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沦者在指出儒学与市场经济之冲突的同时，普遍肯认二者还有契合的一面。有沦者将二者之同构契合归结为以下几个方而：（1）儒家提倡的互助交往精神与市场经济的互利交换原则是可以相互融通的。
（2）儒家伦理注重规范与秩序的意识与现代市场经济对规范与秩序的客观要求也是有其一致性的方面的。（3）儒家提倡的某些伦理精神还呵以成为促进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这主要表现在儒家“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宁俭勿奢”的自律精神和“重群克己”的合作精神上。（4）儒家的某些伦理规范更是可能直接与市场经济某些伦理要求相通的。这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儒家诚信为本的伦理规范与市场交易中信誉至上原则的一致性上。
另有论者指出，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又是道德经济。对于市场经济来说，道德与法制缺一不可。而法制只能治标，威慑一时，更根本的是要提高所谓经济人的思想文化素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事经济活动要做到见利思义，不能见利忘义。这虽是两下多年前儒家孔子所提倡的价值观，到今天对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来说，应该还没有过时，这也说明占老的儒家思想，有些能适应时代变化的内容，对现代都市的商业文明，仍然可以起到一定的导向作用。
又有论者认为，儒学对市场经济的积极影响具体体现在三个方而：（1）儒家“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促进市场经济向着正确健康方向发展，儒家“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义利观，“生财有道”的正当经营思想，孔子的君子人格，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小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和主心骨。如果失去这个主心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滑剑斜路上去。
（2）儒家伦理道德观对市场经济发展有着正而的价值。运用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精华部分，经过整理、过滤，使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完全是必要的、可能的。针对我国当前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需要特别强调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中的四种行为规范：一是诚与信，二是和为贵，三是节且俭，四是仁和爱。（3）儒家“敬业”、“学而时习”的治事治学观对提高技术队伍的思想技术素质有着积极的作用。提高技术队伍的素质，是市场经济不断培育发展的关键问题。运用儒家的“敬业”、“时习”精神，不断加强技术业务的培养训练，使他们“乐业”、“敬业”，不断提高思想技术素质，是繁荣市场、搞活经济的重要一环。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有的论者自觉意识到儒家思想对现代市场的经济意义不只限于其同构契合的一面，即使它们的一些异质因素，也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与市场经济形成一种互补优化的效用，从而规范和促进着现代市场经济更加高效、更加健康地发展。当然，这种作用也是两重性的，一些异质因素对于市场经济起着消极阻碍的作用；一些异质因素却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与市场经济相辅相成，形成互补优化的效应。如儒家贵和思想与市场竞争本是对立矛盾的。但另一方面，以和的生成性来补益争的损耗性，以和的规范性来调节争的失序性，以和谐的心态来淡化争的紧张与异化，达到以和济争，和争互补，就可以使市场竞争而不乱，急而无伤，既充满活力，又健康有序地发展。许多学者普遍认识到，儒学中积淀着中华民族的优良精神品性和卓越智慧，可以为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丰富的精神资源。
（三）儒学与精神文明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又包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是道德建设，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准是衡量该社会精神文明程度的基本尺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道德建设，有赖于批判和继承丰富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资源。这一点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有论者指出，就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而言，它与封建的道德体系在性质上是根本对立的，但这并不排斥我们应该批判继承人类道德发展在这一历史阶段所获得的积极成果。仁爱是儒家道德思想的核心和灵魂，是儒家关于人及人与人的关系的最一般的价值精神，如果剔除其“爱有差等”封建宗法等级的杂质，排除其泛爱主义的抽象形式，那么它所包含的人对人的关系、互助的道德意蕴，是可以融通于社会主义道德精神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系列中，至于在社会主义家庭道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建设中，由于其更多地反映了人类行为的共性方面，儒家在这些方面的道德观念则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可资扬弃的道德文化资源。论者强调说，儒家“仁爱”规范中包含着人性自觉、责任意识、利他情感和牺牲精神等多种道德意蕴和伦理精神正是“为人民服务”的题中应有之义。它们二者一个在历史的层面上，一个在现代的层面上，把中华民族的优良的道德精神一以贯之下来，并使之得到时代的高扬和科学的升华，正因为如此，所以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才充满了生命力，才能够得到我们全民族的认同，成为我国人民道德生活的精神支柱。
有论者从礼法之关系的角度来论述继承儒家礼治、教化思想的必要性，指出，礼治与法治是统一的。孔子强调以礼治为主，重视思想教化。他也不是不要法治，而是主张礼刑并用的。但由于后世过分强调礼治，也带来法治思想不发展的弊害。今天有人以强调法治，反对人治为名，否认或轻视思想教化，就容易导致另一个弊端。因为即使在西方法治国家，也不是完全靠法治维持社会秩序的，西方传统的基督教道德精神也还起着教化的职能。古今中外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完全靠法治管理国家。在中国这种缺乏宗教信仰的国家，思想教化尤显必要。儒学以德育代替宗教，这是一个好的传统，应该继承。我们现在法制需要健全，但不应因此便否认或轻视思想教化的作用。有论者指出，人失去精神文明则无异于禽兽，如果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人类将会自己毁灭自己。而儒家学说，特别是“爱人类”的思想是儒学的大义微言所在，是通向大同世界、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基础，是建设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主张“道德齐礼”与“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并重，而以德礼为先。在现实社会中，既要加强法制，也要高扬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也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又有论者从儒家道德修养方法的现代意义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指出，儒家的道德修养方法包括笃志而固执、反躬内省、慎独、从善改过、下学而上达、讷于言而敏于行、推己及人、存心养心等等，这种方法具有一般方法论的意义，大部分可以继承下来，转换其时代内容之后，使其发挥新的作用。儒家重德性德育的思想十分可贵，它要解决的是如何做人的根本大事，关系到社会和人性发展的精神方向，切不可以等闲视之。
