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于9月16日离开帕多瓦，当晚到达维琴察。第二天，参观了位于圣母广场的图书馆（或曰旧宫）、当铺和总管府第，于当晚到达维罗纳。
20日，孟德斯鸠从维罗纳出发，当天到了佩斯希厄拉。沿着加尔达湖走，差不多一直到德方札诺。从9月21日至23日，他一直在赶路，经帕拉佐洛和卡莫尼卡，于9月24日到达米兰。
孟德斯鸠凭借所带的那些介绍信，立即进入了米兰的上层社会。他首先拜访了塞莉阿·格里奥·德·热纳，她嫁给了让一伯努瓦·博罗梅厄伯爵，是康蒂把孟德斯鸠介绍给她的。
博罗梅厄伯爵买人安排他参观了盎博罗修图书馆，孟德斯鸠对馆藏手稿发生了兴趣，他走遍了一座大厅，“里面有好几个依照古罗马美女制成的模特儿”和“一间里面有一些价值连城的油画的房间”。博罗梅厄伯爵夫人的府邸已经成为学者们聚会的场所，变成反对奥地利、主张在米兰重建西班牙制度的造反中心。通过交谈了解到这种政治形势以后，孟德斯鸠指出：“德国人正在毁灭这个国家，人们恨他们恨到了无法形容的程度”。
因为特里维尔瑟王妃和博罗梅厄伯爵夫人离开米兰而“悲伤欲绝”的孟德斯鸠，于10月16日离开了这座城市，去参观博罗梅厄群岛，当晚到达瑟斯托。17日这一天“因为风雨交加”，他是在瑟斯托度过的。18日，岛上舶景色使他开心起来：“对这座叫博乐的小岛来说、不能看到比这更美的东西了……可以说，离开这个赏心悦目的地方，是会感到后悔的”。
同一天，孟德斯鸠从瑟斯托出发前往都灵，中途停在诺瓦拉。孟德斯鸠在诺瓦拉参观了老城墙和圣·戈当瑟教堂，教堂里光线的效果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还参观了巴尔纳伯会修士的教堂。他又一次在激情的支配下给特里维尔瑟王妃写了一封信，信里充满了激情和痛苦：“我处于一种可怕的无法形容的绝望之中……我要发疯了……我觉得，失去了您，我也化为乌有了……”
我们的旅行家11月5日离开都灵，起程去热那亚。11月6日，夜宿维拉诺瓦，7日和8日，他在亚历山大里亚停留，8日当晚，经诺维和加维，他到达沃尔塔日奥。景致的变化立即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他把这一点归因于在这个热那亚共和国里散发着的自由空气：“从沃尔塔日奥起，我们看到的都是光秃秃的山，这里不出产小麦，只有一些橡树，然而这些丘陵上满是农民的房子，这块不毛之地好像住满了人。我们可以把这看成是自由的效应。”后来他写《论法的精神》，在论及有教养的国度时，又重新提到了这一思想，他写道：“那些国家所以得到发展，不是因为土地肥沃，而是因为自由。”
为了排谴心中的郁闷，孟德斯鸠于11月14日上午10点去了佛罗伦萨，1729年1月15日，孟德斯鸠离佛罗伦萨去罗马，16日他在西耶纳停留一天，参观了那里的教堂，在那里他看到了“由多米尼克·贝卡菲米制作的著名的明暗对比拼镶地面，整体构思之妙，制作艺术之高，使地面如同画的一般”。他在教堂里还欣赏了“带有贝南骑士图的拱顶”，其“手法之高妙，无人能够达到；大理石象肌肉一样，人物栩栩如生”。他继续朝罗马行进，在阿卡庞当特这个“穷乡僻壤的山区”，住在一间“陋室”里。孟德斯鸠离开大公的领地向教皇的国度进发，他匆匆地参观了一下维泰伯，于1月19日晚经“卡西亚”路到达罗马。
孟德斯鸠在直接参与上层社会活动、谈话、参观名胜古迹和艺术品的同时，也抽出相当多的时间进行学习，“比起在巴黎来，外国人在罗马既参与上层社会生活，又进行学习，是容易得多了。因为巴黎的社交聚会是一个与另一个相连的，您今天被邀请，是因为昨天您在场。在罗马，聚会不是一个接一个的”。为了准备去英国旅行，他学起英语来，“一个教我英语的爱尔兰人，把他所会的关于这种语言的一切都教给了我，但是还得从头开始”。他的笔记是一些会谈记录，也有读书摘要。他写《罗马盛衰原因论》的计划可能如福尔·阿里先生所提出的那样，在罗马就有了，而不是像夏克尔顿先生所暗示的那样，是在英国的时候产生的。然而，这项假设无法证实。同样可以设想，孟德斯鸠的题为《论罗马居民的节俭及其与古代罗马人饮食无度之对比》的论文，其中的部分研究和评价是在当地开始写的。这篇文章于1732年12月在波尔多科学院宣读时，孟德斯鸠没有在场。
