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30日
有她我就可以只做孩子
昨晚躺下时完全没有睡意，但还是强迫自己躺下。我又开始害怕睡觉了，迷糊了一会儿，很快醒来，又迷糊了一会儿，还是很快醒来。恍惚间，我有种“不知身在何处”的迷茫。
早起，例行去母亲房间。昨晚我起来两次，一次看她屋门开着，在门口站了会儿，里面一片寂静，表明母亲没有在经受呼吸困难的折磨，借助氧气瓶她可以平静地入睡。再一次起来，发现屋门关上了，说明她起来过。一切如常。
母亲的脸在清晨的光影里显得那么轻柔，竟令我心生怜爱的冲动。没等我开口，她说：“昨晚还行。”这四个字足以让这一天能平稳地度过，而且我有了足够多的时间去处理我自己的事。“我这情况还能熬一阵，等更坏些时候再去医院吧。”我含糊地点点头，心里对母亲的体贴充满了感动，也有些愧疚。
昨晚睡不着的时候，我一遍一遍地想，如果母亲坚持不去医院，那我该如何应对接下来的情况，每想一遍心里就多一分压力。我假想着，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刻，我和小月面对母亲渐渐冷却的身体，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或许在这之前就该打电话，但电话打给谁？或许我应该更早一些打电话，但该是在母亲出现什么样的症状情况下打？呼吸困难，还是疼痛加剧？在他们到来之前，我们又该怎么办？小月还是个孩子，一个睡着了就算打雷也惊不醒的孩子，面临这样的场面，她会不会害怕，会不会对她造成伤害？或者她会给我提示，我努力调动四十多年积累下的医学常识，显然没有什么实质的帮助。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目睹亲人的离去，但那时有母亲。对，她总是站在我的前面，有她我就可以只做孩子，可以不用直面我害怕的一切。或许我从来都认为母亲不会离去，她有着无与伦比的强大的生命力，即便是已经虚弱得无法站立，她依然让我手足无措。
下午，甄叔叔来了，自从他表示如果母亲选择安乐死会一直守在身边，就改成每天来家一趟。虽然我们都认为，母亲不会这么快就离去，还会有一段煎熬的日子。
五点，我正在厨房里准备晚饭。如果甄叔叔在，我们就提早吃晚饭，这样可以让他早点回家。他住在城西，正好与我们形成一个大对角，他又不愿意乘出租车，乘公共汽车单程就要一小时，如果赶上下班高峰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母亲总是催着他早走，不仅担心他的家人着急，也担心他在路上有什么麻烦。古人云，“七十不留餐，八十不留宿”，甄叔叔也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了。
小月慌慌张张地跑来说：“完了完了，早上奶奶让打电话换氧气的，我给忘了。”一个多月来，母亲已经完全依赖吸氧来维持呼吸，我跑进屋里，氧气已彻底告罄。现在打电话去那家公司要求换氧气瓶，他们最快也要明天一早才会送来。“我坚持一会儿试试，也许……”母亲已经下决心要在家里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没有人可能改变这一点。甄叔叔试图说服她：“我们还是去医院吧，打电话让他们来接你。”结果，五一假期，医院只留了一位司机值班，正好外出接病人了。“不行，没有氧气今晚都过不去。”母亲一边说一边要我扶她起来，她的嘴唇因为缺氧开始有些发紫。“我就住一晚上，明天氧气送来就回家。”
我冲到楼下拦了一辆出租车，远远地看见母亲穿戴得体——假发和口罩让人看不到她的病容，步伐急速而又稳健地朝我走来，小月和甄叔叔一左一右地跟随着。快接近出租车时，母亲的身体突然晃了一下，差点在车门外跌倒，幸好甄叔叔及时搀住了她的胳膊。母亲摇了摇头，像是对自己的表现有些失望。她已经太久没有下地走动，但刚才起床穿戴、乘电梯，从楼门口走到出租车的这几十米距离，都是她自己完成的。除了对自己的失望，母亲或许还感觉到了什么。
目送汽车走远，我折返回家里，匆忙地收拾了一些必需的用品，关火，锁门，也赶往医院。病房里，母亲躺在床上，鼻孔里插着氧气管，看上去平稳多了。
2012年5月1日
每个细胞都很疲惫
上午去了医院，医生给我做了个小手术，大概十分钟，切除了那块多余的肉。我没有告诉母亲，其实，最应该告诉的就是她，她不仅是母亲，还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妇产科医生。但我没对她说，即便她健康无恙，我也极少跟她谈论我身体出现的问题，我更愿意去找别的医生。在我的印象中，得病是极坏的一件事，“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生病是你对自己身体爱护不够，没把父母给予的这副皮囊照顾好，反而给他们增添担忧、痛苦和麻烦。而且，在我眼里，所有的妇产科医生对于妇科疾病的道德评判多于对病灶本身的诊断和治疗。
