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经济学意味着宏观经济对微观经济的控制、宏观经济学对微观经济学的提升。这是知识经济时代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经济学范式的转变。控制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知识经济学与物质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融合起来的整体框架，也为中国经济的解释与重建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控制经济学看来，计划以及通过控制（政治，法律，行政）、道德、舆论来实现计划，是优化配置资源、并通过优化配置资源实现资源优化再生的必要途径。西方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从信息经济学上升到控制经济学，根源于他们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脱节，同时也由于他们的意识形态作祟。要理解控制经济学，就必须把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统一起来才有可能；而这对于擅长线性思维的西方经济学家来讲，是不可能做到的。似乎钻牛角尖是西方经济学家的拿手好戏，要用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把社会经济系统统一起来研究，恐怕有点力不从心。同时，要用政治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来“控制”经济，好像会为计划经济的合理性留下空间，为他们所围剿的“社会主义”留下突破口。因此，他们只会在信息不对称上做文章，至于怎样使信息不对称走向对称，只能束手无策、茫然不知所措。这在信息大爆炸时代，只能落伍。因为在信息时代，通过控制完全可以实现信息从不对称向对称的转化。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确实有某种程度的优越性。
造成信息不对称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即客体本身的静态的信息，一个是价值论意义上的，即主体的价值取向、道德水准、合作态度。而这两方面，都可以、也只能通过制度设计来解决。
配置经济与实证经济学、再生经济与规范经济学之间是对称的，然而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在配置经济时代，规范经济学也有立足之地。在地震等大自然灾害来临时，仅仅在有限资源的配置中，就不一定遵循西方经济学“理性人”、“经济人”的自利性原则；人与人之间只有互相帮助，才能共度难关，甚至有不少人舍己救人、用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去换取别人的生命，而在此期间并不是人的意识形态在起作用，而是人的直接本能反应在起作用。在这里，有限资源的配置过程就显示了经济学的规范性、道德性。这根本上是由于，配置过程也可以是再生过程——价值再生过程，或道德价值再生过程。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性恶论、私有制、个人主义、货币主义、金钱至上、配置（而非再生）经济学、市场原教旨主义、资本原始积累理论、腐败合理论、反对政府宏观调控。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是对立的，认为搞市场经济就不能搞社会主义。实际上，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现象解释的片面性，所以不但不能指导中国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而且正是随着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产生自身的发展甚至生存危机，这些危机是对这些经济学合法性的挑战，也即这些经济学合法性危机。
西方经济学的唯科学主义认为任何不合理不合法的现象都可以用“理性”、“人的自私本性”、“效率”、“科学”甚至社会达尔文主义来解释。西方经济学是“带血GDP”的理论基础；由于同道德和审美相脱节，所以在西方经济学中，只有利益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经济总量最大化等数字最大化，没有人的全面发展、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西方经济学不讲人的全面发展实质上是不讲经济主体性。
把人看成“经济人”还是“道德人”集中体现了性善者与性恶者、性善论者与性恶论者两种人本观。实际上，“经济人”与“道德人”是人的两种属性，是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的不同主观修养而形成的两种不同的人；而两种不同的人实际上是两种不同属性在人身上不同组合、不同比重而已。只要把人的本质看成是一个系统，把人的本质属性看成人的本质系统的整体功能，把“经济人”、“道德人”、“政治人”看成是同一个有着同样的内涵与外延的概念，那么，就可以用同样的视角来考察经济与政治，把它们看成是同一个市场经济的不同环节。政治不是市场的外部因素，市场经济没有外部性。政府不会、也不应该失灵。而“人的本质是自私的”“经济人”理论，是造成政治与经济脱节、“公共选择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不兼容的根本原因。只要把人的本质看成是一个系统，人的本质属性是这一系统的整体功能，那么“经济人”、“道德人”、“政治人”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只是名称而已。用“人的本质是自私”的来界定人的本质，是把结论当前提，是静态的、孤立的、线性的思维方式的产物。因此，就人的本质是一个系统来讲，对人的行为分析是一致的；就人的这种系统本质在不同教育背景、不同经历背景、不同修养背景、不同环境背景下有不同的表现与功能来讲，人的行为分析又是不一致的。“一致”寓于“不一致”之中；“利己”与“利他”完全可以交替展开、交相辉映、互补兼容。公共选择性理论应该通过制度设计，使人的善的本质得以最充分发挥，人的利他本性最大化。经济学就是道德学。因此，“政府失灵”的根源不在于人是“经济人”或人的本质是自私的，而在于制度设计与官员具体素质这两项。制度设计与官员素质这两方面又是相互对称的，相互依赖、互为前提、缺一不可。
市场经济，就是在控制“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制度、机制设计中，实现从不完善向完善转化的。这与其说是真——信息对称不对称问题，还不如说是善——制度健全不健全的问题。在这里，停留在微观经济学层面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是难以理解与把握属于宏观经济学范畴的制度设计层面的。微观经济学中出现的问题，必须通过宏观经济学来解决。二者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很多经济学问题，都是由于割裂二者造成。
实际上，许多经济学中所谓的问题，在企业管理实战中都早已得到解决，比如信息不对称问题、“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关键的问题不在于问题的产生，而在于问题的解决；而真正要解决问题，则必须走出问题看问题。这就需要把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经济学与管理结合起来，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
