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我在多年从事敦煌石窟营造历史的研究中，对敦煌晚期石窟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敦煌石窟的晚期，由于西藏后弘期佛教的兴起和广泛流传，给徘徊二百多年的敦煌石窟营造，展现出一个崭新的时期，石窟艺术重新焕发了青春，莫高窟和榆林窟、安西东千佛洞、五个庙等地的西夏、蒙古和元代的壁画，可以说是敦煌佛教壁画的登峰造极、炉火纯青时期。而这一切都有赖于藏传佛教艺术所注入的活力，我称之为敦煌石窟营造史上的复兴时期，并写进了2002年出版的《敦煌石窟营造史导论》，但因资料所限，对这一问题并未做出深刻地阐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近年在西藏西部的石窟艺术的研究和介绍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这次敦煌吐蕃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他们发表了这一方面研究的新成果，对我们进一步认识敦煌石窟晚期的艺术提供了很大帮助。西藏西部的佛教石窟艺术，展示了与敦煌晚期石窟艺术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使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与藏传佛教艺术的研究有机地结合到一起，这是敦煌吐蕃文化的延续。如果说，敦煌石窟在她的最盛期，迎来吐蕃对敦煌的管辖，因而对吐蕃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话，那么到敦煌石窟濒临衰竭的晚期，是吐蕃的佛教艺术反哺敦煌，给了敦煌石窟艺术新的活力！这就又为我们从事敦煌学研究和藏学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
敦煌供养人研究的历史成就和未来课题
张先堂
张先堂，男，1961年生，山西静乐人。1982年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1987年山西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为敦煌研究院研究员、科研处处长、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主要论著有《敦煌文学概论》（合著）、《晚唐五代净土五会念佛法门在敦煌地区的流传》、《唐代净土教宗师法照与五台山、并州关系新探》、《古代敦煌供养人的造像供养活动》、《莫高窟供养人画像的发展演变》等。
敦煌学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从敦煌学的各个学科领域、各个研究层面、各个研究角度加以回顾，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目前的研究现状，进而明了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努力的方向，这对于敦煌学未来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本文旨在从敦煌供养人研究这一角度简要总结其历史成就和存在的问题，探讨其未来努力的方向。
敦煌供养人研究的历史成就
佛教的供养是指施舍资财或以崇敬、赞叹、礼拜等精神性活动来供养佛教三宝——佛、法、僧，佛教的供养人即指从事上述供养功德活动的僧俗信徒。
在敦煌石窟中保存了有关供养人的丰富资料，可以归纳为两大方面：一、有关供养人的文献资料，其中包括了敦煌石窟中保存的总数约7千余条的供养人画像题记和藏经洞出土绢纸绘画中的数百条供养人题记，敦煌遗书中保存的公元4—11世纪（特别是唐、五代、宋初）有关反映敦煌僧俗信徒践行佛教功德活动、用以供养佛教三宝——佛、法、僧的历史活动的大量文献资料。二、有关供养人的图像资料，其中包括了敦煌石窟壁画中保存的自十六国至元代数以千计的供养人图像，以及在藏经洞出土的绢画、麻布画、纸画等绘画品中保存的唐、五代、宋初数以百计的供养人图像。
敦煌石窟中保存的有关供养人的大量资料具有传世历史文献所无可比拟的丰富性和原始性，这些珍贵的资料涉及我国中古时代历史的诸多领域，具有多方面学术研究价值。因而自敦煌学诞生之初即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百年来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
