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囊括了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20世纪传统医药学历史。
分人物学术史、中药史、经典史。重点介绍中国传统医学从蒙昧到启蒙，由启蒙到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各个重要阶段最精华内容，诸如医药萌芽状态、医业分科、本草掘起与发展、药事建制与内外交流、重要经典着作问世等。目的是僻径引路，启发读者对我国数千年光辉医药史，有一个纵向的认识和了解。本章取材庞博，内容丰富，史料翔实，医药紧密结合。由此便可看到中国传统医药学文化始末兴衰的轮廓。
第一节人物学术史
1.中国最早文字记载医药治病情况如何？
据刘向《说苑·辨物》中说：“上古之为医者，曰苗父。苗父之为医也，以营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祝，发十言耳，请扶而来者，皆平复而故……中古之为医者，曰俞附。俞附云为医也，搦脑髓，束盲莫，炊灼九窍，而定经络，死人复为生人，故曰俞附。”《淮南子·坠形训》中说：“有丈夫民，其状皆如丈夫，夫衣黄，衣冠带剑。
殷帝太戌使王母采药，从西王母至此绝粮，不能进，食木实，衣木皮，终身无妻，而生二子，纵形中出其父即死，是为丈夫民。”又“修务训”说：“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之所辟就。
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另据春秋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大荒西经》云：“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等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意谓这十数巫人经常来灵山上下采药不绝。
综上论述，中国最早用文字记载医与药治病的，似始见于春秋战国时的《山海经》和汉代的《淮南子》。也说明此时用于治病的动、植物，在人们思想上已形成了“药”的概念，较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一日而遇七十毒”的石器时代，又进展了一大步。在此情况下，社会上的巫人，根据民间经验，开始用药治病。
2.中国传统医与药的依存关系如何？
从整体看，我国传统医药同源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医与药在来源上又有一定区别。药，本作“药”，《说文·草部》云“‘药’为治病草”，它来源于元始石器时代人们采猎动植物充饥逐渐积累起来的有益于人体去疾的各种天然动植物或矿石类物质；医，原作“医”，《说文·酉部》称“医治病工也”，而“工”字又源于用祈祷禁咒术来给人们消灾减痛的巫。因此，历史上的治病巫和《山海经》中所列的“十巫采药”以及《世本》所称的列名十巫之内的巫彭便是创造医学祖宗的说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不过，后来巫与医分业，医的体系逐渐扩大，形成专职医，这也是事实。而医药又同是防病治病，密不可分。故名医扁鹊着《扁鹊内经》、《扁鹊外经》，公元1、2世纪张仲景着《伤寒论》、《评病药方》以及华佗的“麻沸散”、葛洪的炼丹术等所有医籍，虽至今数千年，无一不论病而又辨药。这也更充分说明，医与药二者从有文字记载起到不断发展壮大，都是相互连接和相互依存的，不应笼统地说谁创造谁。随着社会的进化和医药事业的不断发展壮大，现代医药分开管理，实行以法治药，必将更加有利于医药的紧密配合，为振兴中华发挥更大的作用。
3.历史上巫与医究竟有何区别？
奴隶社会（夏、商、周时期）提倡神道说教，天文、宗教、历数、医学在当时是有一定关联的。单就巫与医而言，在理论代称上，最先是巫医不分，而实际生活中分天文巫、掌乐巫、人鬼交通巫、治病巫等。治病巫开始多见巫医二术兼施。据甲骨文记载，当时许多疾病，先由人鬼交通巫向天帝祖先占求吉凶，不能奏效时再去求治病巫处理。有的先施巫术，有的则先施医术。施医者，一经诊治，屡多奏效，天长日久，随着人们认识上的转变，医术便一天天发展壮大起来。相传，历史上周朝替代商朝之后，各乡都设有分支巫医治病机构，故后来有“具百药以备疾灾，畜五味以备百草”之记载。
