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小学的时候，我陶醉在唐代诗人创造的迷人诗境之中，当时我就幻想，如果能够回到那个时代，亲身感受那些伟大诗人的生活环境该有多好。后来读了一些史书，我又有些疑惑，这些记载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的真实，能不能回到那个时代去验证一下呢？当然，这些都是无法实现的傻念头。不过，历史有时也给了我们机会，使我们可以重窥古老的过去。大约一千年前，敦煌的藏经洞被封闭的时候，时间在藏经洞内便停止了。在藏经洞外，社会巨变，陵谷沧桑，风风雨雨，发生了多少天翻地覆、惊心动魄的故事。在藏经洞内，几万卷古代藏书就那么安静地堆放着，没有受到一点儿惊扰。直到藏经洞被打开，人们进入了藏经洞，仿佛进入了一千年前的历史，呼吸到一千年前的空气，看到一千年前的藏书。这些藏书和传世典籍有什么区别呢？绝对的震撼！传统学术的各个领域，都从敦煌遗书中获得了新的资料和新的灵感。所以人们说藏经洞的发现震动了国际学坛。
唐代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黄金时代，中国传统的文学样式——诗歌和散文都在唐代达到了顶峰，出现了李白、杜甫这样的伟大诗人，韩愈、柳宗元这样杰出的古文家，这也正是我从小迷恋唐代文学原因。可是敦煌遗书使人们对唐代文学有了新的认识，发现了过去从来不知道的事实。原来在唐代诗人行吟天下的同时，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在民间却正在流行着一种完全不同的广泛的文学活动，那就是讲经、转变和其他形形色色的说唱表演，并在晚唐五代期间达到高潮和成熟的阶段。而这些形形色色说唱文学发展演变的自然结果，便是形成了中国文学史后半期的波澜壮阔的通俗文学的主流。这样看来，唐代文学的伟大之处不仅在把传统文学推向了顶峰，同时也在于它为中国文学的持续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而这正是敦煌文学给我们的启示。
在敦煌文学中我们还发现了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宗教文学原来在中国曾经是如此发达。我们过去从未注意到的唐代白话诗派，本质上就是一个佛教的诗派。唐五代民间形形色色的说唱文学活动，都和宗教的传播活动密切相关，正是这些广泛流布的通俗文学，捏塑了中国普通民众的意识形态。然而在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中，几乎没有宗教文学的地位，这一片广漠的土地有待我们进一步开垦。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颠覆了中国传统文学研究的许多固有观念。敦煌文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过敦煌文学研究者们似乎还局限在自己的圈子里，没有进一步思考自己的研究成果对中国古代文学全局的意义，使它们在更高的层面上升华。而居于主流地位的传统文学的研究者，似乎对敦煌文学研究成果还有些隔膜，并没有意识到后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珍贵价值，从而与这一份珍贵的财富失之交臂。我相信，随着中国文学研究进一步推进，这两方面的研究终究会汇合起来，从而改写中国文学史，展现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新面貌。
漫谈敦煌遗书
方广錩
方广錩，1948年7月生于上海，江苏邗江人。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系，获哲学硕士学位。1988年毕业于同院世界宗教系，获哲学博士学位。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图书馆工作，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敦煌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主要论著有《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敦煌佛教经录辑校》、《敦煌学佛教学论丛》、《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斯6981号—斯8400号）》，主编有多卷本《藏外佛教文献》等。
说起来，从1983年参加兰州的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至今，我与敦煌学也算有了四分之一世纪的缘分，但现在来做这篇命题作文，仍有不知从何处下手之感。在此就几个工作中遇到的小问题谈谈看法，以求教于同好。
一、敦煌遗书的名称与价值
对敦煌藏经洞出土的这批纸质文物，到底怎样命名？学术界至今尚未统一。这个问题，早就有人指出，并主张规范名称。如林聪明先生的《敦煌文书学》在罗列了历来出现的种种名称后，主张称为“敦煌文书”，故将自己的大作，称为“敦煌文书学”。但林先生的提议，看来并没有得到敦煌学界的普遍认同，所以，“敦煌文书”这个名词，除了使用在一些社会经济文书、世俗文书上之外，没有成为藏经洞这批纸质文物的通称。除了林聪明先生，还有其他先生也提出并专门探讨过这个问题，提出了各自的命名法，但也都没有被敦煌学界普遍认可。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敦煌学界逐渐出现一种趋向，很多人用“敦煌文献”来指代这批文物。例如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英藏敦煌文献（非佛经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以及北大、上图、上博、津艺等单位所藏敦煌遗书的图录，均以“敦煌文献”命名。此外，浙江教育出版社的《浙藏敦煌文献》、甘肃人民出版社的《甘肃藏敦煌文献》也均以“敦煌文献”命名。但我在编目工作中总觉得“敦煌文献”这个名称用着别扭，不如传统的“敦煌遗书”好用。于是把参与主持的北京图书馆的图录，命名为《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曾有朋友批评：大家都用“敦煌文献”，就是你用“敦煌遗书”，为什么要这样特立独行呢？
