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日益向着有利于美国获得阿拉斯加的方向发展。到19世纪中期，俄国在对外扩张中遇到了更强大的对手——英国。俄国人看到，因为力量有限，在世界各地与英国争霸中，如果弄不好，俄国还有可能失掉一些属于英国海上霸权控制范围的地区；此外，俄国认为，阿拉斯加并不能成为其无穷无尽掠取毛皮的场所，也不可能成为促其经济增长的可靠之地。因此，到1867年，它已“想把这块广大而寒冷的扩张成果卖掉了”。
俄国想把这片土地卖给谁呢？它认为最好卖给美国。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讨好美国，避免在争夺世界霸权的过程中树敌过多；另一方面又可以增强美国的力量，使其成为俄国对付英国的屏障。俄国的意图美国当然了解。俄国能否使美国成为它对付英国的伙伴，这虽然不是由俄国而是由美国来决定的，但俄国想甩掉包袱的计划正中美国的下怀。这样，美国，特别是约翰逊总统及其国务卿威廉·西华德等人就将计就计，轻而易举地把阿拉斯加弄到手了。
但是，1867年美国内战刚刚结束，正把主要力量集中在“重建”方面。特别是对约翰逊本人来说，局势十分严峻，由于在“重建”问题上与国会发生了严重冲突，他正面临着被弹劾的局面。显然，这种形势对约翰逊主张购买阿拉斯加，继续向外扩张领土是十分不利的。
然而，即使在这种形势下，约翰逊仍然主张购买阿拉斯加。那么，这是为什么呢？有的历史学家认为，约翰逊总统或许企图以外交上的成就，来增加其与国会斗争的筹码，从而扭转他与国会斗争的不利局面吧。
这一点，可从约翰逊总统在购买阿拉斯加问题上采取行动之迅速和果断态度而略知端倪。1867年1月7日，国会众议院通过对约翰逊总统进行弹劾的决议案，但是，约翰逊并未因此而退缩，相反，他在外交上采取了主动行动。1867年3月30日，他指示国务卿威廉·西华德与俄国公使爱德华·德施特克尔签署了关于阿拉斯加的条约，美国以720万美元的费用购得阿拉斯加，从而使美国的北部边界扩展到北冰洋。九天之后，即4月9日，总统和国务卿促使国会参议院批准了该项条约。同年7月6日，约翰逊又把该项条约提交国会众议院，以便获得为购买、占领和管理该片领土所需要的拨款。约翰逊总统在购买阿拉斯加问题上，其行动如此迅速而果断，充分显示出他想以此为手段与国会对抗的心迹。
历史学家还认为，约翰逊的策略确实取得了一箭双雕的成功。结果证明，他既达到了扭转与国会斗争不利形势的目的，又有助于挫败国会对他的弹劾。因此可以说，约翰逊不仅在外交上取得了重大胜利，而且驱散了笼罩在“重建”时代上空的乌云。
当然，约翰逊的成功，又是在国会支持下实现的。那么，在上述那样的形势下，国会为什么还会批准关于阿拉斯加问题的条约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国会认为当时俄国对美国是采取友好态度的，在内战期间，俄国是同情美国北方的；第二，国会考虑到阿拉斯加的资源价值及战略地位。事实是，国会“在西华德使参议员们确信阿拉斯加自然资源的价值和美国在太平洋与北冰洋的战略利益后”，才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上述条约。
至此，关于约翰逊主张购买阿拉斯加的问题可算解决了？但实际上还没有完全解决。例如，前文所述约翰逊的意图，只是从其行动中分析出来的，至于他本人的真实意图，他从未明确表露过，因此，至今人们仍然不知道。
也许，约翰逊的真实意图已被“重建”和他与国会的斗争形势所掩盖了吧。
世纪美女间谍玛塔·哈丽的死亡之谜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玛塔·哈丽（Matahari）是巴黎红得发紫的脱衣舞女，但更是一位周旋在法、德两国之间的“美女双料间谍”，曾跻身历史上“最著名的10大超级间谍”之列。然而，法国的反间谍部门却指控哈丽用“枕边风”为德国人窃取情报，并给法国带来巨大损失，造成5万名士兵身亡。1917年10月15日，她被以“叛国罪”的名义处死在巴黎郊外。
