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民国底气:腹有诗书气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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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 蒋廷黻:怎奈何阴差阳错(4)

对于蒋廷黻的诸多主张,蒋介石是看在眼中,记在心里,决心启用这位言论甚合他意的教书匠。经吴鼎昌(天津《大公报》发行人)和钱昌照(时在南京政府任职)举荐,1933年夏、1934年初和1934年7月,蒋介石三次召见蒋廷黻,向他咨询关于时局的意见。在最后一次召见后,蒋廷黻于1934年8月动身,衔命访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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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蒋廷黻结束欧洲之行,回到清华园时已是1935年9月了。11月,国民党“五大”在南京召开,蒋介石接替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他要蒋廷黻入阁,担任他的行政院政务处长,协助他拟定政策并担任秘书工作。

据蒋廷黻回忆,当他去南京郊外的汤山官邸见蒋介石时,他仍未决定是否接受任命。落座后,他还在向蒋介石推辞说:“我没有经验,我不知道如何做法。”但蒋介石对他说:“你能,从工作中吸取经验。不工作永远得不到经验。”一面说,一面拿起笔来写了一道手谕:“派蒋廷黻为行政院政务处长。”就这样,蒋廷黻弃学从政了。

据陈之迈回忆,消息传出以后,“许多朋友劝他多多考虑是否应当接受。有的人对于政府‘求实’的诚意表示保留;有的人以为政治是污浊的,党同伐异,倾轧排挤,弄得不好会身败名裂,劝他不应跳入这个‘火坑’;有的人以为他应当保持学者清高的地位,以在野之身议论政事,鞭挞政府;更有人心存嫉妒而说出许多难听的话来”。倒是胡适等《独立评论》的同仁很体谅他。在蒋廷黻赴南京就任前,胡适引用了他们共同的好友、刚刚故去的丁文江的诗《麻姑桥晚眺》作为寄语,诗的后两句是:“寄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还比在山清。”胡适知道蒋廷黻的湖南脾气,所以期望他能做“‘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遇事要敢言,不得已时以去就争之”,并希望他做“教育领袖的事业”,以影响和改造政府。蒋廷黻想必很有些知音之感,后来发表文章,还用过“泉清”做笔名。

在《□□》中,蒋廷黻对当时自己决心入阁的感受总结道:“我对政治的态度是很正常的,我认为政治并不是专为金钱和荣耀。对我而言,政治只是一种工作,我认为它和教书一样的清高。……我之离开清华,并不是由于失望,而是因为当时国内的局势日渐恶化,对日抗战已不可避免,因而应政府号召参加抗战实义不容辞。我个人的去留无关宏旨,这也未必就是理想的‘出山’机会;但我认为,如果非要等到理想的时候再‘出山’,‘恐怕大势已去矣’。”

其实学者从政也并非全是一种类型。比如早于蒋廷黻进入政府的陈布雷、翁文灏,他们都是比较保守、温和,陈甘心居于幕后替蒋介石出谋划策,而翁则是纯粹的技术官僚,安心于本职工作,从不指手画脚,越雷池半步,他们都是国民政府得以运转的“润滑剂”;而蒋廷黻则不然,他很有个性,对人对事,总有独到的见解。与人争论,喜欢单刀直入,毫不留情。性格耿直,自信自负但并非有意骄傲,不喜欢敷衍应付,厌恶恭维迎合。对社会国家,敢于负责敢言,不计得失。像他这类便属于国民政府进行改革的“催化剂”。而蒋廷黻又同置身于政府之外指指点点的胡适、傅斯年诸辈不一样,他们属于在野人士,即使有欲改革之心,却没有行改革之行动,只能在报刊和国民大会上放放炮。而蒋廷黻是打算要干一番大事业的人,他要做“当代的萧何”,正是基于这种心态,蒋廷黻既不自命清高,也不热衷仕进,当国家需要他时,他就应召而出,“丝毫不做扭捏的姿态,半推半就,装腔作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