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中马上有人站出来，指出英语中也有，比如“god（上帝）”倒过来写就成了“dog（狗）”。
辜鸿铭自诩中英文俱佳，不料被学生将了一军，耸了耸肩，不置可否。
还有一次，在课堂上，辜鸿铭将英文“Anarchy”译为“无王”，“Anarchist”译为“无王党”。本来希腊文“arche”是“政府”的意思，日本人译“Anarchist”为“无政府主义者”，很确切，中国人也已广泛采用。但辜鸿铭却偏偏按照自己独特的尊王观念加以理解，他常常对学生说：“中国现在无王，所以人人都是‘Anarchist’”。
并且辜还把这种尊王情绪带到教员会议上，一次他竟公然扬言：“如今没有皇帝，伦理学这门功课可以不讲了。”气得文科学长陈独秀差点儿背过气去。
当五四运动来临时，虽然辜是保皇党，却要和蔡元培同进退。他的理由是：“蔡元培和我，是现在中国仅有的两个好人，我不跟他同进退，中国的好人不就要各自陷入孤掌难鸣的绝境吗？”别人问他“好人”之说如何解释，他答曰：“好人就是有原则！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跑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到现在还是保皇。这种人什么地方有第三个，你告诉我！？”
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期，辜鸿铭对于聘请来的外国教授，特别是教文科的教授常常不太客气。一次，他戴着一副大墨镜，拖着一条辫子，正坐在学校教授休息室，恰好一位新聘来的英国教授也踱过来。那个英国教授见他见他那副怪模样，忍不住用手指着他，用生硬的中国话问旁边的校役：“那老头子是谁？”校役贴近他的耳朵，恭敬地说：“辜教授。”英国教授笑了笑，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对方，仿佛在取笑他那举世无双的辫子。
这时，辜鸿铭便用英语问那英国教授的姓名，教哪一学科。当英国教授告诉他是教外国文学时，他当即改用拉丁文与他谈话，见对方应付不了，他才偏下头，让眼光从墨晶眼镜上面的空隙里看过去，故作惊奇不解地说道：“你教西洋文学，如何拉丁文如此隔膜？”弄得那位英国教授大窘。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他失敬的那位老者，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辜鸿铭。
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俨然是时代骄子，万人追捧的明星。而辜鸿铭由于力持文化保守的立场，自然看不惯胡适的所作所为，总不忘在各种场合大揭对方语言底子薄弱的底牌，以期打击对手的气焰，为自己争取主动。他常常说：“胡适之，那个懂点美国‘通俗英语’的人，居然能当上北大英文系主任，真乃滑天下之大稽也！……以粗俗鄙陋的‘留学生英语’，叫嚷什么‘文学革命’，这个胡适简直瞎胡闹！也难怪，他怕是与高雅古典的英文，从不曾行过见面礼呢！……连希腊文和德文都不懂，竟敢有脸在大学讲坛上大侃西方哲学，这个胡适博士简直把学生当猴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