孟德斯鸠对那不勒斯的道路两旁的古代建筑一直在不断地进行描述。4月22日到达卡普，当地总司令请他吃了晚饭。在卡普和韦萨没有耽搁多少时间，于4月23日即抵达那不勒斯，在那里一直呆到5月6日。
孟德斯鸠满脑子里还都是在罗马时的良辰美景，初到那不勒斯，似乎感到失望。直到后来人们也还记得他做过这样的肯定：“罗马，这是全世界最美的城市，即使艺术沦丧了，在罗马也能够找回来。”他当时的感受和勃劳斯院长十年后所感受到的相似：“罗马的美真使我目不暇接，大饱眼福”。然而，孟德斯鸠对那不勒斯的城市风光也并非无动于衷。他被总督请去做客，他对从客厅里能望到的景色非常欣赏：“从哪个角落都可以看到海，能看到船只来往，可以从一面看到维苏威火山，可以看到两侧的海岸，整个是一幅迷人的景色。”在他看来，那不勒斯环境优美，街道宽阔，铺着粗糙而巨大的正方形石块，房子大，而且高矮相仿。有许多宽敞美丽的广场，有五座城堡或防御工事，让人看了不由得不惊奇。
5月6日，孟德斯鸠离开那不勒斯重返罗马；7日中午，他乘上莫勒-迪-热斯塔号船去了加埃塔。他对途中所见所闻未作细致准确地描述，只提了提在皮帕尔诺停留的情况，在那里，托马斯·奥卡罗纳先生和他谈到了沼泽地变干的一些情况。最迟在5月11日，他又回到罗马。
孟德斯鸠第二次在罗马呆的时间比第一次短，到7月4日就结束了；他迫不及待地想再看看一切，所以这一次他跑遍了全城。
孟德斯鸠的意大利之行就这样结束了，从1728年8月16日起，到1729年7月31日止。
孟德斯鸠于1729年7月31日离开特兰托，在等待10月31日坐船赴英国前的三个月里，他走遍了德国和荷兰。穿越蒂罗尔山区和勃伦纳山口，都给他留下了坏印象。
1728年4月5日开始的这次漫长的欧洲大陆旅行，最后一站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孟德斯鸠此行经过的国家有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德国和荷兰。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孟德斯鸠考察和研究了这些不同政体的国家——王国、共和国和公国的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制度。他肯定将这些国家作过比较，结合它们的历史情况、地理位置和政治上结盟的情况，对他们的强弱以及优势和劣势进行过比较。在罗马、德国和荷兰，孟德斯鸠对宗教问题都很关心，特别关心詹森派和新教徒的态度在政治上的反响。他的笔记尽管事后做过改动，仍然表明他对纪念性建筑物和艺术作品越来越有兴趣。他曾两次参观矿山，先是在匈牙利，后来是在德国。孟德斯鸠不满足于游山玩水，他进行的是一次严肃的游历，是一次做研究工作和搜集资料工作的游历。1729年11月至1731年几年中，他在英国逗留，这段时间几乎与他这次游历的第一阶段一样长，其间的见闻、角度与在欧洲大陆游历时有所不同，对他在大陆的观察所得做了补充，为他的论著提供了材料。这次的游历所得，对他日后写《罗马盛衰原因论》和《论法的精神》都大有裨益。
罗马盛衰原因论
孟德斯鸠从年轻的时候起，当他还是朱伊公学的学生时，就对罗马历史表现了一定的兴趣，正像在“罗马史”项下收集的他的那些学生笔记所显示的一样。一进波尔多科学院，孟德斯鸠就于1716年6月18日宣读了题为《论罗马的宗教政策》的论文，1722年，他把《苏拉与欧克拉底的对话》提交给中二楼俱乐部。他的意大利之行，两次旅居罗马，使他得以发现一段历史，一段到那时为止他只有浅显的和基本上只是书本知识的历史。
阅读他在英国和意大利再度发现的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促使孟德斯鸠去考虑在各国历史上政治人物的影响和局限。他从《论提图斯——李维的罗马史》和《君主论》两部著作里得到启发，根据当时条件，精心地发展了马基雅维利的思想。马基雅弗利对孟德斯鸠的影响是复杂的，难于判断。勒维·马尔瓦诺发现，孟德斯鸠对马基雅维利褒贬兼有，不像初看起来那么简单，他的态度不甚明朗，因为他赞扬这位佛罗伦萨人，而这种赞扬又并非言不由衷，但他同时又在《论法的精神》的一段手稿里批判马基雅维利主义。这段话在该书1748年出版的时候没有了，是这样写的：“但是，为了使君主们维持自己的高大形象，马基雅维利就让他们实行一些只对专制政府才是必须的原则，简直是昏了头，在君主制下，这些原则是没有用的、危险的，甚至是无法实施的。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不很了解君主制的性质及其可贵之处，而这是和他的伟大思想不相称的”。根据巴尔蒂埃的推测，孟德斯鸠是通过二手材料了解马基雅维利的，是通过17世纪一个叫路易·马雄的议事司译写的《马基雅弗利颂》来了解他的。当时正赶上投石党作乱，孟德斯鸠住在吉耶纳，看了这本书，于是对这位佛罗伦萨人得了这么一种特别的印象。