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1986年之后，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考勒斯对这段历史提出全新解释，并于日前抖出“绝对内幕”——他的外曾祖父便是当年负责审理哈丽“间谍叛国”案的主审法官埃尔·波查顿！由于老婆婚后“红杏出墙”，在波查顿眼里女人一下子全成了“祸水”，而当时混迹巴黎社交圈的“花蝴蝶”哈丽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波查顿的“报复首选”！于是哈丽曾经为法国方面贡献众多德军情报的事实被刻意忽略，一纸判决令将她推上了刑场：一来为众多阵亡法军士兵报了“国仇”，二来也为法官波查顿报了对女人的“家恨”。
不名一文独闯巴黎，一脱成名红得发紫
据报道，玛塔·哈丽原名叫玛嘉蕾莎·吉尔特鲁伊达·泽利，出生在距离荷兰北部莱瓦顿市附近的一个小镇。她父亲是位荷兰农场主，母亲是个印度尼西亚爪哇人。东西方混血的泽利，既有光洁的皮肤又有一头东方人的黑发。然而童年并没有给她带来多少欢乐的记忆，父亲在破产之后便与母亲离婚，小泽利跟了父亲生活。
随着一天天长大，泽利出落得楚楚动人，既有东方的神采风韵，又不乏白种女人傲人的身材。报上的一则征婚启事成就了她生命中首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婚姻，丈夫是一名曾经离异的军官。泽利嫁进门后才发现，原来丈夫时常酗酒，并在酒后殴打她，更不幸的是他们的儿子由于中毒意外身亡。后来，泽利与丈夫离婚并争取到了女儿的监护权，可是不依不饶的前夫竟然不服法庭判决私下绑架了孩子。
1904年，孤身一人的泽利不名一文地来到了花都巴黎。为了生计，她不惜在一位巴黎剧院经理面前表演起了脱衣艳舞。在那个年头，很少有人的表演如此大胆出位，剧院经理立即被她这种“带有神秘东方气息的婆罗门艺术”给镇住了，当即拍板将她录用，并且还给她起了个艺名——“玛塔·哈丽”，意即“马来人的太阳”。成了职业舞娘的哈丽从此越跳越红，成了当时巴黎红得发紫的舞星。1905年的《巴黎人报》如此评价道：“只要她一出场，台下的观众便如痴如狂。”
“一战”爆发，德军重金拖她下水
1914，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军统帅部的军官巴龙·冯·米尔巴赫在看到哈丽为几个工业巨头作即兴表演时，感到这是一块难觅的间谍好料。于是，“惜材心急”的他派人私下出价2万法郎诱她下水。一直以来，历史上都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天资聪颖过人的玛塔·哈丽很快将她的“表演”天才运用到间谍这一新行当里，利用自己无坚不摧的“强大武器”——柔顺的躯体，从那些贪图欢乐、迷恋女色的大臣、将军口中源源不断地套取情报。可是历史学家菲利普·考勒斯经考证后却认为，哈丽虽然收下了那2万法郎，也曾多次引诱法国高级军官上床，可是从未向德军出卖过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被法国情报部门招安，成为双料间谍
最先发现哈丽与德军“有染”的是潜伏在巴黎的英国秘密情报人员，由于当时英法两国同属协约国阵营，因此英国方面立即将这一重要情报报告给巴黎当时负责法国情报工作的乔治·劳德克斯上尉。劳德克斯上尉当机立断，招募哈丽为双料间谍，以德国间谍的身份为掩护秘密为法国服务。
哈丽果然没有让劳德克斯失望，在不久之后她便引诱了一名德军上校上钩，并从后者口中偷到了重要情报，随后又将其传递到了法国情报部门的手上。德军在蒙受重大损失后，严肃处置了那名泄密上校，并顺藤摸瓜地怀疑到与其有染的哈丽身上。
老婆“偷人”，视天下女人为“祸水”，主审法官“公报私仇”
据报道，哈丽最终被推上刑场，全赖她被捕后的主审法官埃尔·波查顿所赐。但让人不解的是，法官波查顿历来都被认为是一位秉公执法、受人尊敬的大法官，可是面对哈丽辩护律师据理力争提交上来的哈丽曾为法国窃取德军情报的事实却视而不见！
菲利普·考勒斯详细查阅了家庭档案后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外曾祖父皮埃尔·波查顿发现外曾祖母“红杏出墙”之后，在日记和私人信件中处处流露出对所有女人的憎恨，这种憎恨之情对那些“行为放荡的骚娘们”更是到了近乎病态的程度。在一张私人便条上，波查顿这样咬牙切齿地写道：“可以想像玛塔·哈丽是如何成功窃取情报的，那些正襟危坐的高级军官们甭管思想如何警惕，在这个女人的强大攻势之下，防线将统统土崩瓦解。”
