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经济学”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就是这样的理论。就业工资发多了，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增加了，物价就上涨了。似乎这些增加了就业的人口都是吃干饭的。如果按这样的逻辑，每个人都回家抱孩子、喝西北风，物价就可以下降。实际上，只有“隐性失业”——表面就业实际上拿钱不干事，这样的就业率提高才会造成通货膨胀。否则增加就业意味着扩大生产，扩大生产意味着增加供给、提高货币效率，怎么会造成物价上涨呢？如果增发的工资不足以抵消增加的财富，那这个生产率也太低了，那这样的就业同隐性失业无本质不同。那么问题的症结不在增加就业而在于失业形态——隐性失业；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降低就业率而在提高生产率，在于把配置型经济转变为再生型经济。
市场经济是主体经济，也是立体经济。如果说，过去的计划经济是从宏观调控方面违背了市场主体化、立体化原则，那么现在的“世界工厂论”、“要素禀赋论”则是在中观产业层面，“产权核心论”、“经济人”理论则是在微观企业层面违背了市场主体化、立体化原则。
市场主体化、立体化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统一的基础，也是对称的经济发展观的基础。只有对市场的立体的思维，各种对立才会扬弃、分歧才会趋同，各种意识形态才会被统一到科学的发展观中，成为一元与多元相统一的完整的经济学理论。
人的利益也是立体的；主流经济学家的“经济人”理论认为，理性的人的一切行为都有利己的动机。然而人的利益有眼前的、长远的，肤浅的、深层的，局部的、全局的。真正理性的人，应该更多看到长远的、深层的、全局的利益，而不仅仅是眼前、局部、肤浅的利益。
因此，“经济人”与“道德人”并非对立，“理性人”并非都是自私的。问题的关键，与主流经济学宏观经济微观化相应，他们把人的利益也微观化，似乎每一个理性的人都只看到眼前的、肤浅的、局部的利益，只知道一时一事的成本收益核算。他们的经济人只是斤斤计较、功于心计、精于算计的葛朗台。这是小商品经济时期的“经济人”的写照与放大；以这样的“经济人”为出发点，也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产物。
“主流经济学”宣称的“用经济学解释一切”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实际上是微观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还原论思维方式的“帝国主义”，是把人还原为经济人、把经济人还原为自私的人的“帝国主义”，是把社会归结于货币、把货币归结于价格、把价格归结于交易、把交易归结于产权的“帝国主义”，是把社会产业化、产业市场化、市场金钱化、一切向钱看的“帝国主义”，是把经济学庸俗化的“帝国主义”。
地震这一突发事件，以极端典型的形式宣告了主流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像地震这样大的自然灾害，只能通过政府力量才能救灾与组织灾后重建工作，才能使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并以最快速度恢复生产。这说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分离只是历史的产物。地震中表现出来的大量自发的临危不惧、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迹，社会各个阶层纷纷解囊向灾区提供捐款捐物各种赞助的普遍现象也宣告了主流经济学“经济人”、“理性人”理论的破产。
经济活动的规律性与规范性的对立
经济行为的规范性就在经济活动的规律性之中，经济活动的规律性就在经济行为的规范性之中。离开经济学的规范性寻找经济学的科学性，本身既不规范也不科学。
“主流经济学”唯理性主义的要害：用经济学的实证性否定规范性，用经济人的经济利益否认道德价值。但“主流经济学”的“实证经济学”既不规范也不实证。
“主流经济学”的金钱至上论既不规范也不实证。
什么是主流经济学的唯理性主义？司机撞倒了人，如果车下救人，赔偿数额大于把人压死，是非理性、非科学的；如果索性二次碾压把人压死，其赔偿数额小于仅仅把人压伤，因而是理性的、科学的。这就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理性人、“经济人”的基本观点。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走向人性化管理的今天，主流经济学家却鼓吹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要步入人家资本原始积累的血和泪的历史阶段，成为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的世界工厂。靠人民币币值低估来倾销以换取美元，是以降低劳动者的工资为前提、以降低质量为前提、以降低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为前提。把换取的美元又借给美国投机、投资、救市，是以降低本国发展速度为前提。
人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是幸福，而人幸福与否不完全由金钱来决定；价值固然可以“量化”，但不完全是靠货币、靠由货币反映的GDP总值来量化，而是靠人的幸福程度来“量化”。《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的共同点，是把价值绝对化了；前者把价值绝对化为抽象劳动，后者把价值绝对化为货币，因而二者都脱离了经济活动的实际和价值本身的属性。金钱至上、价格核心是经济规律论与经济主体论对立的根源，《资本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对象、性质、内容、方法、阶级性方面的政治经济学性质是使经济规律性与经济主体性、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不能兼容的根本原因。