孟德斯鸠为英国宪章所吸引，也读了《工匠》杂志中那些将罗马历史和英国历史进行对比的文章。他回封拉布莱德以后，在《随笔》中记下了一张他要读的作品的单子，其中有不少书是关于罗马的历史。这就是说，孟德斯鸠早已列好一个参考书目，制定好一项工作计划了。1731至1733年底之间，他几乎全力地投入了这项发奋的工作，由于他在拉布莱德心态平和，使这项工作进展便利了。
孟德斯鸠感到有必要出版一部严肃作品，以消除他年轻时写的东西在友人和对手中间所造成的影响。因此，他决定用两年时间在波尔多和拉布莱德写《罗马盛衰原因论》。
作品于1733年初完成。5月，孟德斯鸠去了巴黎，研究出版的可能性。他想避免复杂而繁琐的检查，于是决定像1721年出版《波斯人信札》那样，也拿到荷兰去出版。为此，经荷兰驻法大使阿伯拉昂·冯·霍伊介绍，他去找了雅克·德博尔德。1733年9月28日，孟德斯鸠就在给赫维夫人写的信里第一次提到《罗马盛衰原因论》即将出版：“您不久将会看到一部目前正在荷兰印刷的作品。我想像上次那样匿名，但我的秘密已经泄露出去了。您看了以后能对我谈谈看法，我将非常感谢，因为我现在已经无能为力，就只能这个样子出了。书名是《罗马盛衰原因论》”。
即使书名尚未最终确定，印刷机却已转了起来，校样也一批批地送到了。孟德斯鸠想做到万无一失，又请他的朋友卡斯泰尔神父把书看一遍，把凡是会给他带来麻烦的地方给他划出来。这本书在巴黎出版是在7月。7月20日，勒·布朗神父向布衣埃通告：“德·孟德斯鸠庭长的书已经贴出海报，正在巴黎圣一雅克街的于阿尔书店出售，但书里有很多填补空白的图画。我看了，我想这本书不会像《波斯人信札》那样给他带来荣誉”。1734年至少出了两种盗印本，可能是在法国搞的。盗印版的出现说明了作品的成功，但这成功和当年《波斯人信札》那种受欢迎的情况相比，就不那么明显了。
对出版界玩的手法了如指掌的卡斯泰尔神父于7月通知孟德斯鸠，说有人未经允许要在巴黎盗版印刷《罗马盛衰原因论》。在此以前，书商西蒙曾请求卡斯泰尔神父将这本书的抄本给他去出书。卡斯泰尔神父出于谨慎，获得孟德斯鸠同意以后只给了西蒙“书名和目录，以便送呈掌玺大臣，为的是书一旦发表，他可以保住印书的优先权”。可是，西蒙最近通知卡斯泰尔神父，说书商于阿尔在十天以前已经确定了“出书的日期”，掌玺大臣和他的秘书已是人手一份《罗马盛衰原因论》的抄本了。卡斯泰尔神父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泄露出去的，催促孟德斯鸠做出反应，以保护自己的权益：“请允许我对您说，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您容忍这件事就这么过去是不合适的，反对这一优先权取决于您，您宣布您是该书的作者，您就可以把优先权给您愿意给的人，或者最好是您自己把优先权拿过来，要是这样，我还要请您记住我那位叫西蒙的书商。”
孟德斯鸠的朋友们争先恐后地向他表示祝贺，同时也劝他要行事谨慎。德·唐森夫人在这部著作进入法国的困难尚未解决时给他写的信就是这样说的：“我以为不必向红衣主教和骑士提及此事，因为这会引起某些人对您的注意，您还必须将事实隐瞒一段时间”。但是，这个克制的建议来得太迟了，该书作者的匿名已被拆穿。况且，盗版印的书已出，在书名那页上印着德·孟几个缩写字，很容易就能让人猜出作者是谁，骗不了任何人。
1734年7月24日，多达尔写信要求孟德斯鸠给他“搞一本荷兰版的”，这说明盗版书已开始在巴黎流传。
孟德斯鸠的熟人里，建议他和当局进行接触以免作品被扣的，不只是多达尔一个人，他们都指出了一些可能会导致批评的段落。卡斯泰尔神父鼓励他去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