到了封建社会，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尽管在上层建筑和一些民间群体中，对巫与医各保持一定的信仰程度，但绝对的医学理论，已从宗教信仰中逐渐分离开来。如从公元前541年晋侯患病请郑国孙侨和秦国医和二人诊治，到战国邈太子患厥尸症召扁鹊前往应诊所发生的纠纷，更充分说明此时医学与巫术已是分道扬镳了。正如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一说的明白体现。综上所述，历史上巫与医虽在神道说教的社会背景下源于一体，但实质上有一定的区别，尤其在全面进入封建社会以后两者区别更为明显。
4.中医药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阶段形式怎样？
随着社会的进化，从夏商时起人们已初步具备了一般卫生和简单的治病知识。这时专职医者和医学分科也已开始兴起。据史料记载，当时有疾医（内科病医）、疡医（外科医）、带下医（妇科医）、幼医（儿科医）以及食医（为宫廷服务的膳食或保健医）、兽医（畜牧医，多为上层服务）等。
自西汉末年《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经》问世以后，我国中医药理论体系已全面形成。确立了中医阴阳五行学说的应用地位，临床中也开始对生理、病理和诊断学的应用进行研究并开展了对药理学的研究，确立了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在配伍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中药炮制，什么样的病，用什么办法炮制，适用哪些辅料投入，制后的性变作用是什么等，都有明确的总结和记载。
已开始强调对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治等理论的认识。自东汉以后，中医对阴阳五行学说、“天人一体”和“天人相应”的思想以及脏腑、经络、病因、病机、方剂等学说，普遍进行了研究和应用，并得到了不断的充实和完善。
5.夏、商、周时期我国中医药学的特点有哪些？
这个时期概称为奴隶社会的青铜器时代（公元前22世纪公元前9世纪）。这时人们已从渔猎生活中逐步解脱开来，并能够认识流行病、五官、妇产、小儿、外科等多方面疾病的一般症状表现，以及用什么药物去战胜它等。但在奴隶主阶级提倡“神道说教”的思潮干扰下，医药同其他学术一样，如果不带点神鬼气，似乎都行不通。其重点表现有以下几种。
（1）巫医兼施：许多病用占星术（相当于现代心理治疗）治不好，再请医生诊治。
（2）解剖生理知识，多是从动物身上开始得到的，主要是鱼类。
（3）在此以前，医权多掌握在女医手中，此时虽已开始转移至男性，但有阻力。
（4）治病的药物品种很少，也偏重于动物药。据后来的《山海经》记载，在当时用于治病的120余种药物中，而动物药就占60多种，植物药50余种，且许多药物的功用夹杂一些迷信成分。
（5）开始明白药理归经和用毒药治病的功效及其毒性作用。
6.张仲景着《伤寒论》的意图是什么？
我国东汉末年张仲景，曾于灵帝时举孝廉，任过长沙太守。在他亲政为官时，就常存忧国济民之心，甚在理政时，屡为人看病。他之所以潜心钻研医学，并着《伤寒论》，是因为他看到当时瘟疫流行，死伤无辜不计其数。他的家族人口，自“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酬献于世，以拯救苍生。此书是我国论及传染病学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医籍。后人基以编纂论及温热病之其他典籍代有可见。
7.中国早期医药学对外交流有哪些内容？
我国中医药学的对外交流于公元1、2世纪就已开始，2、3世纪时的重心已由印度转至阿拉伯国家。主要是药物的输入和输出。阿拉伯国家对中国关系最密切的是商业和宗教往来。自唐太宗李世民时，已设立“关市”，宋后在广州、宁波等地更立市泊司（海关机构），扬州、南昌等处也多有外来商人的足迹，有时一处多达一二十万人。因此，西方香药如绿盐、硫黄、佗僧、乳香、没药、沉香、砂仁、芦荟、乌香（鸦片）、苏合香、犀牛角、象牙、牛黄等，不断流进中国。此外，还有少量化学药物及剂型输入，如酒精、蔷薇水、朱砂丸等。
在医方和医药学术方面，自南宋后，有东罗马波斯传入的“治痢悖散汤”，还有诃陵国王李摩的“补骨脂”方；医学理论上，曾用了阿拉伯天文学上的占星“十二星宫占病法”，后传入印度，被收进《大集日经》中；外科方面，宋时从阿拉伯传入过麻醉药；元代还有外国的《回回药方》30卷传入中国；明代的杭州回教堂，还有教授汉人医药之事。至于东罗马的医学，亦以眼科、外科擅名。一个在8世纪时被俘的士兵放回来后，作的《行记》一书中说：“大秦善眼医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唐高宗永淳元年（683年），秦鸣鹤用针灸治高宗李治高血压的目昏头眩获效而得重赏。
