立场，写出母亲死亡过程的丑陋。“母亲怎么成为了这样一个人？”作者思考这个问题，从这个侧面写了母亲的一生，她的爱情与个性、她的虚荣与无力、她与时代的关系以及那个时代怎样塑造了她。“我跟母亲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作者在每一页里都思考和回答这个问题，这样的反思，从女儿的角度看，看到了一个不同的母亲，一种独特的母亲与女儿的关系。这个母亲不是理想中的母亲，也与中国文化中典型的母亲形象完全不同，这是一个真实的、复杂的母亲，是一个真实的个体。这个真实的个体——赵敔所写的母亲，与中国文化或文学中所塑造的母亲有根本不同。以往中国文化或文学中的母亲形象大致可以分作如下几类。第一类，母亲代表大地、苦难、痛苦、坚韧、牺牲。这样的母亲形象在从20世纪以来的文学作品里已成为类型。就是近年颇受好评的《江上的母亲》也属于这个类型，作品中的母亲为了省钱，为了孩子们继续生活下去，不惜投江自杀，成为牺牲的、苦难的、承受的母亲的最高典范。值得注意的是，写作这个类型的母亲的作者，大多是男性，都是从儿子的角度看母亲。这个类型非常容易被中国读者接受，“受难的母亲”成为中国文化审美的标准之一。
第二类，母亲是无微不至的伟大的母性的代表，母亲细致、耐心，对孩子充满爱和宽大的容忍心，母亲温暖而给孩子带来生活的暖色。中国文学作品里这样的母亲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在两三千年漫长的中国文学传统里，我们几乎找不到这样的母亲，但20世纪初的欧风美雨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母亲、新的母爱。汉学家夏丽（Sally Taylor Lieberman ）在其1998年的著作《母亲与现代中国的叙事政治》（The Mother and Narrative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里分析，这种新型的母亲是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形象，这个形象被赋予特殊的使命：母亲是种族进化和社会进步的化身，母爱为创建有“人格”的人和现代社会人际关系奠定了基础，她将正确地抚育中华民族未来的建设者。冰心回应了那个时代的号召，在她的作品中传达了那个时代的“母爱”的旋律。冰心写的母亲，总是有一种资产阶级的优雅，和那种如苦难大地般生了很多孩子又为孩子奉献的《苦菜花》中的伟大母亲的阶级不一样，拥有无微不至的爱的母亲往往是家境优裕的中产阶级生活的产物，或中产阶级想象的产物，这样的作品，大多出于女作家之手，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现代文学中苏雪林写母亲的散文与故事。在这个模式里，20世纪90年代初，产生了富有激情的张洁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这部作品中的母亲，是这两种母亲类型的结合。
第三个类型是被革命异化的、怪异的、疯狂的母亲。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一种新的母亲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那就是革命者后裔们回忆的他们著名的母亲，比如李南映所写的母亲范原甄——毛泽东的秘书李锐的前妻，老鬼写的母亲——著名的红色女作家杨沫等。
在中国文学这个坐标系里，我们看到《我和我母亲的疼痛》与以上类型的不同，赵敔为中国当代写出了一个新的母亲。这个母亲不是类型，而是个体；不是表达某种意识形态的形象，而是一个复杂的，也引起复杂感情的女性。赵敔写的母亲，不是西方理论家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所论及的文学形式。第三世界的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所创造的形象，大多有政治隐喻，而这一个母亲，这独特的一个母亲，才是写作的根本：展现个体存在的多面性。
赵敔的母亲从职业上看，是中国中产阶级的一员，她是医生，一生努力跟着时代走，甚至努力走在时代的前面；她取得了职业的成功，是一位受人爱戴的妇产科专家，但在私人领域却有更为真实的无力与无奈。她爱女儿，但是这种爱与控制又很难分离；她期待女儿的回来，但又要表现得自己能撑得住孤独与寂寞；她以为对女儿的爱就是给女儿提供更好的物质生活——大房子、钱就是好生活的标志，偏偏忽视了女儿的精神成长与两人的交流，母女之间就这样错位了——对人生理解的错位，导致爱的错位。
