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建平
许建平，男，1963年12月出生，浙江慈溪人。1985年杭州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1987年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研究生毕业，2006年在职获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博士学位。现为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主要论著有《敦煌文献丛考》、《敦煌经籍叙录》、《敦煌音义汇考》（合著）、《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合著）等。
一个世纪前发现于藏经洞的敦煌文献，其内容涉及中国11世纪以前的历史、经济、宗教、语言、文学、艺术、科技等各个方面，但这批文献中的绝大部分是写本文献，与我们常见的刻本文献相比，有着它们自己的特殊性。敦煌学界普遍认为，在利用这批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材料时，首先需要克服三个方面的障碍：不易辨识的大量俗别字，不易理解的众多民间俗语词，难以把握的书写格式与符号。关于这三个方面，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目前来说，大部分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已经发表的敦煌文献整理本（包括过录原文及校勘），对这三个方面的把握，总体来说是不错的。所不同的，只是学风的踏实与否、学力的高低不同而已。
十几年来，笔者一直在进行敦煌文献的整理，在这过程中，浏览了大量前人的论著，觉得除了前面三个方面的障碍，还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1.俗字的去留标准有待商讨
敦煌写卷有大量的俗字，经过学界多年的研究，绝大多数俗字已能正确辨识。如果我们不是专门研究近代文字，而是为了整理出一个可读的文本的话，是不需要保留这么多俗字的。在绝大多数敦煌写卷的影印本已出版的今天，洪纤毕具、点画靡遗的摹录本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但将所有的俗别字甚至写卷保存的古字、本字全部改为通行繁体的话，则会泯灭写卷保存的很多文字信息，使引用此资料的学人因此得出不正确的结论。
如“对答”之“答”，敦煌写卷大多写作“荅”，有的整理者将它改成“答”，按《五经文字·艹部》云：“荅，本小豆之一名。对荅之‘荅’本作‘畣’。经典及人间行此‘荅’已久，故不可改变。”“答”乃是“荅”字因、艸混用造成之俗字，如果改“荅”为“答”，反而将原来的正字改成了后起的俗字。像“荅”这一类正字应该予以保留。
又如《诗经·王风·君子于役》“君子于役，不知其期”，伯2529“役”字写作“伇”，《说文·殳部》：“役，戍边也。从殳从彳。古文役，从人。”甲骨文“役”字皆从“亻”旁，而《毛诗》为古文本，则敦煌写卷所作之“伇”极有可能保存了《毛诗》原貌。“伇”并非俗字，而是古字，如果改“伇”为“役”，则《毛诗》之本字无考矣。这一类字当然也不应该不经辨别，率尔改易。
还有一类字，我认为也应该保留：写卷所用的是古字或与现在通行的简化字同形的古字。前者如“尒”、“弃”，后者如“号”、“礼”，敦煌写卷所用的是古字，后世刻本都有通行繁体字，分别写作“爾”、“棄”、“號”、“禮”。在录文时，应该原样照录，不应该改成通行繁体字。因为“尒”、“弃”、“号”、“礼”的产生要早于“爾”、“棄”、“號”、“禮”，用后世通行字改易古字，会抹去写卷包含的文字信息，影响到经典的复原与文字学史的研究。
以上所言，其实并非俗字，只是有些整理本将它们当作俗字并改易之，故在此特别提出来。我们在敦煌写卷中看到一个“不大正常”的字，首先应该考察它是俗字还是古字或正字，而不是率尔操觚，以通行繁简字置换之。
像以下这几类俗写字是否需要保留，我觉得应该进行讨论。
（1）与现在通行的简化字同形的俗字。如“断”、“乱”，是录成“斷”、“亂”，还是原样照录（当然在使用简化字的论著中不存在这个问题）？