考勒斯据此推论，“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当年我外曾祖父为何如此判决的真实原因了：玛塔之所以‘有罪’，就是因为身为性感尤物的她追求自由放纵、奢华享受，这便是她‘冒犯’法官波查顿的全部原因。”
情报首脑“顺水推舟”，美女间谍从容走上刑场
而当初将哈丽招进门的法国情报部门首脑劳德克斯上尉，一看哈丽被德国情报部门盯上，已经失去情报价值，为了挽救法国情报机构的名誉，也不惜牺牲哈丽。在哈丽被捕受审期间，劳德克斯上尉刻意夸大这位红舞星在“一战”初期（1914年）为德国充当间谍刺探法国情报的罪行，却只字不提1917年她反过来向法国提供德军情报的真相。由于“一战”开始的头三年里，在德军的疯狂进攻下法国军队节节败退连打败仗，法国政府面对国内舆论的巨大压力，处死玛塔·哈丽刚好可以转移公众的视线。
于是，曾经风光一时的绝色女间谍玛塔·哈丽被法国情报部门以“叛国罪”逮捕。1917年10月15日，面对荷枪实弹的行刑队，哈丽穿着心爱的红舞鞋，若无其事地踏上了死亡之旅。在巴黎郊外一块叫做万森的多边形空地，刽子手们开始瞄准射击。迎着呼啸而来的11颗子弹，这位41岁女人的脸色没有丝毫慌张，相反，她挺直了胸脯，从容地等待死神的降临。
死后头颅保存在博物馆，7年前神秘被盗
玛塔·哈丽被处死后，她的头颅一直被保存在巴黎阿纳托密博物馆，经过特殊的技术处理后仍保持了她生前的红唇秀发，像活着一样。2000年，玛塔·哈丽的头颅不翼而飞，据说是被她的崇拜者盗走了。然而玛塔·哈丽到底是“叛国者”还是“爱国者”？是英雄还是叛徒？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也许只有历史可以解答这个问号。
大法官柯拉克神秘失踪之谜
1930年8月6日深夜，美国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法学家49岁的约瑟夫·柯拉克失踪了，此后从未再出现过。实际上，他一被任命为大法官，就受到了指控，据称他的职位是由朋友、法官乔治·伊瓦德用钱买取的。
当时，纽约市政府正在被调查，时不时在其政客、官员和法官之中，揭露出贪污和腐败等问题。那么柯拉克法官在其神密失踪之前，已被腐蚀吗？许多人认为是如此。柯拉克本来是个具有学识和野心的律师，1920年被雇为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罗伯特·瓦格纳的私人秘书；随即，罗伯特成为柯拉克的良师益友，后来企图协助柯拉克获得法官职位。柯拉克总是穿着时髦、得体，与其漂亮的妻子斯特拉过着舒适和惬意的生活，住在被人羡慕的纽约市第五十街。
柯拉克虽然担任着法学院的高级授课教师，但他把主要精力用于其专业职务上。每年收入多达7.5万至10万美元。不久之后，他卷入了纽约市的几起隐蔽的财产纠纷事件之中。此外，在其妻子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他与漂亮的模特和百老汇的女演员有过数不清的风流韵事；她们发现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欲望而甘愿挥金如土。
1930年，柯拉克遇到了难得的机会。当时纽约州最高法院出现了一个空缺，他通过对纽约市民主党核心组织中的许多朋友的游说活动，使担任州长的弗兰克林·罗斯福任命他为纽约州最高法院的法官。他尤其得到控制纽约市第19区的马丁的协助而担任了威望很高的民主党“卡育加”俱乐部的主席；并且在他的朋友、大法官乔治·伊瓦德支持下获得了空缺的法官职位，于1930年4月8日被正式任命。但是，他并不甘心永远担任此职，希望有一天，能获得美国最高法院的任命。他的野心导致他只能勉强地从事本职范围内的法律工作。当时他的薪水并不丰厚，每年只有2.25万美元。后来，有人怀疑，他为显赫的任命付出了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