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程度的指数：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对称程度，社会体制与人的主体性发挥要求之间的对称程度。改革，本质上就是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社会体制与人的主体性发挥要求之间由不对称转变为对称。对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也就和谐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和谐了，人的主体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人的素质才能得到综合提高，人与社会才能得到全面发展。
社会的和谐程度决定人与社会的发展速度。
狭义上，和谐社会就是指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广义上，和谐社会还包括人与社会同自然的和谐。狭义的和谐社会是广义的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内部和谐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归根结底是这一代人与下代人的和谐，是时间维度的社会内部的和谐。所以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人与自然和谐程度的指数：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对称程度，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力度——社会可持续发展可能性的大小。
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GDP结构由环保素质工程组成。
随着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化，环保也相对地产业化。环保产业化说明：
1.环保不仅仅是一种民间自发行为、可以通过利害相关人自行“谈判”解决的“外部性问题”，而是必须由政府介入才能解决的“内部性”问题。
2.环保不仅仅是一种政策宣导，而是一项经济工程。
3.环保不仅仅是一种局部经济行为；由环保产业本身的辐射性、整体性决定，环保产业越来越成为主导性产业。
4.由于环保的整体性、主导性，只能由政府充当产业主体，纳入国民经济基本建设范畴。
5.一旦环保产业化，将极大地容纳资金、劳力“剩余”，提供经济发展新的对称点，从而有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有效经济总量增长。
6.环节产业化将催化经济宏观化，并因此而引导教育、医疗等公共品“产业”的合理定位，从而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
GDP增长与国民核算体系
以价值为尺度和以价格为尺度建立起来的国民核算体系，其要素与结构有本质不同。在前者看来，只有产生新价值的价格要素，才能纳入国民核算体系；不能产生新价值的价格要素，不能纳入国民核算体系。而目前通行的国民收入账户体系，只有价格核算而无价值核算；即使名义上是“价值核算”，实际也是价格核算。这是价格经济学本身的理论缺陷在实务操作中造成的漏洞，而且这个漏洞会给经济发展造成危害，如投机、重复建设、无效工程、浮夸虚报等等，使货币（价格）GDP演变成数字GDP。在价值经济学看来，生产、流通、交换、分配虽然每个环节都生产价值，然而却是完整的产品统一价值中的不同部分或组成环节。因此只能以终端产品——可供消费（包括生产性消费与生活性消费）的产品的价值为国民收入统计的依据，否则必然造成重复计算，并助长投机行为。投机不管能否成为经济发展的润滑剂，但绝不能使投机交易行为人为造成的交易数字的增加，作为经济总量增长的统计数据的来源因素。
以生产力为标准，交易对GDP的贡献，只能是促进生产的发展、最终产品的增加，而不是把过程当结果，把每次交易行为发生的金钱关系均纳入国民核算体系。不能把货币流通次数的增加及由此造成的货币总量的增加，当作经济总量的增加。货币总量不等于经济总量，货币总量增加只是经济总量增加的手段和过程，而不是目的和结果。价格经济学的要害，就在于把货币总量等同于经济总量；因此不惜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来增加经济总量。
以价值为核心、以对称为框架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体现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主体性原则，也为国家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提供了可操作的模式。
但这在价格经济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经济计量与经济统计原理。从国民核算体系的构成要素与关系，可以看出价格经济学的荒谬。以价格经济学范式编制的国民核算体系不仅会把许多无价值的“经济”活动纳入经济总量统计，而且有许多不必要的重复计算，从而形成泡沫GDP；泡沫GDP造成的泡沫增长，是“经济增长”不能给人民生活水平带来同步提高的原因之一。财富GDP与货币GDP、社会GDP与货币GDP内涵、外延都不一样。医疗和教育，只能属于社会GDP而不能属于货币GDP。如果把医疗和教育等不该产业化的也拿去产业化（狭义的），那么由此造成的GDP增长率提高，不仅是泡沫，而且是畸形发展。
GDP增长与人的幸福
西方经济学家丁伯根的收入分配理论，接近于对称经济学与幸福经济学原理。当他认为应该将工人分配到其最适合的工作岗位上，使工作需求的教育水平与实际用到的教育水平之间的差距达到最小时，他在不自觉地运用到对称经济学原理；当他认为福利代表着收入、职业与受教育程度，幸福的家庭、良好的工作环境也是影响个人福利及收入形成的重要因素时，他是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到幸福经济学原理。如果说，最早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丁伯根真正接触到幸福经济学的边缘，那么自诩“经济是充分利用生命的艺术”、同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的贝克尔，当他用经济学原理来分析家庭时，倒是开了幸福经济学的倒车。因为，他用的经济学不对头，他不该用市场通行的价格经济学来分析家庭，正好像不能用小车来摆渡。但他这样做了，而且还自鸣得意：“我把较为昂贵的子女称为‘高档’子女”；在他看来，婚姻也要考虑成本收益，扣除成本的婚姻收益是婚姻的净收益，个人的效用函数既包括本人的消费也包括伴侣的消费，充分的选择和充足的信息会确保配偶组合达到帕累托最优均衡。贝克尔就是这样，赤裸裸地用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来代替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他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这是经济学的悲哀！我很难想象，当两个真正相爱而不顾一切结合在一起的人会有太多的功利考虑；如果经济学这么不近人情，那这样的经济学还是不要为妙。
