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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儒家教育哲学(2)

如果说孔子德育为主教育思想散见于孔子的教学实践而未成理论体系,则孟子“明人伦”,重“四德”德育体系的建立则使儒家以德育为主的教育目标真正明确起来。所谓“明人伦”即“教人以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所谓重“四德”,即“仁、义、礼、智”“四德”教育。朱子则从理学的观点进一步论述教育的目的和作用就在于“复性”、“尽伦”,他说“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朱文公文集》卷十五)。儒家这种“重德”、“复性”、“尽人伦”道德教育体系的建立,影响十分巨大,在此后的两千多年,后世儒家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皆以道德教育为其教育的基本目标,在中国形成了重视道德修养的优良传统,但也产生了重人治轻法治的弊端。

(二)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儒家教育哲学主张教育为政治服务。正是由于在国家政治上倡导“为政以德”、施行仁政,所以教育落实到主体的人本身,儒家提倡“为己”之学,反对“为人”之学,以追求道德价值的实现、成就理想人格为教育的基础目标。

其一,“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

儒家对于树立正确的为学动机相当重视。孔子首先对于为学的动机进行了区分,“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认为古代理想社会人们的学习属于“为己”之学,当时现实社会中人们的学习属于“为人”之学。“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之于人也”(朱熹《论语集注》)。“为己”之学追求的是完善自我,成就理想人格,达到理想的人生境界。“为人”之学是为了获得外界的肯定,追求利禄功名的实现。

如果说“为己”之学实现的是一种内在价值、精神价值,那么“为人”之学实现的是一种外在价值、功利价值。孔子身处政治经济文化大变革的时代,对于“先王世界”充满向往和眷恋,有感于当时社会的人心不古,提出了“学者为己”的教育主张。这一思想为后世儒者继承并进一步阐发,形成了儒家提倡“为己”之学,反对“为人”之学的传统。

继承孔子的思想,孟子提出了“天爵”、“人爵”的划分。“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爵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又弃其天爵”(《孟子·告子上》)。荀子提出了“君子之学”与“小人之学”的划分。“君子之学也,人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人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荀子·劝学》)。孟子之“修天爵”、荀子之“君子之学”,即是孔子所谓“为己之学”。孟子之“要人爵”,荀子之“小人之学”,即孔子所谓“为人之学”。“为己之学”,“修天爵”、“君子之学”的结果是使自身的品行和修养得到提高,人格境界得到提升。“为人之学”、“要人爵”、“小人之学”归根结底是以学习作为工具手段追求功名利禄,其结果只能是如道家所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其二,“为己”之学与“学而优则仕”。

儒家主张“学而优则仕”,并且认为“不仕无义”,学者走上仕途则不可能脱离功利名禄。儒家既倡导“为己之学”,又提倡“学而优则仕”,两者是否矛盾呢?我们认为两者是可以达到统一的。首先,“为己”之学的最高境界是成就圣贤人格,由内圣达至外王,正如《大学》中所设定的,由“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达至“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次,“学而优则仕”,“优”的标准是品学兼优,德智双修,要想达到这种境界,急功近利,学习当做一种工具手段不行,必须求本去末,由内修其身达至兼济天下,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走“为己”之学之路,追求心性的复归与成就,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礼记·中庸》),“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尽心上》)。

总之,儒家自孔子始即形成了“学者为己”的教育传统。“为己之学”反映了儒家对主体自我的肯定,体现了对个体精神世界的关切。为己与为人之辨的深层意蕴则是对义与利的价值选择。同时也“鲜明地体现了人的内在德性、内在价值的优先性和首出性”。

三、重视智育

儒家教育哲学以德育为主,但是并非不重视知识教育,他们把道德教育与知识教育看作教育不可分割之两个方面,并且给予知识教育以明确的定位,即德育为主,智育为辅,充分的知识教育是实现道德教育的必要前提。

(一)仁智统一

从儒家关于道德教育的论述可以看出,儒家学者认为道德教育有其一定的过程和规律可循。诸如道德认识或道德知识学习阶段,道德信念形成阶段,道德行为实践阶段等,无论哪一个阶段的实现都离不开知识教育,所谓“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台长》)。《论语·述而》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忠、信皆属道德品质教育,文属知识教育,孔子主张“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述而》),但行、忠、信并无专门的具体科目,而是通过具体的“文”的教育来实现。