长期以来，中外一些学者十分重视并致力于敦煌供养人基础文献资料的整理，产生了许多有影响的成果。法国伯希和早在1908年考察敦煌莫高窟时就最先抄录了大量供养人题记，其成果收录于后来出版的《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上世纪40年代，史岩的《敦煌石室画像题识》、李浴的《安西榆林窟（万佛峡）志略》、谢稚柳的《敦煌艺术叙录》和张大千的《莫高窟记》等都抄录了部分敦煌石窟供养人题记。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当属敦煌文物研究所（即今敦煌研究院前身）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这是敦煌研究院众多学者自上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数十年间对莫高窟数百个洞窟供养人画像题记进行调查、整理的总结性成果，成为学界研究敦煌社会历史、佛教史、艺术史、民族史等学科案头必备的基本文献。
张伯元编《安西榆林窟》中则收录了敦煌研究院专家们整理的榆林窟供养人题记。这些都是汇辑敦煌石窟供养人题记的第一手资料。此外，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辑录的碑、铭、赞中包括了许多反映唐宋时期敦煌各阶层民众写经、造窟、造像等供养活动的资料；黄征、吴伟编《敦煌愿文集》中也包含了反映唐宋时期敦煌各阶层民众有关写经、转经、造窟、造像、行像、燃灯、竖伞、斋供等各种佛事供养活动的愿文；马德《敦煌绢画题记辑录》辑录了英、法所藏绢画中的供养人题记。这些都是研究敦煌僧俗信徒佛教供养活动与信仰观念的很有价值的文献资料。
在敦煌供养人文献资料的研究方面，中外学者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论著。如中国学者苏莹辉的《论莫高、榆林二窟供养人题名之有裨考史》、《千佛洞的供养像与题记》、《榆林窟供养者题名考略——瓜沙史事丛考之四》、《从莫高、榆林二窟供养者像看瓜、沙曹氏的联姻外族》等系列论著揭示了供养人题记对于历史研究的价值；万庚育《珍贵的历史资料——莫高窟供养人画像题记》论述了供养人题记的历史内涵和价值；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洞窟的营造年代》则根据供养人题记构建了莫高窟营造史的轮廓，成为供养人题记研究的力作；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一书在继承前辈学者成果的基础上，着重利用供养人题记和敦煌遗书中有关造窟供养活动的文献资料，对莫高窟的营造史进行了总结性的论述；日本学者土肥义和的《九—十世紀の敦煌莫高窟を支えた人タ——敦煌研究院編〈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の數量的分析》、《敦煌莫高窟供养人图像题记について——その配置を中心に》对敦煌供养人的数量、构成、供养人题记在洞窟中的配置作了详细的考察，这些论著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敦煌供养人文献资料特别是供养人题记的历史价值，是敦煌供养人文献研究方面具有重要学术参考价值的成果。
长期以来，中外学者在敦煌石窟供养人图像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有许多学者从古代服饰史角度研究敦煌供养人图像。如系统整理、介绍敦煌石窟供养人服饰图像资料的有潘絜兹编绘《敦煌壁画服饰资料》、谭蝉雪主编《敦煌石窟全集·敦煌服饰画卷》；专题研究敦煌供养人服饰的有苏莹辉《敦煌壁画供养者像举隅——北朝早期人物、服饰史料简介》、《敦煌壁画供养像举隅——隋迄元代服饰史料简介》、《敦煌壁画供养人的服饰》等论文，暨远志《中国早期佛教供养人服饰》，姜伯勤《敦煌莫高窟隋供养人胡服服饰研究》，特别是段文杰的《敦煌壁画中的衣冠服饰》、《莫高窟唐代艺术中的服饰》堪称为深入系统研究敦煌供养人服饰的代表作。上述成果为敦煌供养人服饰图像基础资料的整理、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外，日本原田淑人，中国沈从文、周锡保、周汛、高春明、黄能馥、陈娟娟等专家有关中国古代服饰史的研究论著都部分地利用和引证了敦煌供养人画像服饰资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研究机构努力推动敦煌服饰的研究，如2002年上海东华大学与敦煌研究院合作成立了“敦煌服饰研究中心”，开展“敦煌学与历代服饰研究”的课题，2005年举办了“中国服饰史研究与敦煌学”论坛，发表了一批敦煌服饰研究论文，显示了服饰史学者对敦煌供养人服饰图像资料高度关注所取得的最新成果和发展势头。
其二，有个别学者从古代美术史角度研究敦煌石窟供养人图像。代表性的成果如关友惠《敦煌壁画中的供养人画像》、段文杰《供养人画像与石窟》简要地论述了敦煌历代供养人画像的源流演变过程及其在古代人物画史上的价值。俄罗斯鲁道娃《艾尔米塔什国家博物馆的敦煌莫高窟供养人绘画收藏品》则根据俄罗斯收藏的敦煌绢画、壁画供养人绘画品论及供养人像的时代特征、艺术风格样式的变迁。魏茨玛（Edith Wiercimok）的《敦煌佛教壁画的供养人画像》（“The donor Figure in the BuddhistPainting of Dunhuang”）从美术史的角度论述了敦煌壁画供养人画像的观念、供养人画像的区域、供养人形象的表现方法、外形位置、身体姿态、供养物以及供养人所处环境。此外，赵俊荣绘《敦煌壁画白描精萃·敦煌供养人画像》选择描绘了敦煌石窟中各个时代有代表性的供养人白描画204幅，为供养人画像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
