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有人根据史籍方志所记，玛祖“以巫祝为事”，“妃为里中巫”等，来证明玛祖实为民间巫女，并非都巡检之女。也有的认为玛祖的父母，正史中无明确记载，妈祖实际上是普通民女的神化，把神的出身和血统高贵糅合起来，是后人提高对神灵尊崇的结果。还有人主张玛祖有如此广大神力，显非普通女子所能，玛祖后来被封为天妃、天后，实即为水神、地的代称，不必认为确有其人。按周立方先生的研究，玛祖应是个普通劳动人民的女子，由于她的舍己救人和无私奉献的高贵品质，而受到广泛的尊崇；更因其心地善良、智慧超群，关心乡里疾苦，好行善事，抢救海难，奋不顾身，而赢得了人们的爱戴。封建统治的压迫，社会的动乱不安，是玛祖传说被逐渐美化、神化的社会根源；同时，兴化（莆田）地区文化发达以及宋代的奉道抑佛，也是玛祖传说产生的文化背景。湄洲岛屿，介于福州、泉州之间，为海道要冲，拯救海难、解人危厄的玛祖，正是适应了这种需要而产生的，其死后被尊为“海神”，也就不难理解了。
蔡尔鸿先生认为，宋朝泉州、莆田航海十分发达，湄洲也曾是一个重要港口，然因海上航行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于是企求神灵保佑的安全心理，更成为人们的迫切希望，玛祖信仰因之应运而生，成为海上航行的保护神。在宋代，道教曾一度占上风，阴阳学说在民间很流行，而阴阳学说则认为“天属阳，地属阴，水在地上也属阴”；又“男属阳，女属阴，水神应为女性才合适”，正是在这种阴阳学说思想的影响下，人们认为水在地上属阴，故水神自然是属阴的女性，富有传奇色彩，以拯救海难为怀的玛祖正中其选。宋代朝廷，为进一步统治人民，推行封建迷信这一“麻醉剂”，利用顺从民间信仰，加予赐封，从而使原先只在莆田地区沿海建庙信仰的玛祖崇拜，得以公开推广扩大开来。特别是北宋宣和四年（1122年），路允迪奉使高丽安然返国后，船中有莆人李根向朝廷奏陈系玛祖显灵相助，请求封赐，于是宋廷即赐封玛祖顺济庙额，得到了公开承认与推广，历元至今，逐渐成为全国性的信仰。这其中的推广发展媒介，除来自朝廷的不断加封，达官显贵与富豪的献地立祠创庙外，还有如下传播媒介：
首先是船员、渔民和海商。玛祖既是一位公认的海神，故凡与海有关系的人们，就必然是玛祖信仰的虔诚信徒，在科学不甚发达的当时，海上航行对神灵的寄托祈祷，以满足精神上的需要，是人们的普遍心理。故船员、渔民、海商足迹所至，就会建造更多的玛祖宫庙，出现更多的玛祖信徒。如创建于元泰定三年（1226年）的天泽天妃宫，后来竟成为全国三大天后宫之一。明代以降，玛祖信仰更进一步向我国沿海地区，甚至海外各地传播，如美国西太平洋的檀香山、旧金山也都建有玛祖宫庙。郑和下西洋、郑成功开发台湾，均有大批船员是玛祖信徒，这也就是对外传播的媒介。有清一代，地处海岛的台湾商人，在取得一定经济实力之后，也认为是海神保佑的结果，因之捐资兴建天后宫，遂成风气，越建越多，建筑也越来越壮观。
其次，封建王朝的褒封和上层人物的推崇，更是玛祖作为中国海神得以迅速推广的关键。从玛祖诞生的宋朝起，经元、明、清历代帝王的数十次褒封，如南宋王朝褒封玛祖尊号就达14次之多。玛祖从“夫人”、“天妃”、“天后”，直到“天上圣母”，并列入国家祀典，如无封建统治者的这般极力推崇，显然也就难以推广的。正如台湾学者林明峪先生所说，“这种受帝王尊崇、上行下效的结果，使玛祖的信仰圈子更为扩展，造成更广大的香火气象，而无人不知不晓的局面的形成，实有赖于帝王的带动作用。”
再次，华侨也是玛祖信仰向海外传播的媒介。众所周知，福建华侨人数众多，他们远涉重洋到国外经商谋生，均得冒生命危险，才能到达目的地，于是祈求神灵保佑，旅途一帆风顺，乃是大家的共同心理，玛祖自然会成为他们海上航行的保护神，华侨一旦经营发家致富，均认为是玛祖神助的结果，于是建庙祭祀自不待言，华侨无形中也就成为玛祖信仰向海外传播的天然使者。如马来西亚，据不完全的统计，就有天后宫35座，时至今日，香火还很旺盛，尤其是1985年竣工的吉隆坡天后宫，费时五年，其建筑之壮丽，堪为全马来西亚建筑之冠。再加上林氏宗族成员的积极传播，迁居台湾、日本及至东南亚，玛祖信仰更达到登峰造极。如台湾的玛祖庙共有500多座，大多与林氏宗祠设在一起。日本鹿儿岛片浦的玛祖神像，相传也是明末莆人林北山从湄洲祖庙请去的。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台湾、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又再次掀起了“玛祖热”，纷纷不远万里上湄洲岛朝圣行香、旅游观光，人数多达十万人次以上。加上明清以来，我国沿海北到京、津、鲁、江、浙、沪，南到广东、海南所建的众多玛祖宫庙，遂使玛祖成为统领四海的最高海神，她的名字又伴随漂洋过海的侨胞传到世界各地，成为颇具世界影响的中国海神的象征。