（2）由于偏旁混写造成的与另一字同形的字。如敦煌写卷中、艹常混用，因而“符”写作“苻”；扌、木混用，因而“折”写作“析”。虽然不少字我们一看就能明白，比如“擅树”之“擅”肯定是“檀”之俗体，我们可以直接将它改成“檀”。但是“揚”、“楊”二字，就很难区别清楚了。江苏的“扬州”、“扬雄”的“扬”姓，本来作“扬”还是“杨”，至今尚无定论，这就是因为扌、木不分给后人留下的麻烦。而改字需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不能“扬”“杨”保留而“符”“苻”改易。
（3）仅仅点画之差的增笔字、减笔字，如“圡”、“”，当然应该直接改为“土”、“氾”，这一点大家的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但若正字与俗字的笔画、字形相差较大，或那俗字其实是讹变字，如伯3433《论语集解》写卷“愆”字写作“”，斯2053《礼记音》写卷“韍”字写作“”。这一类字，若全部改为通行字，就有可能出现误判；原样照录，那么出版成本大大增加。这种情况在敦煌写卷中不在少数，该如何处理？
总之，将俗写字全部改为通行繁体字或简化字，将会失去写卷中保存的大量有用信息；而大量保存，则会影响录校本的使用价值。改与不改之间的分寸如何把握？敦煌学界是否可以就此展开一些讨论，搞出一个大家能接受的可操作的意见出来？
2.异文的考证不够正确
我们整理敦煌文献，除了社会经济文书外，其他很多写卷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异本（包括敦煌写卷中其他的异本及传世刻本），如此势必存在大量的异文。在敦煌学研究的初期，简单的异文汇录还是有价值的，毕竟能看到敦煌原卷或其影本的人是极少数，公布出异文，可以为没有条件的学者提供研究的材料。但现在绝大多数写卷都已有了清晰的影本，再作“某，某本作某”这样简单的异文录校已经失去了意义（当然如果现在有人发现一个新的写卷，而这写卷又因为种种原因无法照相公布，那么作一个异文录校还是有意义的）。我们在整理中，对这些异文应该加以分析、证明，尽量作出一个准确的判断，而不能简单地作异文汇录。
在异文录校时，存在问题最多的是关于古今字、通假字、异体字的判定。很多论著在碰到这一类的异文时，往往不作考察，就简单地赋予“通假”二字，不仅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产生了新的讹误。正确地判定它们的关系，对于考证写卷价值有重要的作用。但这要求整理者必须具有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一定功底，否则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如《诗经·豳风·九罭》篇，胡承珙《毛诗后笺》云：“《说文》无‘罭’字，古字当只作‘域’。”是清人已怀疑《毛诗》“罭”非本字。斯1442、斯2049此字皆作“域”，可证胡氏之善。有人以为罭、域同音通假（《敦煌写本儒家经籍异文考》220页，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69年），误也。“域”“罭”实为古今字，因“九域”之“域”义为渔网，故后人改偏旁“土”为“罒（网）”。《毛诗》时代，“罭”字尚未产生，何来通假？又如《文选》卷20曹子建《上责躬应诏诗表》“自分黄耇，永无执珪之望”，俄Ф424同，但五臣本《文选》“珪”作“圭”，或云：“‘圭’与‘珪’通。”（《敦煌本〈昭明文选〉研究》166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按《说文·土部》：“圭，瑞玉也。上圜下方，以封诸侯。楚爵有执圭。古文为珪。”是圭、珪为异体字，并非通假字。以上只是随意举两个例子，其实这种情况在敦煌文献的整理本中很普遍。
3.清人的研究成果不够重视
敦煌学研究者在对敦煌文献进行整理研究时，首先要进行学术史的追溯，将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尽可能搜罗无遗。这是整理研究的最基本前提。
但敦煌文献的经、史、子、集四部书写本中，有不少存有传世刻本，如《尚书》、《诗经》等经书，《史记》、《汉书》等史书，《老子》、《庄子》等子书以及《文选》、《文心雕龙》等集部书，这些文献除了一百年来近人对相关的敦煌写卷作有研究外，清人已作过大量的研究。虽然清人没有看到过敦煌写卷，但他们看到的其他版本或旧籍引用的异文有与敦煌写本相同的，那么他们的研究成果当然应该吸收到我们的整理本中。下面略举几条经部典籍方面的例子。