其三，有少数学者从佛教史角度研究敦煌石窟供养人图像。如项一峰《初谈佛教石窟供养人》简要地论述了从印度、中亚到我国新疆、敦煌、中原、南方等地区佛教石窟供养人像的演变和时代特点；宁强《敦煌北凉三窟供养人及其相关问题研究》，沙武田《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考察》、《莫高窟第231窟阴伯伦夫妇供养像解析》、《莫高窟第138窟智慧性供养像及相关问题研究》、《供养人画像与唐宋敦煌世俗佛教》等论文考察了敦煌不同时期中一些典型石窟的供养人画像与当时佛教历史背景、信仰观念的关系。
此外，还有个别学者利用供养人图像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如法国苏远鸣《敦煌画中的供养人》利用莫高窟第275窟、285窟特别是数十幅收藏在英、法的纸画和绢画的供养人图像，从八个方面考察了敦煌的供养人像：1.资助绘制壁画的目的；2.家族世系；3.新婚夫妇；4.香炉；5.僧尼；6.亡人；7.服饰和头饰；8.画匠。他认为之所以要绘制这些壁画，是为了敬献给亡灵，而不是生者为了祈求保佑。
由上可见，经过中外学者近百年来的努力，敦煌供养人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特别是有关供养人画像题记、供养佛事活动文献资料、供养人服饰图像资料的整理、研究出现了一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成果，对许多学科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如供养人画像题记的整理、研究，为敦煌进而为中国历史、佛教史、石窟营造史、古代职官制度、民族史、中外文化交流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珍贵的资料，促进了相关学科研究的深入发展；敦煌供养佛事活动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为敦煌进而为中国古代民间佛教活动、佛教信仰、僧官制度、寺院经济、佛教习俗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保留原生态的珍贵资料，为相关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敦煌供养人服饰图像资料的整理、研究，为古代服饰的研究提供了相当完整系统的历史资料，为中国古代服饰史的构建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敦煌供养人研究存在的问题和未来课题
当然，理性地总结分析，笔者认为以往有关敦煌供养人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
从研究方法来看，以往学者们大多限于比较单一的学科眼光，学术视野不够开阔，类似法国学者苏远鸣那样对供养人图像资料进行多方面综合研究的成果，在国内罕见，值得中国学者借鉴。
从研究对象范围来说，以往学者们大多集中于对供养人画像题记历史价值的关注，主要还是属于历史文献学的研究；相对而言，对供养人画像从图像学角度的研究比较薄弱，而从图像学角度对供养人画像的关注则又多集中于服饰史的研究，其他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
还有一些研究对象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比如从敦煌文献来说，黄征、吴伟倾多年心力所编《敦煌愿文集》收集、校录了国内外收藏敦煌文献六百个卷号中包含的大量愿文。正如许建平所指出，这些愿文“无论对宗教、文学、民俗的研究，还是对史学、语言学、文体学以及石窟建筑、壁画艺术等的研究，它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也正如宁欣在2000年谈到敦煌愿文研究时所指出的：“黄征、吴伟先生出版《敦煌愿文集》（岳麓书社，1996年）已经五年多了，然而国内学界却似乎并未在这部极有用的资料集的推动下，在这一领域取得多大进展。”在笔者看来，《敦煌愿文集》中大多数是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区各阶层民众在写经、转经、造窟、造像、行像、燃灯、竖伞、斋供等各种佛事供养活动中流传、使用的发愿文，是反映当时佛教供养活动的珍贵原始资料，但迄今尚未见学者们充分利用这些资料展开相关研究。再比如敦煌绢画中的供养人图像，虽然王国维先生早在1919年就对浙江蒋汝藻所藏出于敦煌藏经洞的《地藏菩萨像》、《水月观音像》二幅绢画中的于阗公主供养像、曹元忠夫人供养像做过研究。但由于绢画主要收藏于英、法等外国收藏机构，中国学者研究不便，长期少人问津，有关研究成果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