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升值是好事还是坏事，因参照系不同而不同，体现了两种发展观。对于广大人民大众来讲，人民币升值，无异于财富增加，当然是好事。
人民币币值问题，是财富分配问题，而不仅仅是进出口问题。每一次的人民币升贬，都是一次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总体上看，人民币升值是“劫富济贫”，人民币贬值是“劫贫济富”。当然，人民币升贬与进出口有关。但靠人民币贬值来增加出口，靠增加出口来提高GDP增长数字，不是科学发展观。在对称经济发展观与再生经济学看来，人民币升值是好事。
货币的再生功能
随着简单商品经济进入市场经济，货币的配置功能将转化为再生功能。货币是储蓄有利于生产发展还是投资有利于生产发展，也是斗转星移。
货币作为价值符号、支付手段、流通手段、贮存手段、世界货币，只是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货币的功能也是与时俱进——随着简单商品经济进入市场经济，货币的配置功能将转化为再生功能：货币通过促进和强化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资源的优化再生。货币是储蓄有利于生产发展还是投资有利于生产发展，是斗转星移：在市场经济早期，企业经营权与所有权处于分离状态时，储蓄有利于集中资金进行大规模生产；在经济市场化、生产社会化程度大大提高时，储蓄膨胀、贷款膨胀将蕴含金融危机，这时直接投融资将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直接投融资中，是股市投融资还是自己创业有利于生产发展，也是时过境迁。在工业化大生产时期，股市投融资有利于大项目、大企业进行集中化生产；在知识经济时期，个人创业或创业板融资有利于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储蓄和投资同消费的关系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也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工业经济、配置经济、产品买方市场阶段，节约有利于生产发展，在知识经济、再生经济、产品买方市场阶段，消费有利于生产发展。
当货币以配置功能为主时，适度贬值（通货膨胀）有利于减少人们的财富持有量，促进节约，使社会有更多的不可再生资源投入生产，因而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当货币以再生为主要功能时，适度升值，有利于提高人们财富的持有量，促进消费，使社会有更多的可再生资源投入生产，因而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认为货币贬值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是工业经济时期的思维方式，在知识经济时期已不合时宣。
在配置经济学范式中，货币以配置功能为主，货币逐步贬值有利于经济增长；在再生经济学范式中，货币以再生功能为主，货币逐步升值有利于经济发展。
新经济条件下，最优金融结构应该是：用财政投融资引导社会直接投融资，用直接投融资引导间接投融资；用扶持创业引导就业，用增量带动存量，用增加供给带动增加需求，用货币逐步升值带动消费增加——用再生带动配置的金融结构，可以避免金融危机与经济周期波动，使经济可持续发展。这里金融的最佳结构体现了金融的对称结构：以政府为主导，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以再生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货币效率与钱袋安全
货币效率就是货币总量与经济总量的比值。要用“效益”统驭“效率”，“社会效率”统驭“企业效率”，从而提高全社会货币效率。
把钱用活
货币效率就是货币总量与有效经济总量的比值。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有效经济总量应为社会有效投入总量与社会有效产出总量之和，因此货币效率就是社会经济效率。要改变国民账户核算体系，以再生型而不是配置型经济为国民经济核算的内容。货币总量控制不是根据社会经济总量增长值来同步增加货币供应量，而是根据社会有效经济总量增长值来同步增加货币供应量，即在提高货币效率的前提下，根据社会有效产出来等比增加货币供应量。
要平衡社会经济结构。要用“效益”统驭“效率”，“社会效率”统驭“企业效率”，从而提高全社会货币效率。
“货币效率”与“资金效率”这两个概念的区别：
前者是宏观经济范畴，后者是微观经济范畴；前者不仅指生产资金，而且指消费资金，而后者仅指生产资金。
技术革命（如信息高速公路、电子商务）会造成生产效率、流通效率的提高，也会相应提高货币效率。“中性”货币政策在考虑经济增长率时也应考虑由于技术进步而引起的货币本身效率的提高，并作为决定货币发行量的参数之一。
金融衍生品的杠杆原理使货币传导功能呈几何级数增长，这也会大大提高货币本身效率。如果货币发行当局在发行货币数量的时候未充分考虑到金融衍生品的使用情况，就有可能使货币发行高于实际需求量而造成货币效率降低和通货膨胀。
不能把货币效率仅仅理解为货币周转速度。有人提出要把性产业合法化，这样可以快速增加GDP总量。这也是一种典型的泡沫GDP。按照口袋经济学的这种“左袋”搬“右袋”的统计口径，我国GDP总量一夜之间就可以超过美国——只要人为增加“流通”与“交易”环节，从而人为增加货币流通环节、货币流通次数、货币流通频度，就可以增加国民所得，增加GDP总量。这说明：货币效率不仅指货币周转数量，而且包括货币周转质量——是再生型周转还是配置型周转。
货币效率=货币效率（货币周转数量，货币周转质量）。
如果是再生型周转，其所带来的GDP数量增加有意义；如果是配置型周转，其所带来的GDP总量增加无价值。因此“货币效率”属于再生经济学范式，而非属于配置经济学范式。
货币总量与经济总量
决定货币需求量的，只能是总价值；决定货币增加量的，只能是社会新增价值。只有严格以社会价值作为货币数量的根据，才能杜绝因投机造成对货币的需求，并由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增加货币总量而造成的泡沫或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往往都是泡沫引起。只有（只要）严格按照社会价值总量决定货币总量，那么才会（就会）挤掉泡沫，避免通货膨胀；而（只有）只要在严格控制货币总量的前提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才会（就会）防止通货紧缩。
是否通货膨胀，只同币值是否同价值对称有关，同失业率或就业率高低无关。从逻辑推导和实际经验可以看出，仅仅失业率或就业率高低，二者均可以得出同通货膨胀正相关或负相关的结论。就业率高，固然发出的工资也多，但创造出的产值也高，如果二者正好相对称，那么不影响币值。失业率高，发出的工资少，但产出也少，二者的关系如果成正比，也同样不影响币值。因此，无论是凯恩斯主义采用负相关的菲利普斯曲线，还是弗里德曼采用正相关的菲利普斯曲线，或者交替使用正负相关的菲利普斯曲线，对于通货膨胀与就业率关系的理论都可以被证实或证伪，说明二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这对于不擅长综合思维的西方经济学家是难于理喻的。