关于孔子“文”的具体内容,不同的文献有不同的记载,《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门弟子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我们认为六艺应为孔子私学的教学科目,即礼、乐、射、御、书、数,但是通过多种文献分析,孔子应该更加重视他所整理的《六经》的教学,即《诗》、《书》、《礼》、《乐》、《春秋》、《易》。从孔子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看,如果把知识分为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则孔子知识教育重视社会科学知识教育.而轻视自然科学知识教育。如果把社会科学知识分为道德知识与非道德知识,则孔子重视道德知识教育而轻视非道德知识教育。他将知、仁、勇并举,“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并把知、仁、。勇看作成就君子人格的三个基本要素,可见在孔子思想中,知乃是一个道德属性的概念。后儒继承了孔子的传统,孟子以“是非之心”为“智”之端。明儒王守仁论知,亦专指道德认识,“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人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传习录》卷上)。

(二)敏而好学

学习知识主要是一个主体自觉的过程,所以儒家主张为学者必须端正学习态度,以成就真才实学。

其一,“好学近乎仁”。

孔子把对待学习的态度分为知学、好学、乐学,又认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认为人只要勤奋好学,就能够成就理想人格,“好学近乎仁”,反之,不好学就会产生诸多弊端,“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仁、知、信、直、勇、刚乃君子应备之品质,若无坚实的知识底蕴,其行为就会出现偏差,好的品质无法形成,理想人格也就无从实现。所以孔子常常鼓励学生要勤奋好学,“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儒家认为好学的最高境界是乐学,以学为乐。颜回身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的乐学精神深得孔子赞许。颜回英年早逝,孔子伤感日:“今也回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

其二,虚心向学,不耻下问。

儒家认为,为学者必须保持一种虚怀若谷,一心向学的基本态度,那种“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的骄傲自满的人难以学到真才实学。孔子本人就是虚心向学的典范。《论语·八佾》载,“子人太庙,每事问”。同时他又强调,学习知识要不耻下问,一个人虚心向比自己社会地位低下的人请教,这并不是一种可耻的行为,而是一种美德,“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此之谓“不耻下问”。

其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在学习过程中,是否能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一个人能否获得完整、全面、深刻的知识的关键。儒家认为在学习中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首先表现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一为政》)。

知即是知,不知即是不知,不强以不知为知,此是对于知识的明智态度。其次,应有阙疑精神。“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论语·为政》)再次,“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学习知识不能从个人的主观愿望出发而想当然,要尊重客观事实,避免主观成见,不固执己见,多听,多看,多思,以求得真理。

(三)博学、慎思、笃行

儒家对于知识教育的重视,还表现在他们对致知方法的总结。其中孔子关于学、思、习、行关系的论述,孟子关于专心有恒、深造自得的言论,苟子关于闻、见、知、行关系的观点,皆有独到之处,尤其是《中庸》所提出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是对儒家知识教育方法论的系统总结。

其一,博学之。

孔子认为,关于知识虽有“生而知之者”,但大多数的人包括他本人皆属“学而知之者”,所以“学而知之”是孔子知识教育的主导思想。他多次谈及“学”的重要性,“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他提出“博学于文”(《论语·雍也》),扩大知识面。他强调知识的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反复研习,方能牢记于心,心领神会,运用自如,“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论语·学而》)。孔子还提倡“温故而知新”,对以往知识的重新学习,往往会领会到以往自己所未能领会的精妙所在,从而加深对已学知识的理解。

其二,慎思之。

儒家认为在学习中应学思结合,学思并重,两者不可偏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对学到的知识不经过思考加以消化,则无法真正掌握知识之精髓所在。孟子云“耳目之官不思,则蔽于物”,“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孟子·告子上》)。只凭感官认识往往会为物所蔽,只有经过独立思考,将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才会获得真知。后儒王夫之关于博学与慎思的关系阐述得最为深刻明晰,“学非有碍于思,而学愈博而思愈远;思正有功于学,而思之困则学必勤”(《船山遗书·四书训义》)。

其三,明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