10.香妃的传说从何而来
关于香妃，百余年来，民间广泛流传着她的传奇性的故事，野史中也有许多文笔哀艳的记述。大意是说，清乾隆年间，远处祖国边陲的新疆天山南路，有一位回部王妃，长得非常美丽，身上还散发出一种异香，因此被人称为“香妃”。乾隆中叶，清兵人回疆，定边将军兆惠将香妃俘获后，送往京师。乾隆帝有意将她纳入后宫，但这位艳如桃李的王妃对乾隆帝却冷若冰霜。她身上藏着一柄匕首，表示宁死不屈。乾隆帝对她无可奈何，经常到她的住所小坐，希望她能回心转意，但她丝毫不动心。年复一年，香妃思乡心切，每逢时令佳节，不禁凄然泪下。她想一死了之，但左右监视她的人寸步不离，无隙可乘。皇太后知道这件事后，劝皇帝说：“她不肯相从，不如杀了以成全她的名节，或者把她送回乡里。”乾隆帝明知香妃志不可屈，又不忍加害。有一天，乾隆帝为了到天坛圜丘祭天，先住到斋宫斋戒。这时，皇太后急速使人把香妃召来，对她说：“你不肯屈志，究竟作何打算？”香妃回答说：“唯死而已。”太后说：“那么今日就赐你一死。”香妃听了大喜，再拜顿首，说：“太后这样成全我，真是恩情天高地厚，我死之后，在九泉之下也感激您。”说罢泣下数行。太后乃命人引入旁室中将其缢死。乾隆帝在斋宫闻知，急忙赶来，见太后寝宫大门已下键，在门外痛哭失声。俟门启时，香妃已经气绝，然而肤色如生，面犹含笑。乾隆帝乃厚其棺殓，以妃礼送往新疆安葬。
就是这则凄恻动人的故事，长期以来，引起不少文墨之士的雅兴，从野史、小说到诗词、画卷，以及戏曲说唱，绘声绘影，大肆演染，竟使不少人以为确有此事。只是到了近年，这个关于香妃之谜才解开。
清东陵埋葬乾隆帝的裕陵附近，有一座裕妃寝园，是乾隆帝30多位妃嫔的墓葬群。1979年10月，在其中的容妃墓中出土一批残碎物品。考证这批物品，并和传世的史料相对照，可以证实乾隆帝确实有一位回妃，她就是容妃和卓氏，但和“香妃”毫不相干。
和卓氏是新疆秉持回教始祖派噶木巴尔的后裔，生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九月十五日。她世居叶尔羌，属和卓旗，因此称和卓氏。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二月，定边将军兆惠平定回部振旅凯旋，她的亲属因受封随同到京师定居，屡次受到皇帝赏赐。以后，和卓氏被选人宫。乾隆二十五年六月，福建巡抚吴士功进献的18棵荔枝树结了200多个荔枝，弘历赏赐给后妃们品尝，和卓氏当时是贵人，年27岁，也按例分到一份。乾隆二十七年五月，乾隆帝奉太后谕旨，册封和贵人为容嫔，时年29岁。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太后命升容嫔为妃，这时她已经35岁了。
容妃深得乾隆帝的宠爱。她曾随同乾隆帝南巡江浙，东巡到泰山、曲阜，也到过盛京（今沈阳）拜谒清太祖的福陵。她在宫中被允许穿着本民族的服装。在封妃前夕，特地给她制作全部妃子冠服，如天鹅绒朝冠、染貂朝冠、吉服袍褂以及项圈、耳坠、数珠等饰物。为尊重她的民族习惯，宫内专为她设有回族厨师。容妃多次把回族厨师的拿手名菜呈献给乾隆帝品尝，乾隆帝也深知容妃的喜爱，每逢宫内赏赐哈蜜瓜时，总是把最上等的花皮回子瓜单赏给她，其次妃嫔则赏给二等青皮瓜。容妃50岁生日时，赏给古玩、锦缎、银元宝、藏香等物。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容妃病逝，终年55岁。死后，以妃礼入葬。她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在棺木上特地刻有《古兰经》的经文。
清朝皇帝的妃嫔本来是满、蒙、汉各族都有。乾隆帝有后妃36人，只有这一名回妃。野史上传说“香妃”在宫中身藏匕首，最后遭到太后赐死，与容妃的真实史料不符，纯属无稽之谈。容妃死后葬在清东陵的妃子寝园，也是确凿无疑的。撰诸情理，当时宫闱各种定制极为苛严，皇帝的妃子也不可能在死后送往万里之外的新疆下葬。
传奇性的故事不能代替真正的历史。那么，关于香妃的传说是什么人编造的呢？是怎样流传开来的？编造这一传奇性的故事用意何在？这仍然是未解开的谜。
