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初，敦煌藏经洞重开，数万件抄本写卷重显于世，其中竟然有约二百多件久已失传的俗讲变文，它们的发现，震动了我国古代文学研究者，上世纪30年代，著名俗文学研究专家郑振铎先生就激动地指出：
在敦煌所发现的许多重要的中国文书里，最重要的要算是“变文”了。在“变文”没有发现以前，我们简直不知道：“平话”怎么会突然在宋代产生出来？“诸宫调”的来历是怎样的？盛行于明、清二代的宝卷、弹词及鼓词，到底是近代的产物呢？还是“古已有之”的？许多文学史上的重要问题，都成为疑案而难于有确定的回答。但自从三十年前史（斯）坦因把敦煌宝库打开而发现了变文的一种文体之后，一切的疑问，我们才渐渐的可以得到解决了。我们才在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之间得到了一个连锁。我们才知道宋、元话本和六朝小说及唐代传奇之间并没有什么因果关系。我们才明白许多千余年来支配着民间思想的宝卷、鼓词、弹词一类的读物，其来历原来是这样的。这个发现使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史的探讨，面目为之一新。
如此重要的发现，立即引起了我国学者的重视和研究，以20年代王国维发表的《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为开端，接着陈寅恪、向达、傅芸子、王重民、孙楷第、郑振铎、关德栋、周绍良、潘重规等人继踵而至，更在搜集作品、钩稽史料、探源溯流、考证故事、追踪影响等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后来从事这方面的探讨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专门全面汇辑俗讲变文作品的工作上，不能不说当以周绍良先生的《敦煌变文汇录》一书为最早（此书1954年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又1955年增订再版），其筚路蓝缕之功，值得我们尊敬和感激。此后才又有了向达、王重民等六位先生编校的《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潘重规先生的《敦煌变文集新书》（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印行，1983—1984年）等问世。它们的出版，为研究敦煌俗讲变文和唐代俗语方言，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大大推动了这些领域研究水平的提高。但是，回顾以往八十多年来的我国俗讲变文研究，实事求是地讲，成果虽大，却也有明显不足。2000年4月15日上海出版的《文汇读书周报》第5版上刊登的一篇《自东瀛来，不亦乐乎——冈村繁先生来沪学术交流纪实》报导，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报导说日本当代汉学家冈村繁与其弟子来华进行学术交流，在向复旦大学中文系等高等院校师生作《日本接受中国文艺的类型》报告中，他以古代的平安、镰仓、室町、江户四个时代分析了日本接受中国文艺的历史，进而考察了日本古代对中国文艺的接受与模仿，以及特征与模式。其间：
冈村繁先生对平安时代的“物语”与中国“变文”的比较研究，更是引人兴味。他条分缕析地剖析了“变文”与“物语”之间在素材、叙述语言、时代设定、欣赏方式、讲述主角等方面的惊人相似之处，并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日本宫廷女官之间流行的“物语”源于中国长安、洛阳等城市的变文。日本最早的“物语”文学作品《竹取物语》与至今流传于中国四川省金沙江流域和西藏的民间传说《斑竹姑娘》有着亲缘关系。
这篇报导虽然没有详细介绍冈村先生是如何阐述这些观点的，但是却鲜明地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即我国唐五代时期流行的俗讲变文，不但对本国后起的宝卷、弹词、小说、戏曲等，还曾对日本平安时代“物语”小说的兴起做过贡献。于是我翻检收集了自1920年出现敦煌俗讲变文这一专门研究以来到现今有关的论文，包括报刊中散见的和曾编入某种文集的《敦煌变文论文录》（周绍良、白化文编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以及《敦煌变文集新书》附录的有关“论文目录”等，我国学者中竟没有一篇涉及过中日文学这一关系的研究文章，甚至连提都没有提到过一句。显然，如此一件中日文学交流史上的重要问题，被我们忽略了。
我们这样说，绝非要抹杀前辈学者和时贤研究俗讲变文中对中外文化交流所起影响与作用的注意和肯定。相反，这些学者大多都曾负笈海外，学贯中西，可以说都是内外兼通的专家，他们研究俗讲变文的渊源、得名、演变、发展，以及体制、形式、内容、精神思想、词语表述等，都是既考古今之经，又索中外之典，既强调它的民族性，又重视它的世界性，远征佛典、梵语，深入探讨了它们与外来文化（主要是佛教文化）密不可分的关系。俗讲变文的产生，除了先秦以来叙事诗、讲故事的传统基础外，随佛教文化传入而来的唱导、赞呗、转读等制度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佛教文化是外来文化，但在视华夷如一的唐代，胸怀闳放，思想开阔，只要于己有益的就敢于拿来，兼容并蓄，这就是鲁迅先生说的：
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
但是，如果把中外文化交流看作一篇大文章的话，论证俗讲变文时，前辈学者在各方面虽都注意到了外来佛教文化的作用，这只能算作了上半篇文章，后面还应该有下半篇未作。季羡林先生曾这样论述不同国家与民族间文化交流的规律：
在人类历史上，文化交流是经常的、正常的现象。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证明了一个事实，这就是，国家无论大小，历史无论长短，尽管深度和广度有所不同，每一个国家都对人类文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每一个国家都是一方面接受别国的文化，一方面又把自己的文化送出去，送给别的国家，从而既丰富了自己的文化，也丰富了人类共同的文化宝库。
简单地说，各国、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规律，是既有“取来”，又有“送出”，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既是交流，“取来”与“送出”不可能只取其一，看看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情况，事实也正是这样。
唐代是我国政治军事强大、文化经济繁荣的大国，此时兴起的俗讲变文，既曾勇于吸收佛教等外来文化，又曾以其巨大的文化魅力对周边地区和国家慷慨送出，给它们以直接或间接的辐射与影响。特别是对与我国仅一海之隔的近邻日本，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影响更是重大而深远。对此，已故史学家周一良教授曾这样论述：
唐代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对于亚洲各国各方面的影响也极大。当时越南北部在政治上与唐朝融为一体，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新罗、百济也往来频繁，关系密切。至于日本，对于唐朝的典章制度，衣冠文物，更是如饥似渴地吸取。虽然宋明时期由于中国禅僧的东渡，中国文化又陆续不断输入日本，禅宗与儒学之外，衣食住等方面，如种茶与作豆腐，中土僧衣直缀之演化为日本的“十德”，以及建筑的“书院”式等等，皆是其例。但无论政治经济制度或文化成就、社会习俗等日本所受中国影响最为基本的、主要的、以后历史久远的，还是在唐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