当然，阿拉伯的医学并非完全由它们自己独创，它同样吸收了希腊、罗马、埃及、印度的学术，而印度、埃及的医学早期又多是从中国逐渐传进去的。就以阿维森纳的《医典》而论，有大量的中国医学成分在内。在诊断上，《医典》中的脉诊多达49种脉名，其中的35种均与我国王叔和之脉相同。此书还收载“糖尿病人的尿是甜的”、“病人手动状若由自身拾物抛弃者，是死兆”、“用蜞针（水蛭）吮吸脓毒”、“用烙铁烧灼狂犬伤口”治狂犬病毒扩散等。
这些都是从公元2世纪和唐代名医的典籍中承袭过去的。
8.你知道大夫、郎中的由来与医官的等级吗？
大夫在古代是一种官职名，天子分封诸侯，设卿、大夫、士上中下三级。郎中，在周朝是近卫侍臣的通称，秦朝开始被认定为官名，还管理车骑、门户，内充侍卫，外出从战。直到宋朝，大夫和郎中都是职位较高的官员。
在医学方面，古代黄帝时就设有医官，名曰岐伯；秦汉有太医令、丞等；延续至唐，除太医令外，还设有医学博士、医监、医正等医人官职；五代设翰林医官使；宋代设翰林医官院。医官分7级22种，最高级的为大夫，其次是卿（郎中）、医效、祗侯等。因为大夫是政府官员中较高的职位，人们为了称赞医生的人道主义品格和医术，故凡对医官（生），均称为大夫或郎中。而近代大夫和郎中又略有不同，一般把设馆坐堂的中医，称为“堂医”、“大夫”，将四处游走行医的医生则称之为“郎中”。
9.中国医药学派的形成年代和金元四大家观点是什么？
春秋战国以后，医学上即有秦派与齐派和荆州学派之分，但无争论。至北宋末年，蜀医石藏用好用暖药、杭医陈承喜用凉药，这就构成了温热与寒凉两大派系，虽未公开争论，但各有己见，轻易很难改变对方的主张。后渐形成公开争论。尤其金、元时期，更出现了各具特色的医学流派，并具有理论上的独立见解。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丹溪，后人称其为“金元四大家”。
刘完素（河北河间人）的火热论倡导“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能生火”之说，用药以寒凉为主，故又称“寒凉派”；张从正（河南宛丘人）的攻邪论认为诸病皆由邪生，“邪去则正安”，故用药以攻邪祛病为主，采用汗、吐、下3法，后世亦称其为“攻下派”；
李杲（河北正定人）的补脾论认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治疗当以补脾益胃为主”脾胃健壮，五谷为纳，气血旺盛，人体健安，后人称其为“补土派”；朱丹溪（浙江义乌人）的相火论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论点，治疗以滋阴降火为主，阴津如常而火自降，人得安宁，后人称其为“养阴派”。尽管四大家立说不同，但各有发明创建，且均有一定的代表性，从不同角度促进和发展了祖国中医药学。
10.中国何时兴起中药炮制？其专着有哪些？
中药炮制是从人类最初利用动植物充饥，进而发现其中有些有治病作用，在通过火的发明和食物进化过程中，逐步实践、总结出来的一门专业学科。西汉末年的《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已记载有修制之事，应该说我国中药炮制，就是从这时兴起的，但当时均未形成系统的理论。至南北朝刘宋时（公元420－479年），药物学家雷学始将此项内容梳理成一种法则，以规范的形式，编着了《雷公炮炙论》3卷，载药300种，对每味药物的性味、功能、炮制，如修治、熬、煮、镑、磋等，进行了明白的叙述，后人又续以《雷公炮制药性赋》叙述了常用药物的寒、热、温、凉四性。自此以后，便陆续出现了唐代《制伏草石论》、宋代《本草图经》（亦称炮制论）、明代《炮制大法》、清代《修事指南》等以炮制为主或专叙炮制的药学专着。因此，《雷公炮制论》便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炮制专书，为后世炮制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和理论依据。
11.“杏林”是怎么来的？
三国时期福建省闽侯县的吴国医生董奉（字君异），为人诊病时总是和气耐心的进行望、闻、问、切，并且不收酬金，仅要求被治者的家人或治愈者本人在他房前屋后种一株杏树。几年过后，住宅周围栽下了10来万株杏树，形成了一大片郁郁葱葱的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