还有论者从人的安身立命之必要性的角度论述了儒家道德资源的现代意义，指出，儒家以其早熟的文化智慧，化原始宗教之玄秘为道德之仪轨，以理性的道德价值支配人心的情绪，这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是一笔绝无仅有、不可多得的精神财产。儒家提倡的“居敬”、“体仁”、“存养”、“立诚”，在现代具有治疗学的意义，这都是不言而喻的。当心灵之“家”安立不住的时候，人存在的基础必然发生动摇。
总之，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儒学资源特别是道德资源的发掘，有助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道德建设，有助于人的素质和道德水准的提高，有助于人格的培养与完善。
（四）儒学与世界的和平和发展
当今世界有两大主题，一是和平，一是发展。人们在探讨、研究儒学的过程中，愈来愈认识到，儒家的和谐意识、太和精神的弘扬，大有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1．国外学者如是说
英国学者A·J·汤因比先生指出，“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度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营垒”，因此，要使世界避免危机，“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先生强调，应“将中国思想中作为深厚的传统而积蓄下来的仁爱、调和、大同等道德原理作为人类的文化遗产向全世界展示出来”。
美国学者W·T·狄百瑞先生说，“儒家的长处即是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视各方面“相协调的价值准则”，它可以“维持一个有序的环境，足以稳定和安全来使事业兴旺”，“这些准则贯穿于不同阶段，不止在一个经济层面上发挥效用，而且适用于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
越南学者阮才书先生认为，“儒家追求社会‘和’的局面”，这是“关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一个系统观点”，“对现代人来说不是过时的，而是还有意义的”。
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先生认为，孟子关于和谐共处的“价值取向正是要为个人与个人、家庭与家庭、社会与社会和国家与国家之间谋求一条共生之道”，“正是创建和平共存的生命形态所不可或缺的中心价值”。
美籍华裔学者成中英先生指出，“就对人类经验的意义及思想上一贯性的要求来看，或以人类的需要、人类的理性而言，儒、道‘和谐化辩证法’与其他类型的辩证法相比较，实具有更大的相关性与更广的包容性。因此，在与历史上其他辩证法的未来竞争方面，儒、道的‘和谐化辩证法’还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体系。”它是“医疗现代社会弊病的良药”，它能为探索后现代化人类服务，尽管它面临着现代化的挑战，儒家学说仍然提供了永恒的价值观。”
俄国学者L·B·波若罗莫夫指出，“‘和’的原则代表了多元化思想，它是具有丰富潜能的中国文化中的有价值的遗产”。
马来西亚学者钟玉莲先生认为，华人社会所崇尚的包涵儒家“和”的精神的“家庭观念”、“族群认同”、“国家认同”、“协商精神”，使马来西亚人民“具有各族命运与共的共识，而彼此互相了解，互相尊重”，“维持了一个繁荣、整合的国家”。
新加坡学者陈荣照、苏新鋈先生指出，“儒家的重要思想之一，也是新加坡非有不可的思想，就是‘和”’，它“有其普遍性意义的价值”，“实乃人类的心灵所普遍拥有的，它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共同真理”。李光耀先生也指出，“华族文化注重五伦”，它“促进家人与家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以及家庭与政府之间良好有序的关系。这些关系的基本含义和重要性，并没有随着时代而改变”，“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的人民都受过儒家价值观的熏陶，我们是无法克服那些困难和挫折的。”
2．国内学者如是说
关于儒家和谐思想对于当代社会及未来发展之意义与价值，国内学者也大都持肯定性意见。
汤一介先生指出，“如果人们能更加重视儒家的‘普遍和谐’的观念，并对它作出适应现代生活的诠释，并使其落实于操作层面，应该说对今日和将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儒家思想中的‘普遍和谐’观念无疑将会对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作出特殊的贡献”。
“从理论上看儒家学说，它不会是引起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问冲突的原因”。“亨廷顿关于儒家文化是引起‘西方’与‘非西方’之问冲突的原因之一的论断是没有根据的”。
张岱年、王东认为，应当以儒家“普遍和谐的四大关系（即天人、人际、国际、身心）为基点，来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型价值观体系”，“这种谋求普遍和谐、共同发展的新型价值观，乃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大创新，它必将为21世纪人类价值理性提供新的思想资源，有助于解决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深刻矛盾，有助于整个人类走出困境，共同发展”。
张立文先生指出，“和合是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和首要价值”，“是民族精神活生生的灵魂”，它“能创造性地解决中西文化的价值和合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使中国文化以崭新的面貌走向世界”。“人类面临的五大冲突，只有和合学才能合理地、道德地、审美地解决”。
宫达非先生指出，“在丰富的儒家思想文化中，孟子的‘和为贵’
的邦交思想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份历史遗产。重新研究孟子的这一思想，对于发展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外交仍富有启迪。各国应该平等合作谋求发展，共同解决人类面对的问题，共同保护我们这个‘地球村’的安全”。
赵光贤先生指出，“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我们面对的严重问题是要和平还是战争，这不仅是我国的问题，而是全世界的问题。如果全世界的人民都诚心真意要和平，不要战争，那就有必要以孔子学说作指导。我认为不按孔子学说行事，和平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谷牧先生指出，“和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早在3000年前的西周末年，古代学者就阐发了“和实生物”的光辉见解。后来，孔子、儒家学派进一步提出了“和为贵”的命题，并建立起一系列关于协调人际关系，保护自然环境，维持生态平衡的学说。这些思想不仅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昌盛做出过积极的贡献，即使到了今天，它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仍然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