一个人的身价不等于身家，个人财富的增加不等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国民素质的提高其价值只能纳入社会GDP的账户体系。但如果由此认为其同国民经济增长无关，则是大错特错。从幸福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的幸福指数同人的个人金钱财富多少无关。因此，国民账户体系仅仅建立在价格经济学的基础上，是极不全面的；不但做不到规范，而且做不到实证——这样的国民账户体系难以准确反映经济过程的客观数量关系。
GDP增长观与对称发展观
对称发展观就是以绿色GDP为主导，以社会GDP为核心，以财富GDP为基础，整合、扬弃、提升货币GDP的人与社会全面发展观、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观。
GDP增长观是货币增长观，以货币增长为增长统计数据；对称发展观是财富增长观，以社会财富增加为衡量标准。GDP增长观是配置增长观，以资源配置带来统计数量增长为目标；对称发展观是再生发展观，以生产力发展及由此带来的人民生活水平真正提高为归宿。GDP增长观是物质增长观，以通过货币增长为标志的物质生产的发展为标尺；对称发展观是全面发展观，生产发展不仅是可统计的物质财富的增加，而且是不可计量的精神财富的增加、人的全面发展，不可计量的资源再生能力、生产潜力的增大。GDP增长观是资源增长观、产品增长观、资产增长观、资本增长观，着眼于资源增长、产品增长、资产增长、资本增长，热衷于卖地炒房、来料加工、出口倾销、世界工厂、劳力密集、引进外资、金融投机、教育产业、学衔产业、户口身份产业、不少地方的官帽产业，增长方式是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对称发展观是科技开发、知识增值、智力密集、创业工程、资源再生、信息产业、知识产业、创意创业、核心技术、原创思想、软硬实力、综合实力，增长方式是知识运营。GDP增长观是眼前增长观，着眼于当前的增长；对称发展观是长远发展观，着眼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GDP增长观是均衡增长观；在GDP增长观看来，治理环境污染只能在诸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等方面做文章。对称发展观是绿色发展观；在对称发展观看来，要治理环境污染，与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还不如大力植树造林，吸收空气中多余的二氧化碳。如果能把环保造林纳入基本建设范畴，至少劳力（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力）都不会失业；而由绿色GDP拉动的货币GDP、直接间接增加的供给，又能提高货币效率，使货币增值。绿色GDP不仅着眼于今后发展，而且可以带来眼前效益。因此，GDP增长观与绿色GDP、社会GDP相对立；而在对称发展观中，货币GDP和绿色GDP、社会GDP、财富GDP相统一。绿色GDP、社会GDP、财富GDP可以把传统经济中的中间产品视为最终产品，可以把传统经济的外在变量（如消费、教育、人口、意识形态与社会保障、个人婚烟家庭）转为内生变量，为单一生产要素的增加转变为生产结构的变化提供了一个最有效的整体框架，使社会福利最大化，做到社会福利最大化与效率最大化的统一。因此对称发展观是全面发展观。
GDP增长观的经济学范式是货币经济学。货币经济学把市场经济理解成产业经济，把产业经济理解成货币GDP产业经济，把发展经济理解成一切向钱看，把一切向钱看演变成口袋经济学，是造成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之一。以货币GDP作为经济增长指标，是物质经济时代的产物，与知识经济时代格格不入。物质经济时代与知识经济时代有不同的增长方式，也有不同的增长指标。因为很多的科研成果很难在现有的统计口径中体现出来，这对于在各地政府一味追求货币GDP的环境中的科研人员，不要说科研环境，甚至是生存环境都成为问题。这与知识经济的时代脚步不合拍。因此，GDP增长观是政绩增长观、仕途发展观，是科学的发展观的异化，最终只能走向科学的发展观的反面。树立科学发展观，就要果断停止以GDP增长数据为考核官员政绩的做法；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当地人民的满意度、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考核官员的标准。
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对称。人和自然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切实提高、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
效率与公平的一致。
对称发展观变货币GDP为财富GDP、社会GDP、绿色GDP。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变增长为发展。增长方式知识运营。
提高货币效率，用资本运营催化产品运营，推动产业发展。
用创业工程带动就业工程，摆脱经济周期，实现可持续发展。
以再生经济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分不清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配置经济与再生经济的GDP增长观必须让位于以再生经济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对称发展观。虽然对称发展观可以包容GDP，可以把GDP增长数字作为经济发展的参数之一，但GDP增长观与对称发展观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种经济“发展观”。把GDP数字增长作为一切经济工作的目标，是理论与实践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会在理论上搞乱人们的思想，实践上形成GDP泡沫、酿成GDP危机，最终造成经济崩溃。
二次改革与改革的对称性
政治体制就是宏观经济体制。没有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微观经济体制改革无法顺利进行。这就是改革的对称性。
改革的双向运动
改革的对称性整体上表现为改革的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双向运动。
人类迄今经过了二次创业：第一次创业是生存创业，第二次创业是生态创业。生态创业、可持续发展，是二次创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一次创业，是由低层的经营活动向高层的经营活动转移，第二次创业是用高层的经营活动统驭低层的经营活动。二次创业，就是以知识产业为龙头，以对人类第一次创业的成果——传统产业——按生态原则重塑改造为途径，以人与环境的协同为基础，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只有知识运营，才能走向世界大同——人类由分裂重新走向统一，只不过是以人为中心同社会和自然的统一。
以人类二次创业为模本，我们可以把迄今为止的改革称为一次改革，把今后的改革称为二次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