一个国家的资源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要素不是分离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低层次的要素固然是高层次的要素的基础，但低层次要素的质和量由高层次要素的质和量决定。一个国家的制度和组织程度、国民素质，可以决定低层次资源的开发和使用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总体上资本密集型国家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总体上劳动密集型国家，会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根本原因。资源禀赋是劣势还是优势，不仅着眼于某个资源本身，而且要着眼于整个社会发展水平；是资本密集还是劳动密集，不是着眼于单个产品，还要着眼于社会组织化程度。国际贸易的基础固然是优势互补，但作为互补的优势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制约的。在资源禀赋观与国际贸易观上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线性思维方式的局限性。
如果以满足感作为衡量社会福利水平的标准，那么就要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作为经济学的核心机制，由此政治经济学范式就要转变。如果这边以满足感作为衡量社会福利的水准，那边以金钱作为衡量社会——福利的标准，那么就会出现“财富悖论”。“财富悖论”的根源在于“经济学悖论”。因此，如果说，西方价格经济学的范式要求边际效率分析，那么幸福经济学范式则要求边际效益分析。特别是要建立经济学帝国，要使经济学成为充分利用生命的艺术，就只能用边际效益分析代替边际效率分析。要建立幸福经济学，用精确的数字方法则是牛头不对马嘴，因为人的幸福感是根本不能计算的；如果要使人的幸福感能得以准确评价，唯一的办法是定性的结构分析，而定量的模型分析根本帮不上忙。这就是对象和方法的对称。对于传统经济，精确的数理模型分析工具固然有近似的性质，但靠直觉建立起来的定性分析的结构性模型反映经济本质与规律会更准确。当然，这里的结构分析是时间、空间、层次相统一的全息结构。从边际效率的角度来看机制设计重要；从边际效益的角度来看，制度设计更重要。因而制度决定决策机制，决策机制决定机制设计。离开了制度设计，谈机制设计是本末倒置。制度设计高于机制设计说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而也是经济的一个环节。政治不在经济之外，政治就在经济之中；政府不在市场之外，政府就在市场之中；把政治和经济、政府和市场看成两张皮，只要自由市场不要政府调控、只要经济体制改革不要政治体制改革是错误的。西方经济学中的福利分析方法说明：边际分析方法本质上是价值分析方法，它同价格经济学不兼容。在价格经济学中运用边际分析方法是价格经济学的悖论。这个悖论说明：不管经济学家们是否自觉，经济学都是一种文化；而以价格经济学为基础的数理经济学只能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以价格经济学为框架容不下福利经济学，也就难以对社会经济现象、特别是中国社会经济现象作出完整解释。
西方经济学中的国家干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所以谁也说服不了谁，是由于它们都是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所以它们都不符合市场经济学的实际情况，只是以传统逻辑为思维方式而建立起来的同一个思想体系的“悖论”。虽然它们相互对立，但都是社会某个经济现象的抽象，因而都有合理的因素；但在整体上，它们都是错误的。西方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同这些理论的交替性片面引导有很大关联。片面的理论指导片面的实践；它们的要害，是同所“指导”的实践之间的不对称、削足适履。其中所谓的幸福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快乐经济学在没有改变经济学的对象、内容、方法的基础上，也只能是一种说教，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空想、一种对原有主流意识的补充，而不是一种新的范式。迄今为止的学院派经济学之所以不能接受知识经济、知识运营学，是由于它们分属于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前者是政治经济学，后者是人类经济学、一般经济学，它们的定义、定位、性质、方法、功能都具有本质的不同，总体上相互之间根本不能相容。但前者毕竟只是昔日黄花，不管历史多悠久，离被淘汰已为期不远。
西方经济学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它们的思维方式只能是线性的、直观的，因而一叶障目，不可能辩证地把握中国改革历史走向。在新的与知识经济相对称的经济学范式面前，它们只能自形羞惭，退出历史舞台。
中国主流经济学与中国经济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主流经济学家的“主流经济”观有两层含义：经济发展的主流与经济学的主流。前者他们把西方走过的道路看成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后者他们把西方经济学看成是人类经济学的主流。而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要把支流汇入主流；在此过程中，应该由他们起引导、领导、主导作用。这就是问题的要害，也是他们要达到的目的。他们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目的。
“主流经济学”唯科学主义的要害：时空错位——用近代定位当代，用西方统驭东方，用客体吞并主体，用洋人代替祖宗，用科学消解人性。唯科学主义的主流经济学使金钱至上、道德沦丧、官场腐败、世风日下，是西方和平演变中国深层次的理论基础；是我国建立和谐经济、和谐社会的思想大敌。
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本质特征
“财富悖论”的根源在于主流经济学的范式；解决这个悖论的根本途径，是改变主流经济学范式，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经济学的核心机制。
所谓中国主流经济学，就是在中国经济学界拥有领导权与话语霸权、对中国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起指导、主导和主要影响作用的经济学。在改革开放以前，指“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改革开放以后，指整体移植西方经济理论、影响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经济学。由于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统天下，无所谓主流支流之分，所以所谓中国主流经济学狭义上指后者。
改革开放以前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源头是《资本论》，《资本论》是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经济学。改革开放以来的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源头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在西方也曾经“主流”过一阵，但从未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