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开始针扎似的痛。母亲却早已急急地接过去，说：“大姐你不知道，我那俩孩子，可是听话得很，从没用我操过什么心。从上大学起，就没花过家里一分钱。现在读了研究生，不只把书读得很棒，帮导师代课，比那工作了的人挣得还多呢。我说过很多次不缺钱花，还非得每月给我寄千儿八百的，说让我领双份退休金。这不，我穿的衣服都是他们买的，你看这羊毛衫，就是今年我和他爸被他们接到上海游玩时买的，五六百块，是外国的名牌呢！”
这样一通话，终于让那女人虚情假意地说了一句“您老好福气啊”便失望地走开了。而我的心，却在母亲这番极力为自己贴金的谎言里，一阵阵地痛。从没有想到，虚荣的母亲，在人前竟是这样极力袒护着我和小弟的疏忽和大意。而我们，不仅没有努力地满足她其实女人本性里都有的一点点虚荣，甚至连她受了人嘲笑之后的安慰，也没有给一点点。
我红着脸，躲开犹自站在原地发怔的母亲，飞快地跑回家去。想着自此之后，没有享过什么福的母亲，再怎样地喋喋不休，我的这颗心，也都应耐心地停下来，陪她分担一些这样无处可以排遣的寂寞才是。
（安宁）
所有的母亲都是一样的
所有的人都为之感动，那是一个对于胎儿来说是最安全的而对母亲来说最危险的跳下的姿势啊！
那天清晨，县城城西老街的一栋居民楼突然起火了。那是40年代修建的砖木结构的老房子，木楼梯、木窗户、木地板，都是见火就着的东西。眼见火越烧越大，居民们纷纷往外逃，没想到才逃出一半人，木质楼梯就“轰”地一声塌掉了。剩下的9个居民好跑到唯一没烧着的3楼楼顶，等着消防队救援。
消防队不一会就赶到了。可让他们手足无措的是：这是老巷子太窄太密了，消防车和云梯根本就过不去。情形已不容多想了，大火随时都可能烧到楼顶。眼见着底层用以支撑整幢楼的粗木柱被烧得“吱吱”直响，随时可能倒塌，消防队长毫不犹豫地拽过一条散落在地的旧毛毯，和其他三个消防队员一起拉开，对上面大声喊：“跳！一个一个地跳下来，往毛毯上跳，背部朝下”。
为了安全起见，他亲自示范类似背跃式跳高的动作。只有背部朝下才是最安全的，而且不容易撞破旧的毛毯。
第一个男人跳下来，屁股着地，可没有受伤。一个小男孩跳下来，背部着地……人们的动作越来越规范，顶多是从毛毯上滚下来时有些擦伤。可是还有一个裹着大衣的女人站在楼顶犹豫着不敢跳。
火势越来越猛，一根柱子燃烧着忽然“喀嚓”一声断了。人们惊叫起来，消防队长的喉咙都嘶哑了：“跳啊，快点跳下来”。小楼晃荡了一下，女人终于下定决心跨过护栏跳了下来，在场的人都惊呼起来：她用的分明是跳水的姿势，头朝下。女人坠落在毛毯上时由于受力面积小，毛毯“呲”
的一声裂开了，女人的头部撞在地上，顿时鲜血直流。
这个女人真笨啊，前面的人跳得多好啊，看也看会了，在场的人都这么想。
奄奄一息的女人躺在消防队长的怀里，她的大衣敞开了，大家这才看到她的小腹高高隆起。“已经8个多月了，赶紧送我去医院剖腹，孩子还能活……”女人用微弱的声音说。
这一幕在场的人都看到了。女人被送到医院了，人们不知道她后来是否活下来了。可是人们却觉得那一刻的时间似乎停止了，因为所有的人都为之感动。那是一个对于胎儿来说是最安全的而对母亲来说最危险的跳下的姿势啊！
忽然想起了丰子恺《护生画集》里面的一幅：有人烹煮黄鳝，发现黄鳝熟了以后头尾弯成弓形，中部翘在滚水外。剖开来看，发现里面密密麻麻全是鱼籽。
原来所有的母亲都是一样的，永远把安全留给孩子，而把危险留给自己。
（佚名）
奇迹的名字叫父亲
医学会议上，有人说要称它为大西洋奇迹，有人建议以死者的名字命名，还有人说要叫它神迹……
1948年，在一艘横渡大西洋的船上，有一位父亲带着他的小女儿，去和在美国的妻子会合。
海上风平浪静，晨昏瑰丽的云霓交替出现。一天早上，父亲正在舱里用腰刀削苹果，船却突然剧烈地摇晃，父亲摔倒时，刀子扎在他胸口。人全身都在颤，嘴唇瞬间乌青。
6岁的女儿被父亲瞬间的变化吓坏了，尖叫着扑过来想要扶他。他微笑着推开女儿的手：“没事，只是摔了一跤。”然后轻轻地拾起刀子，很慢很慢地爬起来，不引人注意地用大拇指揩去了刀锋上的血迹。