手术顺利，我回家做好饭送到医院。母亲吃了几口就放下，“这次恐怕是回不去了。”她说这话的时候，我并没有在意，从她的脸上我读不出太多的关于病程发展的信息。然后，我返回那家医院继续打点滴。还没有结束输液接到母亲的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去医院。
回到病房，陪母亲吃完晚饭，看了会儿电视，我想回家休息，折腾了一天，有点累，腰有点酸胀。
“你不住这儿吗？”母亲问我，她的目光在病房昏暗的灯光下竟是格外明亮，我有些惊慌。医院有尽责的护士，还有小月，我坚持走，今天必须好好地睡个觉。母亲把目光从我身上挪开，继续看正在播放的电视剧。
回到家里，我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回想起今天所有的细节，突然有些害怕，手术单上是我自己签的字，如果手术过程有什么意外，我该怎么办？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很疲惫，但脑子却像一锅正在沸腾的开水。
2012年5月2日
她又在下着告别人世的决心
昨晚几乎一夜都没能入睡，脑子里那锅沸水一直都在翻腾，身体发烫。我一整晚都在想，五天后的活检报告会是什么结果，“宫颈癌”这三个字一刻也不肯离开我的脑子。医生说如果确诊是宫颈癌，需要尽快手术，或许也可以等一等，毕竟我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照顾母亲的人选。那是不是应该立刻告诉他们？我又是否能独自承担这个结果？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母亲知道。
起床，去菜场买了一块五花肉，昨天母亲说想吃白切肉。其实我不会做，只能按五花肉的做法，照葫芦画瓢动起手来。母亲从满满一盘肉里挑了两块吃掉，她的表情告诉我，味道不算太差。我知道她只是为了鼓励我而降低了标准，一个月的时间，我的厨艺不可能精进到让一个原本挑剔的人欣然接受。
下午接着去医院打点滴，医生开了三天的量，说是为了防止术后感染。刚过四点，接到母亲的电话，拔了针匆忙赶回母亲的病房。进门见母亲一脸倦容，她问：“甄叔叔今天怎么还没来？林木呢？”现在，只要她问起这两个人，我立刻就明白，她又在下着告别人世的决心。之前她曾表示，临终前只需要三个人在场——甄叔叔、我和林木。她说：“活着还能带给别人快乐，死了再劳动大家跑来告别就是浪费别人的时间。”其实，我想她是不愿别人看到她的遗容，一张被病痛折磨了近两年的脸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令人愉快的。
我给甄叔叔打了电话，甄叔叔昨晚牙痛，正在家休息，但他说马上就赶过来。我又给林木打电话，他说最早也只能订后天一早的机票。然后，母亲催促我去找院长，早上查房的时候，母亲向院长请求，如果她自己实施安乐死希望院方不要干涉。早在半年前，她已经向院方提交了弥留之际拒绝抢救的申请。院长表示，这需要由家属写个情况说明，他们再做讨论。我心里清楚，那不过是院长采取的缓兵之计，对于一个没有为安乐死立法的国家，这样做是不被法律允许的。
我在医院走廊的沙发上坐了一会儿，公休假期间好像看病的人也少了，走廊里安静极了。
回到病房，甄叔叔还没有来，我坐在他常坐的位子上，面对着病榻上的母亲。她真的很虚弱，每一次呼吸，身体都会明显地起伏，可见她该是多么努力地完成着呼吸动作，尽管供氧的阀门已经被开到较大的一个挡。她闭着眼，眉头紧锁。我不愿去猜测此刻母亲在想什么，但我清晰地感觉到一种悲凉——它拽着我，一直向下、向下。看不到尽头的绝望和不愿放弃的挣扎。
时间一点点安静地流走，病房里只有我和母亲，我们隔着一张床的距离。此时，我又想到了父亲，那个只陪了我十四年的男人。那一天，也是下午时分，他突然说：“疼，给我一针杜冷丁。”然后，再也没有醒过来，当时病房里只有我和母亲。今天，这里只有我。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去跟母亲说“妈，我爱你，你别走，我需要你”？我无法分担她肉体的痛苦。或者，我该说“妈，你放心地走吧，我已经长大成人，我可以应付一切”？但我知道，我最承受不起的是母亲离开后的孤寂，那是天地苍茫间一眼望不到头的孤孑，还有那些生命和岁月烙印下的愧疚和歉意。我从来没有照她的意思去做过什么，也没有真正地让她满意过——这或许是一个母亲内心最深的失望吧？
甄叔叔的到来打破了病房里的沉默。他给母亲把脉，询问了今天的血压情况。后来，他轻声地对我说：“她的生理体征都很正常，就是情绪不好。”这个说法几个小时后我再次从院长那里得到了证实。我继续察言观色。
为了让林木能尽快赶回来，已经惊动了报社主编，整个部门的工作安排也有所变动。“你怎么能相信她的话呢？”林木在电话的另一头有些激动。这不是第一次，但我知道，还会有下一次。
晚饭时母亲的饭量与平时相当。从甄叔叔进屋的那一刻，她的情绪也好了起来，尽管她不屑地说：“你这个皮肤科大夫就只会把个脉。”是否因为甄叔叔的出现而使得母亲的脉搏频率趋于正常，我无从判断，但之前呼吸困难，甚至出现衰竭并不是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