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儒家哲学家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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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儒家历史哲学(4)

《谷梁传》的解释是:“全天王之行也,为若将狩而遇诸侯之朝也,为天王讳。”三传都承认这是孔子采用了隐讳的书法,隐瞒了历史真相,表明了孔子对臣召君的做法的不满,寄托了孔子希望恢复西周时代“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理想。

又例如,《春秋》隐公四年载:“卫人杀州吁于濮。”《公羊传》解释说:“其称人何?讨贼之辞也。”《谷梁传》解释说:“称人以杀,杀有罪也。”意思是说,《春秋》称“卫人”杀州吁,表示卫国人都主张杀州吁,所以州吁是有罪该死。《春秋》僖公七年载:“郑杀其大夫申侯。”《公羊传》解释说:“称国以杀者,君杀大夫之辞也。”《谷梁传》解释说:“称国以杀大夫,杀无罪也。”意思是说,《春秋》称“郑”杀其大夫申侯,表示郑国国君杀了申侯,被杀者不一定有罪。同是一个大夫被杀,因记载的文辞不同,表示的褒贬也就不同。

《春秋》笔法,还表现在对诸侯爵号的使用上。春秋时诸侯的爵号,同西周初年相比,几百年间已发生了很多变化。齐君由西周初便自称为“公”,晋君在春秋初也更号为“公”,郑君在周室王中始受封时便号为“公”。其他如陈是舜的后裔,杞是禹的后裔,周初受封时被看作先王之后,也封为“公”。但孔子仍然墨守周初封爵的老例,在《春秋》中只书“齐侯”、“晋侯”、“郑伯”、“陈侯”、“杞侯”,以此来鞭挞那些竟敢蔑视周天子权威的“乱臣贼子”,以达到“正名分”的目的。

孟子对孔子的《春秋》笔法是极为推崇的,他把孔子作《春秋》看作是一件极为了不起的大事。他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者,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日:‘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在孟子看来,孔子伤世事之衰微,哀礼乐之崩坏,于是便借修《春秋》的方式,以褒贬的手段,辨善恶,明是非,要使“天下无道”的社会恢复到“天下有道”的局面。孔子这种针砭时弊,拨乱反正的作法,正是天子职内之事。孔子虽无天子之位,但其作《春秋》却是在行天子之事。而且孟子认为,《春秋》的作成,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所以孟子把孔子作《春秋》和禹治洪水、周公兼夷狄同等看待。孟子还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日:‘其义则丘窃取之也。”’(《孟子·离娄下》)孟子指出孔子所做的《春秋》,虽然在史事上和以前的史书相同,但孔子的《春秋》中所包含的“史义”却是以前的史书所没有的,而且也是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是孔子所作《春秋》的灵魂。

孔子《春秋》对后世中国史学的影响是极大的。汉代的史学家司马迁对孔子作《春秋》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春秋》对政治具有巨大的力量,称“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乎《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他本人也自觉地继承了孔子的精神,通过著《史记》来表达自己的社会理想。经过司马迁的推波助澜,要求史学同现实相结合,为现实服务的思想就深深地根植于中国的史学文化之中。近代史学家梁启超说: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根本观点,传自孔孟”(《清代学术概论》)。

当然,孔子的《春秋》笔法也给史学的发展带来了不良影响。本来,尊重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这是记录和编纂历史的起码要求,而孔子作《春秋》,为了达到“正名分”的经世致用的目的,不惜曲笔讳饰。《公羊传》闵公元年说:“《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就是说,孔子在作《春秋》时,涉及到这三者的过失或罪恶时,就运用曲笔,替他们回护或遮掩。如《春秋》隐公十一年载:“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从《左传》的记载来看,鲁隐公其实是被鲁桓公杀死的,按据实直书的原则,就应该书“公子允弑君。”但孔子却出于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目的,隐瞒了历史事实,如果没有《左传》的真实记载,恐怕后人是无法知道这个事实了。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孔子曲笔讳饰的作法对史学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

(三)《书》之大义

《尚书》是中国上古虞、夏、商、周四代历史文献的一部选集。司马迁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日:‘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也。’观殷夏所损益,日:‘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史记·孔子世家》)班固说:“《易》日:‘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汉书·艺文志》)按照司马迁和班固的说法,《尚书》是孔子对虞夏商周四代的文献进行选编而成的,原有百篇,并且著有《书序》,说明每篇的旨意。经过秦代的烧书,所余只有二十九篇。从《论语》多次记载孔子引《书》作为自己政治见解的根据来看,司马迁和班固的关于孔子编定《尚书》的说法是可信的。当然,孔子编定《尚书》的目的,不仅仅在于保存历史文献,更重要的是为了阐述他的政治理论,以为统治者留下一部统治天下的大经大法。可惜,由于“文献不足征”之故,我们现在无法确切知道孔子选编每篇的具体用意。但是,从现存《尚书》二十九篇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孔子选编这些篇的大致原则。

首先,选编《虞夏书》几编,极力赞扬尧舜禹的“禅让”,目的是为了鞭挞春秋时弑君灭国行为,借古规今,提倡以德治天下,反对暴力政治。

其次,由现存各篇可以看出,孔子特别关注夏商之际和商周之际的历史事件,注意总结国家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如说殷商的灭亡是“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尚书·召诰》)而周人之所以能代殷而有天下,是因为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尚书·康诰》)孔子选编这些历史文献,目的是要告诫春秋时的当政者要“敬德保民”,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再次,现存《尚书》二十九篇中,绝大部分是西周初的文献材料,孔子选编这些文献是在宣扬文武周公之道,在为自己“复礼”的行为张目。

总之,孔子编定《尚书》,目的在于借历史文献来阐述他的政治见解。邵宝《语录简端录》说的好:“《书》以道政事。仲尼删《书》,岂徒以文乎哉?篇有大义焉。其间小节目不论也。是故《典》、《谟》,禅继也;《汤诰》、《牧誓》,吊伐也,《太甲》,复也;《盘庚》,迁也;《大浩》,摄也;《顾命》,终也;《康王之诰》,始也。他篇准是,无无义者。”

孔子经世致用的史学意识,还表现在他对《逸周书》的摒弃上。

现存的《逸周书》和《尚书·周书》一样,都是西周时浩、命、誓一类记言的史书。左丘明的《春秋传》就曾多次引用《逸周书》,证明和左丘明同时代的孔子是见过此书的。孔子曾说自己是“信而好古”的人,那么他为什么摒弃这样宝贵的历史文献而不用呢?这是因为《逸周书》真实地记载了武王伐纣时的残酷杀伐行为,有宣扬暴力的倾向。如《逸周书·克殷》载武王伐纣,“先入适王所,乃克射之,三发而告下车。

而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折县诸太白。乃适二女之所,既缢。”《世俘》载“武王遂征四方,凡憝九十有九国,馘磨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这同孔子所宣扬的仁义之师和“善为国者不师”的意旨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为孔子所不齿,遭到了他的摒弃,没有把其收入《尚书》之中。

孔子根据自己的政治主张取舍历史材料的作法被孟子所继承。《武成》篇因为记载了武王伐纣杀人太多,以至“血流漂杵”,孟子便以为不可信,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一取二三策而已。

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

儒家这种根据自己的政治主张取舍历史材料的作法,从经世致用的方面来讲,是合理的。但是,它却是违背史学客观真实原则的,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