《尚书·高宗肜日》“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绝命”，江声《尚书集注音疏》云：“《史记》载此文，则云‘非天夭民，中绝其命’，‘民’止一字，不重出。伪孔本于‘中绝命’上别出‘民’字，殊无谓。故云‘民’不当有重文，重者，衍字也。”伯2516、伯2643《尚书》写卷“民”字不重，印证了江声的说法。
《诗·小雅·六月》“有严有翼，共武之服”，毛传：“严，威严也。”陈奂《诗毛氏传疏》云：“《传》各本‘威’下衍‘严’字，训‘严’为‘威’，不训‘严’为‘威严’也。《常武》‘有严天子’传‘严而威也’，亦训‘严’为‘威’。《传》‘威’《笺》‘威严’，犹《传》‘敬’《笺》‘恭敬’，今各本依《笺》增入‘严’字，《释文》‘严，威也’，《正义》‘其严者威敌厉众’，是陆、孔所见《毛传》不重‘严’字。《华严音义》下引传‘严，威也’，不误。”伯2506《毛诗》写卷正无“严”字，可证陈说之善。
《左传·僖公五年》“于是江、黄、道、栢方睦于齐，皆弦姻也”杜预注：“道国在汝南安阳县南。”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云：“《地理志》汝南郡阳安，应劭曰：‘故道国。’按：杜本‘阳安’，今作‘安阳’，盖传写误。汝南郡别有安阳县，应劭曰：‘故江国也。’”伯2562《左传》写卷正作“阳安”，可证洪说不误。
清代乾嘉学人在四部书特别是群经的研究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凭借深厚的训诂、音韵、文字方面的功底，全面搜罗各种材料，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论断。学问之道，后人应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借鉴其成功的经验，吸收其合理的成分，方能将学术研究推向更高、更深的层次。颜之推云：“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观遍天下书可能有困难，但尽量多地翻阅相关专题的清人研究成果，特别是一些重要的、通行的研究著作，恐怕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敦煌文献与“唱导文学”
［日］荒见泰史
荒见泰史，1965年出生于东京。现任日本广岛大学大学院综合科学研究科副教授。1985年入东洋大学中国哲学文学科，师从金冈照光教授入敦煌学之门，并开始从事《敦煌出土文献目录》编辑工作。1991年在复旦大学中文系研修。1994年东洋大学研究生毕业的同时，留在东洋大学文学部任助教。2001年，在复旦大学陈允吉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敦煌变文写本的研究》。2003年，进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1995年到2006年之间，先后在东洋大学、东京都立大学、明海大学等学校做兼职讲师、副教授工作。2006年赴广岛大学任副教授。
笔者在这几年里，主要从事敦煌文献中的与“唱导文学”有关的文献研究，包括资料的收集和校录工作。
众所周知，敦煌文献是指1900年5月在甘肃省敦煌的莫高窟第17号窟内发现的大量的“写本群”，有数万件之多，内容以寺院内的藏经、供养经、寺院经济文书为主，还有经书、文学作品等文献，文献的写成年代大约从5世纪到11世纪（但主要以九、十世纪为主）。真是中国历史和文学研究的一个宝藏。
然而，和讲唱文学的“讲唱”相比，唱导文学的“唱导”这个概念在中国还鲜为人知。梁《高僧传》第十三卷就是《唱导》，日本近代民俗学专家折口信夫氏（1887—1953年）在探究日本文学历史的过程中，论述到“信仰起源论”的时候，以《高僧传》卷第13《唱导》的叙述为根据引进了这个词并扩展了其内涵，使之成为日本文学研究范畴的一个专业名词，意思是：宣讲佛教的教义，引导百姓。更具体的行为有：寺院里召集世俗人士开设法会，包括说经、斋会、讲经等等。折口氏认为，奈良时代（公元8世纪）以前的日本文学的起源和佛教宣讲活动有关。折口氏的日本文学“信仰起源论”承接的是柳田国男氏（1875—1962年）提倡的“说话文学起源论”。筑土铃宽是折口的学生，继二位学者的学说提出了“说话文学的一部分是从唱导说经开始兴起”的观点；随后永井义宪氏把日本现存最早的说话集《日本灵异记》视为唱导说经的底本数据而进行研究等等，“唱导文学”一词在日本学术界里慢慢变成为一个研究视点，是日本学者在论述日本文学演变的时候一直援用的一个大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