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禹少年时从卜者游，没有家学。但成年后他到长安投入梁丘贺门下学《易》。之后他师从夏侯建学习《鲁论》，后师从王阳、庸生学习《论语》。他对经学研究颇深，便自立门户，收徒传经。西汉宣帝时被经学家推荐入朝面试，应试为博士。他虽然没有捞得一官半职，但赢得奉诏主考的太子首席老师萧望之的好评，说他是“经学精习，有师法，可试师”，由此名声大振。大约在公元前45年前后，经太子太傅萧望之和博士郑宽中推荐，张禹成为太子的经师。由于《论语》在秦始皇统治时期一度遭到查禁，到了汉代，传下来的《论语》有三种版本。一是由鲁国的经师保存下来的《鲁论》，二是由齐国的经师保存下来的《齐论》，三是从孔子的旧宅墙壁中得到的用篆书书写的《论语》，因是古文本，称为《古语》。三种版本的《论语》在西汉时都有流传。张禹在研习、讲授《论语》时，通过对《鲁论》、《齐论》的反复比较斟酌，将两种版本整理为一个本子《论语章句》。关于张禹整理《论语》的经过，宋人邢昺在《论语注疏》中有如下叙述：“安昌侯受《鲁论》于夏候建，又从王吉、庸生受《齐论》，择善而从，号曰《张侯论》，最后而行于汉世，禹以受成帝，后汉包咸，周氏并为之章句，列于学官。郑玄就《鲁论》张、包、周三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焉。”但张禹整理的《论语》并没有受到当时人们的重视，他更没有因此而受到汉元帝的特别赏识，在做了几年太子的老师后，便被放至东平国任内史。
公元前33年，他教过的太子、汉成帝刘骜即位后张禹时来运转，他被年轻的皇帝召回长安，身份也立即变成了“太子师”。加之另一位太子师、讲授《尚书》的郑宽中不久病逝，张禹作为皇帝唯一健在的老师，受到了相当的敬重，不断加官晋爵。几年内，他先任尚书，后为丞相，又被封为安昌侯。由于张禹地位显赫，特别是经他整理的《论语章句》被汉成帝在诏书中一再引用，所以书为人贵，广为流传，为当时儒生所尊奉，读书人多从张禹。他整理《论语章句》被称为《张侯论》。东汉末年，大经学家郑玄又依据《张侯论》，并参考《古论》，为《论语》作注，至此，汉代流传的《论语》三种版本合而为一，并一直沿传到唐、宋、元、明、清。无论是三国时何晏的《论语集解》、唐代韩愈的《论语笔解》，还是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和近现代各种《论语》的注解本，其依据的都是《张侯论》。
但历史上的张禹“为人谨厚，性奢侈。时外戚专权，禹以帝师之尊，唯诺逢迎，但求富贵”。尽管如此，张禹整理订正的《张侯论》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论语》结集史上的重要路标。它合并了《鲁论》、《齐论》两种传本，求同存异，从篇到句重新订正，特别是在以经学作为统治思想的汉代，它对确立统治思想的历史进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因他喜欢大文学家贾谊的作品，曾一度投师于贾谊亲授弟子赵人贯公及其子长卿门下，听其讲授贾谊为《左传》所作的解释。
张禹经过数年苦读，以儒学、经史、文学闻名乡里，慕名求教者不计其数，已成为一代儒学宗师，因而被举荐为官。
他与萧望之同为御史时，二人成为至交好友。他经常向望之讲解《左传》。因当时《左传》未被国家及世人认可，只有孔子用编年体，依据鲁国史官所撰写的史料修订而成的《春秋》，以文字简短、寓有褒贬之意而被奉为儒家经典。张禹所讲的《左传》，也就是利用左丘明所写的历史事实，对孔子所着的《春秋》作解释。张禹在学《左传》之前，就读过许多古代史料，他在解释时又为《左传》补充了许多历史材料，因而，使《左传》所记述的史实有所延伸。因张禹对《左传》的讲解，本出自大文学家贾谊的训故，贾谊已为其增添了不少文学色彩。张禹亦爱文学，他在此基础上再予以润色，使其文学趣味更浓。