爱，贯穿在这些观察与反思的文字里，但爱却不是甜蜜的，而是充满了矛盾，充满了对彼此的伤害。赵敔笔下的母女间的爱，与中国既存的文学中的母女之爱都不同。中国现代文学中从女儿的角度写母女关系的第一篇文字是20世纪初秋瑾的《精卫石》。这是一部未完成的弹词，在现有的六回残篇里，秋瑾描绘了母女之间同为女人的苦难。母亲是受难者，是受男权和男人迫害的牺牲品。母亲不理解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女儿，逼迫女儿嫁给女儿不爱的男人，在这个意义上，母亲又成为了施害者，成为压迫者的帮凶。女儿对母亲的处境和行为表示理解，最终在母亲的默许下，偷偷离开了中国。秋瑾的母女关系成为“五四”时代女儿写母女关系的一个模式，那就是母亲既是被压迫和落后的典型，也是压迫和落后的典型，如女作家冯沅君在其作品《隔绝》以及白薇的自传作品中所表达的。
在中国传统文学的历史长河里——从《诗经》算起，母亲与女儿的关系从来都不是主题。中国传统文学里诗歌是最高的文学样式，从《诗经》到19世纪末的中国诗歌里，我们很少读到从母亲或从女儿的角度写的母女之间关系的作品，这是让人很不解的现象，因为清代某些女性可以在书院里读书写作，且清朝出版的女性诗歌为中国历史之首，数千诗集在清朝鼎盛时期出版，但是有关母女关系的诗歌，流传或现在被阅读的不多，几乎不存在。也许是我对中国传统文学了解太少，另外，我的阅读也很有限，不过以女性写作的弹词为例，数百部出于女性之手的长篇弹词里，有没有母女关系的描述？中国传统文学中不乏从儿子角度写的母亲，但是从女儿的角度写母女关系的，几乎没有，或等待被发掘。
进入20世纪，由于“五四”女作家群的出现，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母女关系有了端倪。很多女作家的作品触及这个议题，但是她们呈现的母女关系，或是完美无缺，如冰心作品中的人物，或是勉强去完美无缺，如冯雪林的长篇小说《棘心》，里面的母女矛盾被强制性美好，呈现出女作家不敢面对真实的怯懦——这种怯懦本身，并不是女作家的性格弱点，而是20世纪初中国女性文学萌芽状态的产物。一方面，知识分子话语没有给女性写作提供足够的理论与思想资源，母女关系不被认为是重要的题目；另一方面，女性写作还在初始阶段，还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去面对这个主题。
赵敔的写作是这个历史长河的一部分，她写作的勇气标志着中国女性写作的成熟：这部作品中的母女关系——爱的姿势，如同作品中的“我”背着母亲在房间内散步所表达的，既是彻骨的爱，也是隔着衣服的肌肤相亲——隔膜的爱。母女的矛盾源于骨肉的爱，但母女的爱却不是源于骨肉相连。在多大程度上，母女之爱是一个文化构建呢？面对死亡，女儿看着母亲一步步地走向终点，她一方面无能为力，一方面做最后的努力，并且反思母亲怎样对待死亡。母亲从一个事业的成功者，一个时时处处都想高人一筹的人，成为了失败者——死亡面前，我们谁不是失败者？可是母亲不甘心成为失败者，这个想打败疾病的女性，终要被疾病打败，我们目睹着母亲一步步的失败，也目睹着她的不甘。这个悲剧是永恒的，不仅是母亲的，恐怕也是我们每个人的。
照顾疾病中的母亲，需要多少耐心与忍耐？爱不是轻飘飘的话，而是蒸一碗母亲满意的鸡蛋羹，可是这位母亲却很难满意。母亲漂亮能干，甚至把自己理想化，让自己成为标杆，女儿在母亲的标杆下似乎永远都是不及格的，女儿的沉重、内心的绝望、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爱，以及想永远挣脱开的渴望——阅读通篇，我深感母女的相像超过作者在这篇文字里愿意承认的。母亲以医生的身份救过很多女性，赢得了广大人心，却没能跟自己的女儿心心相连。由于不同的时代，也由于对生活不同的梦想，女儿倔强地离开了母亲。母亲同样倔强，就是再孤单也绝不发出呼救的呻吟。在个性上和对梦想的追求上，我们从女儿的身上看到了母亲的延续；在思考上，无论是对自己行动的思考，还是对母亲行动的理解，从女儿的笔端我们能看出母亲的影子。这也许是女权主义无法逃脱的命运：我们总觉得自己比母亲那一代更勇敢，可现实呢？没有一代一代勇敢的、独立的母亲，怎么能有独立的我们？
这本书是赵敔的第一部重头作品，通过写母亲，她写出了自己，写出了女性的成长。这些观察，是对母亲衰老的观察，也是对自己成长的反省。我钦佩赵敔的勇气，因为这样写母亲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我喜欢赵敔的文字：真实、自然、流畅、准确，毫不矫揉造作，这是她多年来的厚积薄发。在中国文学和中国女性文学的写作上，这篇作品开拓了新领域，达到了新高度。这是每个写作者都梦想的，只有勇气和才气才能使人到达这个里程碑。而从女权主义文学以及文学研究的角度看，这篇作品让我为中国女性文学骄傲：我们终于有了成熟的、真实的、复杂的对母亲和母女关系的思考，这是未来写作者们的新起点。
2013年7月24日于法国乡下柳荫老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