以后三天，父亲照常每晚为女儿唱摇篮曲，清晨替她系好美丽的蝴蝶结，带她去看大海的蔚蓝，仿佛一切如常。而小女儿却没有注意到父亲每一分钟都比上一分钟更衰弱、苍白，他看向海平线的眼光那样忧伤。
抵达的前夜，父亲来到女儿身边，对女儿说：“明天见到妈妈的时候，请告诉妈妈，我爱她。”女儿不解地问：“可是你明天就要见到她了，你为什么不自己告诉她呢？”他笑了，俯身，在女儿头上深深刻下一个吻。
船到纽约港了，女儿一眼便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认出母亲，她在喊着：“妈妈！妈妈！”
就在这时，周围忽然一片惊呼，女儿一回头，看见父亲已经仰面倒下，胸口血如井喷，刹时间染红了整片天空。
尸解的结果让人惊呆了：那把刀无比精确地洞穿了他的心脏，他却多活了三天，而且不被任何人知觉。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因为创口太小，使得被切断的心肌依原样贴在一起，维持了三天的供血。
这是医学史上罕见的奇迹。医学会议上，有人说要称它为大西洋奇迹，有人建议以死者的名字命名，还有人说要叫它神迹……
“够了。”那是一位坐在首席的老医生，须发俱白，皱纹里满是人生的智慧，此刻一声大喝，然后一字一顿地说：“这个奇迹的名字，叫父亲”
（叶倾城）
父亲的悲哀
父亲对他百般怜爱，经常在别人面前如数家珍般地谈论他的优点。
过去，我常去我们那儿的一个农庄。认识了一位长者阿萨法，他以纺织为业。我常去他家拜访，看他干活。他操作一部简陋的织布机。我每次去，他都热情欢迎，并给我端上一杯自产的咖啡。他精神矍铄，口齿伶俐，胡须整齐，头发斑白。他的妻子已去世多年，给他留下一个儿子——他唯一的亲人。阿萨法倾心培养儿子，教他纺织技术，直到他娴熟此业，成为他最得力的助手。他的儿子体健形美，身强力壮，聪明伶俐，活泼可爱。父亲对他百般怜爱，经常在别人面前如数家珍般地谈论他的优点。
一次，我像往常一样去那座农庄，一则骇人听闻的消息令我心惊胆战——他儿子给火车轧死了。我赶紧到阿萨法家，对他的不幸表示慰问。他接待了我，并像往常一样给我端了一杯自产的咖啡。但此时的他如同一台没有灵魂的机器，他面如土色，毫无表情，讲话时吞吞吐吐，异常吃力，似乎搜肠刮肚也难找到合适的话题。我由衷地安慰了他几句，他只是简单地应了几声。临走时，我默默地抓着他的手深情地握了很久很久。
过了几天，我再次去田庄，一提到阿萨法，人们便告诉我：他近来深居简出，很少能见到他。在一种无形的力量的驱使下，我去看望了他。和他呆在一起时，我发现他明显地消瘦了，脸色苍白，表情凄苦，话也少了，干巴巴的，问一句，答一句。
墙角里织布机一声不响地蹲在那儿，房间犹如废墟，死气沉沉，充满了荒凉和沉寂的气氛，恰似一座荒坟。
一次，他来看我，喝了点咖啡后，他抬起头问我：“你说死在火车下的人会有什么感觉，他一定很疼吧？”我心中猛地一惊，我想竭力掩饰自己内心的恐慌，但很快就发现这无济于事，于是只好对他说：“我想那时他是毫无感觉的，因为人死得特别快。”他提高了嗓门，肯定地说：“一定非常疼噢！”他涨红着脸，皱纹消失了许多，灰色的双眼红润了，他脖子发粗，直喘着粗气。见他这副痛苦的样子，我也就默不作声了。我俩默默地相互看着，他渐渐地平静下来，很快又像开始时那样无精打采了。
又过了几天，我重访田庄，阿萨法的身体愈来愈坏，瘦成了一副骨架。
稍一走动便显出疲惫的神色。这次，我在田庄住了一周。在此期间，我见过他一次。动身的前一天晚上，我疲惫不堪地独自躺在花园里，花园里一片沉寂。
阿萨法气喘吁吁地走了过来，跟我寒暄了几句后，在我跟前坐了下来。
歇息片刻后，他便说道：“我是来求你……行吗？”我以为他缺钱花，便说：“行！阿萨法先生，你需要多少钱？”他惊异地看着我，说道：“先生，我不需要钱！”“那你要什么？”“明天你可以陪陪我吗？”他说道。我诧异地看着他，未予答复。他微笑着说：“我想到外边去看看，散一会儿步，看看真主的造化，看看我一生只见过一次的那个大城市……我这个要求过分吗？”他平声静气地说着，脸上恢复了往日的神采。他抓着我的手，急切地抚摸着，说道：“你不答应我的要求？”我尚在犹豫，见他这样，便说：“如果能使你高兴的话，我可以陪你去走走。”他眼睛一亮，说道：“我太高兴了。”