他向萧望之讲起来，有根有据，有声有色，娓娓动听，使望之佩服得五体投地。萧望之为此多次向皇帝上书，称赞张禹所讲的《左传》。
萧望之成为太子太傅后，又向汉宣帝刘询推荐张禹讲《左传》。宣帝听信望之之言，征张禹待诏于金乌门（此为当时对士人特别优异的待遇），准备听他详细地讲解《左传》，以便将其列为经典，为之设立学官。可惜，张禹还未等到皇帝向他问话，就因病辞世。
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的西汉时期，民间藏书极少。贾谊、张禹所讲的《左传》，都是口传笔录。张禹死后，其《左传》由他的亲授弟子尹更始传授给其子尹咸及翟方进、清河胡常等人。又由张禹的这些徒子徒孙把《左传》传授给王莽、贾护、刘歆。
刘歆于西汉末年向皇帝上书，提出为《周礼》、《左传》、《毛诗》、《古文尚书》等古文经设立学官，因遭到今文博士的反对而未成。
王莽执政之后，设立了包括《左传》在内的古文经博士，由刘歆任“国师”。《左传》经刘歆改编，才刊行于世，成为儒家经典之一。
其《左传》多用事实解释《春秋》，与《公羊传》、《谷梁传》完全用义理解释有异。它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公元前464年），比《春秋》多出十七年，其叙事更至于悼公十四年（公元前454年）为止。书中保存了大量古代史料，文字优美，记事详明，实为中国古代一部史学和文学名着。该书虽为左丘明所撰，刘歆改编，但书中这些优点却都与文学家贾谊、清河张禹的传播有关。张禹和贾谊都为《左氏春秋》这部古典名着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张禹碑》待解之谜
1993年春，偃师商城博物馆在偃师市西南20公里的高龙镇发掘了一座西晋墓，此墓以汉安乡侯、太傅张禹墓碑封门。是碑出土后，由偃师商城博物馆收藏。是碑出土时已残，碑额缺失。现存部分高120厘米、宽72厘米、厚6厘米，表面粗糙。正面阴刻隶书16行，满行25字，碑侧和碑阴无字。全碑除右上角残损6字、右下角残损1字、左上角及左侧末行残损51字外，现存331字基本清晰可辩。
《张禹碑》许多方面不合常规，为后人留下众多不解之谜，有待专家进一步考释和解读。
一，为何碑小而材劣，碑面粗糙，凿剁痕迹纵横分明。张禹是东汉初期的重臣，几代皇帝都提拔和重用张禹，并荣任太傅，世袭封侯，陪葬帝陵，这在那个时期应该是作为臣子最高的荣誉了。但为何张禹墓碑却并不高大，材质也一般，尽管碑面上有直线界格，但碑面并没有打磨光滑平整，凿剁痕迹明显，起码中间长长一竖溜还缺少一道工序，和其他地方凿剁方向不同，不知何故。但发现于同一地点和张禹碑刻立时间、官职也差不多的袁安、袁敞父子的墓碑就相对认真多了，首先碑厚（张禹碑为6厘米，袁安碑为21厘米），其次打磨光滑，再是袁安碑尽管很少溢美之词但篆书精美，刻工细腻传神。也许东汉初期，社会上还是贯彻刘秀父子提出的节俭风气，厚葬之风尚未形成，加之张禹本人“性笃厚节俭”，因此张禹的墓碑就显得刻制粗糙，碑小而材薄。
二，许多字迹没有认真刻凿。洛阳市文物研究专家认为《张禹碑》“不少字之捺画，浅刻双钩，不凿燕尾。何以如此，不易考究，或与张禹生前节俭有关”。无独有偶，1975年发现于山东济宁微山县两城山西麓的东汉永和六年（公元141年）画像石墓中的“桓食堂题记”，该题记刻于画像石的两侧，共有隶书88字。该题记在书法上还有一特点，就是“永”字“亡”字“文”字“之”字末笔和“终”字中的“冬”字第三笔，均用双沟，以至捺一笔，特显肥大，而中间则不剔净，像河流中间的小洲，给人以一种动的感觉。从题记内容知，从墓主“桓”永和四年四月终亡到永和六年正月建成此食堂，共耗时一年零九个月。由此推测，上述字画的双钩减省，不会是因为时间紧张刻工慌忙中遗漏所致，应该是有意识的人为行为。这种雷同是一种巧合还是当时的一种审美风气，有待专家进一步考证和研究。