11.龙的传说是怎么来的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
这深情的词句，使每一个中华儿女都以龙的传人而自豪。龙，这种神奇的灵物以其变化莫测的形象在中国大地上盘旋飞舞，在天空中喷云吐雨，在江湖中兴风作浪。历代帝王年年岁岁都要向着无限苍穹中的幻影顶礼膜拜，一切文学艺术都不断为它献上虔诚的祭品。可是，当代世界，谁曾见过一条龙？千古神州，谁又曾目睹过真正的龙？
龙，实在是中国文化最古老的谜之一。
汉代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这种描写，给永远也见不到龙的人们增加了更多神秘感。
关于龙的起源，从古至今不知有多少文人学者进行过考证。今天，人们最终得到了一种比较一致的结论：龙起源于原始氏族社会的图腾崇拜，它是许多种动物图腾的综合体。作为一种共同的观念和意识形态，龙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图腾”，它浓缩着、沉积着原始社会晚期到阶级社会初期人们强烈的感情、思想、信仰和期望，乃至最后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既然追溯到了原始社会晚期，问题的答案似乎有了眉目。那么，龙究竟是什么图腾？或从哪几种图腾中产生的呢？
有的考古学家认为，龙是一种对于爬行动物的原始宗教崇拜的延续和发展，最早的龙就是有角的蛇；另一些考古学家认为，除了龙身可能与蛇有关外，龙首形象的形成，最先可能同猪这种与人类日常生产和生活关系最密切、人们最熟悉的动物有关；也有的学者指出，龙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蜥蜴，新石器时代一些陶器上有这种动物逼真的浮雕；还有的人则认为，龙身来源于蛇，龙首则来自马首和牛首；有的民族学家说，最早的龙应该是鳄鱼而不是蛇，传说时代的“豢龙”，就是古代人工驯养鳄鱼；更多的学者根据今天所见到的“龙”的形象，同意闻一多先生早年的分析：龙是蛇加上各种动物而形成的。它以蛇身为主体，接受了兽类的四只脚，马的鬃毛，鬣的尾巴，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
凡此种种，都有一些根据，但包含更多的无疑是推测。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为探索龙的起源提供了一些材料，其中主要有：河南濮阳仰韶文化层中蚌壳摆出的龙；山西襄汾陶寺村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龙纹陶盘；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龙；河南偃师二里头商代以前的龙纹陶片；内蒙古昭乌达盟傲汉旗大甸子商文化出土的龙纹彩陶盆；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龙，等等。其中濮阳仰韶文化层中的蚌龙，距今已有六千年左右的历史了，即产生于原始社会之末、夏王朝诞生之前。由此可见，龙起源于原始社会已确凿无疑。而今天人们所熟知的龙的形象，大体在汉代就已经形成。在先秦时代，龙经历了无数次人为的装饰。根据考古发现，我们似乎有理由确认龙的主体是蛇。在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以蛇为图腾的原始氏族遍布黄河中下游流域和大江南北。蛇是中国古代最普遍的一种动物图腾，在许多遗址的陶器上都有描绘和刻画。
我们还看到，中国历史上流传着许多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处于原始社会晚期的盘古氏、女娲氏及三皇五帝，《山海经》中的共工、相柳、贰负，《竹书纪年》中属于伏羲氏系统的长龙氏、潜龙氏、屠龙氏、降龙氏、上龙氏、水龙氏、青龙氏，赤龙氏、白龙氏……这一大群人首蛇身或披鳞长角的龙蛇，无不和古老的氏族部落图腾崇拜有密切联系。至汉代，大量画像石、画像砖和绢帛画上表现的伏羲女娲交尾图，有人认为是龙的起源的一种象征。实际上，至春秋时代，或至屈原在《天问》中最先描述女娲之前，龙的基本形象已经形成了。传说中的伏羲女娲可能继承了龙的某些传统，但并没有进一步丰富龙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