“主流经济学”的产权中心论既不规范也不实证。
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产权明确，而不是私有制。私有制也有产权模糊的，公有制也可以做到产权明确。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要害，是把产权明确同私有制混为一谈，把二者划等号。《资本论》和科斯新制度经济学的共同点都是把产权明确等同于私有制，产权模糊等同于公有制。不同的是，前者通过否定私有制而走向产权模糊，后者通过强调产权明确而走向私有制。
“主流经济学”的“效率优先论”既不规范也不实证。
把效率说成是实证的、科学的，把公平说成是规范的、理想的、人道的，是荒谬的。
西方主流经济学“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资本论》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二者都把公平与效率对立起来，既无公平，又无效率。前者过分强调自由而否认了政府的作用，后者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而否认了自由的功能，二者都把自由和政府对立起来，因而也都不能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马克思反对剥削是实行平均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主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际上是不要公平；二者都没有真正实现公平。没有效益，没有真正的效率。没有效率，也没有真正的效益。弱肉强食不是真正的效率，平均主义不是真正的效益。最优不是效率第一，而是效益至上。资本主义讲效率不讲效益，传统社会主义讲效益不讲效率，转型、改革是二者的扬弃，使二者各自扬长避短，从而充分发挥二者的优势，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效率与公平的内在一致性，说明科学与价值、实证与规范、规律与人道是合二而一的。
“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理论既不规范也不实证。
人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并不等于人是自私的。《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的共同点，是把私有观念同个人主义、私有制混为一谈，前者通过否定后者来否定前者，后者通过肯定前者来肯定后者。
善的本能也是一种本能；在这种本能的冲动下，为了伸张正义，利人不利已，也是人的一种需要；满足这种需要也是一种利益。主流经济学家的“经济人”，认为理性的、正常的人的一切行为都有利已的目的，实际上是一种“性恶论”。
因此，“经济人”的一部分是性善者与性善论者，一部分是性恶者与性恶论者。一半以上的人、人的一半以上的行为，是利人（包括利人利已，利人不利已）的。这些人、这些行为都是符合人的本性的，因而都是正常的。主流经济学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用“性恶论”来剖析人性和人的一切行为，认为“经济人”要么都有利已的目的，要么是不正常、非理性的人。如果把经济人理论建立在人的多层次本质的基础上，全面地把握人的行为后面的动机，那么这个理论就是科学的；也就是说，人的本质、本性、动因、动机、目的是对称的，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把人的本质抽象化，势必以偏概全、脱离现实。
“经济人”的经济行为的规范性就在经济活动的规律性之中，经济活动的规律性就在经济行为的规范性之中。同样，经济学的规范性就在经济学的科学性之中，经济学的科学性就在经济学的规范性之中。主流经济学妄图离开经济行为的规范性寻找经济活动的规律性，离开经济学的规范性寻找经济学的科学性，本身既不规范也不科学。主体性与科学性离开了对方，其自身也不能成立。思维规律与客观规律的相互建构原理、相互建构的基础与纽带说明：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它的科学性与主体性，“怎么样、应该怎么样”与“是什么”是内在一致的。在经济学领域，主体性与科学性是基本对称关系，价值关系是这一对称关系的纽带与桥梁。而通常所谓的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就是这种对称关系的不对称展开。扬弃它们，使之对称，是建构对称经济学体系的必经途径。
市场的对称，就是政府与民间、法制与自由、宏观与微观的对称。所有这些对称，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对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对称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相互融合、宏观调控与民间调节的相互统一，就是经济学的双向运动。经济学的双向运动是经济体制改革双向运动的理论基础，经济体制改革双向运动是经济学双向运动的实践证明。在这理论与实践的双向运动中，实现对称经济学对新自由主义与国家干予主义的扬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