他只和我坐了一会儿，就起身告辞了。临走时，他一再向我道谢，并再三要我陪他进城。
次日清晨，我们准备了一辆两只瘦骡拉的车。头戴毡帽，身着长衫的车夫先上了车，他右边放着赶骡用的长而软的鞭子。我和庄园主上了车，坐着等阿萨法的到来。等了好久，仍不见人。庄园主说：“我想他不会来了吧，我真怕赶不上火车！”我回答他说：“我也是这么想的。”车刚启动，我们就听到了声嘶力竭的叫声，扭头一看，原来阿萨法正冲我们竭尽全力地跑来。他示意我们停车，我叫车夫把车停下。阿萨法跑过来上了车，便像昏迷了似的倒在了座位上，嘴里还嘟囔着：“差点儿没有赶上！差点儿没有赶上……”
我们出发了，阿萨法渐渐缓过气来，他竭力和我们攀谈，但力不从心，他的话含糊不清语无伦次。他痴呆呆地愣着，显出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
不知他是着了凉，还是在发烧，他的身体不时地战栗着。
我们终于到了，下车后，我们便向车站走去，到站后，我们坐下等火车。我发现他面色苍白，双唇抖动着。我掏出表看一看说道：“再过五分钟，火车就到了。”阿萨法抬起头，起身说：“走！……”
我们向站台走去，一会儿便听到了列车的汽笛声，接着便见它疾驶而来，呼啸进站。我和庄园主及车夫正在打点包裹时，突然传来了一声尖叫。
随后便是一阵骚动声，我看见站台那边非常拥挤，有人说：“已经轧成肉浆了！”
我赶紧向拥挤的站头冲去，但见车轮下，血肉模糊，布条横飞，回头再找阿萨法先生，他早已无影无踪了。
（迈哈穆德·台木尔葛学忠译）
两个白菜包子
为了我和哥哥，父亲两年来竟然没有吃过午饭。这个想法经常揪着我的心，我觉得我可能一生都会为此而内疚。
大概有那么两年的时间，父亲每天中午都拥有两个包子，那是他的午饭。记忆中那好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事，那时我和哥哥都小，一人拖一大把鼻涕，每天的任务之一就是看能不能搞到一点属于一日三餐之外的美食。
父亲在离家三十多里的大山里做石匠，早晨骑一辆破自行车走，晚上骑这辆破自行车回。两个包子是母亲每天天不亮点着油灯为父亲包的。管那叫包子，其实那里面没有一丝的肉沫，只是两滴猪油外加白菜帮子而已。
父亲每天的工作是把三十多斤重的大锤挥动几千下，两个包子，只是维持他继续挥动大锤的资本。记得那时家里其实已经能吃上白面了，只是吃得还不太多，而那时年幼的我和哥哥对于顿顿窝窝头和地瓜干总是充满了刻骨的仇恨。于是，父亲的包子成了我和哥哥唯一的目标。为了搞到这个包子，我和哥哥每天总是会跑到村口去迎接父亲。见到父亲的身影时，我们就会高声叫着冲上前去，这时父亲就会微笑着从他的挎包里掏出本是他的午饭的两个包子，分给我和哥哥一人一个。包子的味道虽然并不是特别可口，但仍然可以让嘴馋的我和哥哥得到很大的满足。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两年，期间我和哥哥谁也不敢对母亲说，父亲也从禾把这事告诉母亲。
后来家里终于可以顿顿吃上白面了，我和哥哥逐渐对那两个包子失去了兴趣，这时那两个包子才重新属于我的父亲。而那时的我和哥哥已经到了上小学的年龄。
关于这两个包子的往事使我多年来一直觉得对不住父亲，毕竟，那不是父亲的零食，而是他的午饭。为了我和哥哥，父亲两年来竟然没有吃过午饭。这个想法经常揪着我的心，我觉得我可能一生都会为此而内疚。
前几年回家，饭后与父亲谈及此事，父亲却给我讲述了他的另一种心酸。
父亲说，其实他在工地上也是吃饭的，不过只是买个硬窝窝头而已。记得有那么一天，他为了多于点活儿而错过了吃饭的时间，已经买不到窝窝头了。后来，父亲饿极了，于是就吃掉了本来就属于他的两个包子。后来父亲回家，走到村口时，我和哥哥照例去迎接他，当我们高喊着“爹回来了，爹回来了”时，父亲搓着自己的双手——他感到很内疚，因为自己无法满足儿子们的期望。
他说：“我为什么要吃掉那两个包子呢？其实我可以坚持到回家的。我记得那时你们很失望，当时，我差点儿落泪。”父亲说，为这事，他内疚了二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