此外，尚有河南登封的《太室阕铭》和山东的《栾镇村画像题字》为燕尾双钩，如果再加上山东的《东安汉里刻石》之“山”字，不同时期不同地方，这5个地方的雷同，充分证明，在汉代，这种双钩法刻石，作为一种审美风气，在全国广为流行。至此，该疑惑总算解决了。
三，张禹墓碑为何被移动，原址究竟在什么地方。虽然大家都推测，张禹墓地距离这个晋墓不远，但到底在什么地方，至今仍然是个未解之谜。至于汉朝墓石被后人移动或另作他用，这在近现代的考古发掘中经常发现，习以为常。如洛阳出土的现存河南省博物院的《汉甘陵相碑》、现存故宫博物院的《皇女残碑》，魏晋之间被用作墓门，还有山东济宁汉碑室存的《郭有道碑》，根据宫衍兴的推测，该碑碑阴为汉画像石，其风格为西汉末期，而郭有道卒时为东汉末期，相隔近200年，说明东汉末期就已开始用前人旧石作碑，因此，后人移动前人墓碑另作他用似无可斥责。
四，为何该碑首句开篇不先介绍碑主姓名，而且通篇也没有提到这个碑的主人是张禹。这给后来研究者造成不少麻烦，导致是碑出土10余年后碑的主人才被研究破译，这与后来碑碣大兴时期的各个碑志有显着不同。不知该碑不提碑主姓名，其中是否另有隐情，此不得而知。
杨震——大器晚成的一代儒相
杨震（公元59年-公元124年），字伯起，东汉弘农华阴（今陕西省华阴）人。他出身于官宦世家，八世祖杨喜、高祖杨敞都曾封侯、拜相，其父杨宝通晓《欧阳尚书》，造诣颇深，为一代宗师。后家道衰微，他勤奋好学，“明经博览，无不穷究”，是当时的大儒学家。他长期客居河南湖城县，任教二十多年，人们都尊称他为“关西夫子杨伯起”。州郡里多次请他去做官，他都拒绝了，只在家里教书。有一天，有只冠雀(鹳雀)含了三条鱼，飞到他的讲坛上。他的学生把鱼拿起来说：“老师，这是蛇一样的鱼，听说它的颜色是象征官服颜色的，三条的数目，是表示三公的职位，老师以后一定会高升发达！”杨震听了，更加发奋用功。杨震50岁才接受大将军邓驾的推荐进入官场，历任荆州刺史，东莱(今山东掖县境)太守，后又任涿郡(今河北涿郡县境)太守。元初四年(公元110年)到朝中任太仆、太常。永宁元年(公元120年)做司徒。
延光三年(公元124年)春，樊丰等假诏大修私宅事被杨震属员高舒发现，上奏安帝，樊丰等非常害怕，就联合诬告杨震对帝拒谏怀恨在心，安帝连夜收取杨震印绶。震闭门谢绝宾客，樊丰等又诬告震不服罪，安帝下昭把杨遣回原籍，杨震在回家途中于城西夕阳亭饮酌而死。
杨震暮夜却金
杨震公正廉洁，不谋私利。他任荆州刺史时发现王密才华出众，便向朝廷举荐王密为昌邑县令。后来他调任东莱大守，途经王密任县令的昌邑(今山东金乡县境)时，王密亲赴郊外迎接恩师。晚上，王密前去拜会杨震，俩人聊得非常高兴，不知不觉已是深夜。王密准备起身告辞，突然他从怀中捧出黄金，放在桌上，说道：“恩师难得光临，我准备了一点小礼，以报栽培之恩。”杨震说：“以前正因为我了解你的真才实学，所以才举你为孝廉，希望你做一个廉洁奉公的好官。可你这样做，岂不是违背我的初衷和对你的厚望。你对我最好的回报是为国效力，而不是送给我个人什么东西。”可是王密还坚持说：“三更半夜，不会有人知道的，请收下吧！”杨震立刻变得非常严肃，声色俱厉地说：“你这是什么话，天知、地知、我知、你知！你怎么可以说没有人知道呢？没有别人在，难道你我的良心就不在了吗？”王密顿时满脸通红，赶紧像贼一样溜走了，消失在沉沉的夜幕中。杨震的子孙为缅怀其清正德操，取堂名为“四知堂”。
廉洁之身与治理国家
杨震任太尉时，宦官李常侍想为其兄谋一个官职，但面对廉洁正直、令人望而生畏的杨震，不敢亲自开口，就托时任大鸿胪的皇舅耿宝向杨震推荐，但杨仍不买账。耿宝威胁说，李常侍是重臣，朝野畏服，推荐其兄是皇上的旨意。但杨震仍不理睬：“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书敕。”意思就是“没有朝廷的任命状，我无能为力”。耿宝只好恨恨而去。类似的“钉子”，兄长阎显也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