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梁传》的解释是：“全天王之行也，为若将狩而遇诸侯之朝也，为天王讳。”三传都承认这是孔子采用了隐讳的书法，隐瞒了历史真相，表明了孔子对臣召君的做法的不满，寄托了孔子希望恢复西周时代“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理想。
又例如，《春秋》隐公四年载：“卫人杀州吁于濮。”《公羊传》解释说：“其称人何？讨贼之辞也。”《谷梁传》解释说：“称人以杀，杀有罪也。”意思是说，《春秋》称“卫人”杀州吁，表示卫国人都主张杀州吁，所以州吁是有罪该死。《春秋》僖公七年载：“郑杀其大夫申侯。”《公羊传》解释说：“称国以杀者，君杀大夫之辞也。”《谷梁传》解释说：“称国以杀大夫，杀无罪也。”意思是说，《春秋》称“郑”杀其大夫申侯，表示郑国国君杀了申侯，被杀者不一定有罪。同是一个大夫被杀，因记载的文辞不同，表示的褒贬也就不同。
《春秋》笔法，还表现在对诸侯爵号的使用上。春秋时诸侯的爵号，同西周初年相比，几百年间已发生了很多变化。齐君由西周初便自称为“公”，晋君在春秋初也更号为“公”，郑君在周室王中始受封时便号为“公”。其他如陈是舜的后裔，杞是禹的后裔，周初受封时被看作先王之后，也封为“公”。但孔子仍然墨守周初封爵的老例，在《春秋》中只书“齐侯”、“晋侯”、“郑伯”、“陈侯”、“杞侯”，以此来鞭挞那些竟敢蔑视周天子权威的“乱臣贼子”，以达到“正名分”的目的。
孟子对孔子的《春秋》笔法是极为推崇的，他把孔子作《春秋》看作是一件极为了不起的大事。他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者，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日：‘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在孟子看来，孔子伤世事之衰微，哀礼乐之崩坏，于是便借修《春秋》的方式，以褒贬的手段，辨善恶，明是非，要使“天下无道”的社会恢复到“天下有道”的局面。孔子这种针砭时弊，拨乱反正的作法，正是天子职内之事。孔子虽无天子之位，但其作《春秋》却是在行天子之事。而且孟子认为，《春秋》的作成，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所以孟子把孔子作《春秋》和禹治洪水、周公兼夷狄同等看待。孟子还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日：‘其义则丘窃取之也。”’（《孟子·离娄下》）孟子指出孔子所做的《春秋》，虽然在史事上和以前的史书相同，但孔子的《春秋》中所包含的“史义”却是以前的史书所没有的，而且也是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是孔子所作《春秋》的灵魂。
孔子《春秋》对后世中国史学的影响是极大的。汉代的史学家司马迁对孔子作《春秋》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春秋》对政治具有巨大的力量，称“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乎《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他本人也自觉地继承了孔子的精神，通过著《史记》来表达自己的社会理想。经过司马迁的推波助澜，要求史学同现实相结合，为现实服务的思想就深深地根植于中国的史学文化之中。近代史学家梁启超说：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根本观点，传自孔孟”（《清代学术概论》）。
当然，孔子的《春秋》笔法也给史学的发展带来了不良影响。本来，尊重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这是记录和编纂历史的起码要求，而孔子作《春秋》，为了达到“正名分”的经世致用的目的，不惜曲笔讳饰。《公羊传》闵公元年说：“《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就是说，孔子在作《春秋》时，涉及到这三者的过失或罪恶时，就运用曲笔，替他们回护或遮掩。如《春秋》隐公十一年载：“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从《左传》的记载来看，鲁隐公其实是被鲁桓公杀死的，按据实直书的原则，就应该书“公子允弑君。”但孔子却出于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目的，隐瞒了历史事实，如果没有《左传》的真实记载，恐怕后人是无法知道这个事实了。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孔子曲笔讳饰的作法对史学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
（三）《书》之大义
《尚书》是中国上古虞、夏、商、周四代历史文献的一部选集。司马迁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日：‘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也。’观殷夏所损益，日：‘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史记·孔子世家》）班固说：“《易》日：‘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汉书·艺文志》）按照司马迁和班固的说法，《尚书》是孔子对虞夏商周四代的文献进行选编而成的，原有百篇，并且著有《书序》，说明每篇的旨意。经过秦代的烧书，所余只有二十九篇。从《论语》多次记载孔子引《书》作为自己政治见解的根据来看，司马迁和班固的关于孔子编定《尚书》的说法是可信的。当然，孔子编定《尚书》的目的，不仅仅在于保存历史文献，更重要的是为了阐述他的政治理论，以为统治者留下一部统治天下的大经大法。可惜，由于“文献不足征”之故，我们现在无法确切知道孔子选编每篇的具体用意。但是，从现存《尚书》二十九篇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孔子选编这些篇的大致原则。
首先，选编《虞夏书》几编，极力赞扬尧舜禹的“禅让”，目的是为了鞭挞春秋时弑君灭国行为，借古规今，提倡以德治天下，反对暴力政治。
其次，由现存各篇可以看出，孔子特别关注夏商之际和商周之际的历史事件，注意总结国家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如说殷商的灭亡是“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尚书·召诰》）而周人之所以能代殷而有天下，是因为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尚书·康诰》）孔子选编这些历史文献，目的是要告诫春秋时的当政者要“敬德保民”，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再次，现存《尚书》二十九篇中，绝大部分是西周初的文献材料，孔子选编这些文献是在宣扬文武周公之道，在为自己“复礼”的行为张目。
总之，孔子编定《尚书》，目的在于借历史文献来阐述他的政治见解。邵宝《语录简端录》说的好：“《书》以道政事。仲尼删《书》，岂徒以文乎哉？篇有大义焉。其间小节目不论也。是故《典》、《谟》，禅继也；《汤诰》、《牧誓》，吊伐也，《太甲》，复也；《盘庚》，迁也；《大浩》，摄也；《顾命》，终也；《康王之诰》，始也。他篇准是，无无义者。”
孔子经世致用的史学意识，还表现在他对《逸周书》的摒弃上。
现存的《逸周书》和《尚书·周书》一样，都是西周时浩、命、誓一类记言的史书。左丘明的《春秋传》就曾多次引用《逸周书》，证明和左丘明同时代的孔子是见过此书的。孔子曾说自己是“信而好古”的人，那么他为什么摒弃这样宝贵的历史文献而不用呢？这是因为《逸周书》真实地记载了武王伐纣时的残酷杀伐行为，有宣扬暴力的倾向。如《逸周书·克殷》载武王伐纣，“先入适王所，乃克射之，三发而告下车。
而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折县诸太白。乃适二女之所，既缢。”《世俘》载“武王遂征四方，凡憝九十有九国，馘磨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这同孔子所宣扬的仁义之师和“善为国者不师”的意旨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为孔子所不齿，遭到了他的摒弃，没有把其收入《尚书》之中。
孔子根据自己的政治主张取舍历史材料的作法被孟子所继承。《武成》篇因为记载了武王伐纣杀人太多，以至“血流漂杵”，孟子便以为不可信，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一取二三策而已。
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
儒家这种根据自己的政治主张取舍历史材料的作法，从经世致用的方面来讲，是合理的。但是，它却是违背史学客观真实原则的，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