控制货币总量与控制经济总量可以区别开来，完全可以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降低物价，避免通货膨胀。认为“经济过热”、就业增加就会造成通货膨胀，要稳定物价就要放缓经济发展速度、减少就业，是一个经济悖境。这个悖境是由主流经济学家的经济学悖论造成的。
使人民币不断升值
应该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采取使国内货币不断升值的原则：
1.可以降低存款利率，提高贷款利率，这其中的利差收入可以弥补财政亏空。
2.可以提高消费预期，促进国内消费，开发国内市场。
3.可以提高信心指数，有利社会稳定。
4.可以促进提高出口商品附加值，出口产品逐步以质量代替数量。
5.是使改革开放的好处落实到每个人头上的最直接最便当的做法。
6.可以缩小两极分化。那些“富豪”的财富论大部分是以实物资产的形式存在；一般民众的“财富”论大部分是以存款的形式存在。如果国内货币贬值，是实物资产增值，加快财富从一般民众转移到富豪的过程，加速两极分化；国内货币增值，是使货币资产增值、实物资产缩水。在此基础上提高一般民众收入水平（含工资水平）可以缩小两极分化。
7.可以增加投资，减少投机，挤掉泡沫，净化国内生产总值，缩短乃至消除经济发展周期，使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
货币总量控制的根本途径
货币总量控制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改变经济货币化、产业盈利化的观念，用社会GDP，绿色GDP代替货币GDP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改变现有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政策，用幸福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取代配置经济学来指导国民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应该是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而不是手中持有货币的增加，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的投入产出应该是国民身体素质与知识素质的提高而不是为增加税收和为提高货币GDP作贡献。只要把社会福利摆在第一位而不是把钱摆在第一位，那么经济发展与货币总量控制、物价水平下降不但不矛盾，而且相反相成。
货币过量发行归结于投资过热？
扩大投资从短期来看是增加货币供给，造成物价总水平上涨，但从长期来看会增加物品供给、降低货币供给的比重，实际上就是减少货币供给，从而降低物价。所以，把物价总水平上涨，抽象归结于货币过量发行，又把货币过量发行归结于投资过热，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只看眼前、不看长远。而控制物价、控制货币发行、降低投资规模等等措施，只能是在末端做文章，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货币永远中性，财政永远积极
人类历史上不管出现过哪种类型、时间多长、程度多严重的经济危机，此前从未出现过真正的“经济过热”、或总供给高于总需求等情况。这是财政永远积极、货币永远中性的历史依据。
财政政策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是积极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是消极的，这是一条基本原理。这条原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不会有例外。所有的经济周期，都是由于违背了这条原理造成。只有坚持这条原理，才能使经济可持续发展。这是宏观调控中的“无为而治”。
政府宏观调控是系统工程，是稳定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统一。所谓稳定的货币政策，就是货币增长率要略低于有效经济增长率。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其有效性不是取决于凯恩斯乘数，不是通过所谓凯恩斯乘数把政府开支和税收变化转化为国民收入的改变，而是通过扶持创新-创造-创业工程来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有序的发展。仅仅在收入与开支方面做文章，正好像离开财政政策仅仅在“货币政策”上做文章一样，无论是使货币增值还是贬值都只能陷于悖境。
由于经济周期都是不对称的产物，因此宏观调控与其定位于反周期调控，到不如定位于对称调控——通过调控实现经济要素与结构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把纵向的反周期转变为横向的积极的反不对称，实现消极的低级的平衡向积极的高级的平衡转化。
与经济没有真正的“过热”相应，财政也只有积极而不应有消极。作为宏观调控手段的财政政策，不是在经济的热与冷之间交替使用，而是在结构的对称方面作文章。热与冷，只是数量方面的差别；而结构是否对称，才是宏观调控真正需要考虑的。宏观调控的真正着力点本来不应是在热与冷之间进行平衡，而是在结构是否对称上进行调节。在热与冷之间进行平衡，只能是用一个周期代替另一个周期，而不能做到可持续发展。把财政政策在消极与积极之间进行替换，在冷与热之间进行迂回，是把宏观调控当作微观主体行为，用微观经济、利润率经济的思维方式来看宏观经济。
永远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加货币“中性”政策，使财政手段代替货币手段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是国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币值的稳定性、资本的自由流动三者可以统一的前提，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基本规则，而不是权宜之计。
如果说，在市场经济不成热时期，货币属于宏观经济领域，那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成熟，货币的作用越来越小，货币将逐步从宏观经济领域下降到中观、微观经济领域。用货币来说明一切、解决一切问题的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将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一种表现，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看家本领。在稳定型经济中，货币政策只有中性，而无紧缩性与扩张性；正好像经济发展只有失衡而无“过热”一样。正规银行只能国有；民营银行要纳入投资银行，民间间接投融资要纳入直接投融资框架中才能有序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