其实，我还真不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一般的情况下愿意随大流。记得90年代的某一天，邓文宽先生说：他们几个人闲聊，觉得“敦煌文献”这个名称好，建议大家以后都用这个名称。我此前并没有深思过这个问题，所以当时就答应了。并且在随后不久的文章中使用“敦煌文献”这个名称，这就是1993年在香港的一个会议上发表的《敦煌藏经洞封闭年代之我见——兼论“敦煌文献”与“藏经洞文献”之界定》。听说这篇文章后来结集到会议论文集中，在台湾新文丰出版。但我始终没有见到样书。后来，我把那篇文章收入论文集《敦煌学佛教学论丛》，这时，已经认识到“敦煌文献”这个词不好用，所以把文章的副标题改为《兼论“敦煌遗书”与“藏经洞遗书”之界定》。
现在就讲讲我为什么主张用“敦煌遗书”这个名称。
先举一个编目工作中的实际事例：
比如：BD00490号（洪090号，缩微胶卷号：8619），正面抄写《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决》，背面抄写《阴阳六十甲子》，应如何著录这一遗书呢？如果采用“敦煌文献”这一名称，目录的“多主题文献著录项”就应该著录为：
本文献包括2个文献：（一）《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决》，44行，抄写在正面，今编为BD00490号。（二）《阴阳六十甲子》，17行，抄写在背面，今编为BD00490号背。
“本文献包括2个文献”，这种表述法是否很别扭？如果采用“敦煌遗书”这个名称，把上句改为“本遗书包括2个文献”，就没有这种别扭感了。
行文的别扭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在于对敦煌遗书的命名，涉及我们对敦煌遗书价值的认识。
敦煌遗书是古人因废弃而无意中为我们留下的一份无价的文化瑰宝。当然，对于古人到底是因有难藏匿而有意保存，还是因无用废弃而无意留下，学术界尚有争议，这里不谈。它是一份文化瑰宝，则大家都没有疑义。那么，这份瑰宝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呢？我认为，对我们来说，它有三个方面的价值：第一、文物研究价值，第二、文献研究价值，第三、文字研究价值。
先说第一点，敦煌遗书是古代的典籍。讲到古代的典籍，在敦煌遗书问世之前，由于传世写本甚少，人们注重的是宋刻本、元刻本。其实，用黄永玉先生的话来说，所谓宋刻本，大多不过是当年小学生书包中的课本。不过因为年代久远，被保留下而已。而敦煌遗书，最起码也是北宋初年的，甚至有早到东晋的。它的文物价值，当然非宋刻本可以比拟。讲到文物价值，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经济价值与研究价值。文物的经济价值，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且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这里不谈。文物的研究价值，则是永恒的。对我们研究者来说，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它的研究价值。比如不同时代的敦煌遗书，纸张差异很大，从中可以研究不同时代的造纸术。比如写经的风格，有端庄、潦草之别，可以窥见写经人的心态。比如轴与轴头，千姿百态，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以及制造工艺。比如界栏的种类、雌黄等涂改物的使用，如此等等，无不给我们研究古代文化保留了无穷的信息。即使那些虫茧、鸟粪、鼠啮、人剪、油污、火烧、烟燎、水浸的痕迹，也为我们诉说着它们饱经的历史沧桑。至于敦煌遗书中出现的粘叶装、缝缋装，以往只在日本的古书中见过，现在知道，它们原本是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形式。敦煌遗书中经折装、梵夹装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古书装帧的知识。可以说，由于敦煌遗书的出现，中国古代书史，已经需要完全重新改写。世有所谓“版本学”，专门研究木刻本的版本。敦煌遗书的出现，为我们建立“写本学”提供了充分的资料。有志于此者，一定大有用武之地。以前，我们的研究者，大抵注重对敦煌遗书上所抄文献内容的研究，而忽略了对敦煌遗书本身文物价值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希望将来能有学者补上这一缺陷。
第二、文献研究价值。这一点，我想就不用在这里多费笔墨了。
第三、文字研究价值。关于这一点，也不用我来饶舌。
敦煌遗书有文物、文献、文字三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如果单单以“文献”来命名它，难免“以偏概全”之讥。而采用“遗书”一词，则可以把上述三种研究价值统一融贯在一起。这就是我主张使用“遗书”一词的主要原因。当然，对仅从文献角度研究敦煌遗书，其研究对象丝毫不涉及遗书的文物特征者，用“敦煌文献”这一名称，也无不可。天下的事情，其实并不需要强求一律。
有的研究者提出“遗书”兼有“遗嘱”的意思，故而不拟采用。不错，该词的确可作“遗嘱”解。不过，中文中一词多义的现象多极了。我们不可能因为有一词多义的现象，而废用这些词。况且从王重民等前辈开始，“敦煌遗书”一词已经通用流传，无论是谁，也不会把“敦煌遗书”误解成是一批古代敦煌人的遗嘱。佛教说：“境由心生。”今天的研究者，大可不必面对“敦煌遗书”而生“遗嘱”之境。
二、主题文献、非主题文献与多主题遗书
敦煌遗书上抄写着各种各样的文献，形态歧杂多样，如何完整、正确、科学地著录，煞费思量。
在长年的编目中，发现文献形态虽然复杂，其实也有一定的规律。我把敦煌遗书上抄写的文献，分为两大类：主题文献与非主题文献。凡是可以独立成篇的文献，称为“主题文献”。比如上文的《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决》、《阴阳六十甲子》都是主题文献。不能独立成篇的，称为“非主题文献”，主要有题记、印章、杂写三类。
题记是我们研究敦煌遗书的重要资料，一件遗书，往往因为上面附有题记，而使它价值倍增。但是，究其根源，题记本身不是独立的文献，它附着于有关主题文献之后，补充一些附加的研究信息。比如：BD00111号（黃011号、缩微胶卷号：7619）所抄为《天地八阳神咒经》，卷尾背有题记：“三界寺僧沙弥海子读《八阳经》者。”这条题记告诉我们，这部经典曾经被三界寺沙弥海子读过。由于题记本身不能独立成篇，所以称为“非主题文献”，著录时将它著录在《天地八阳神咒经》的“题记项”。
我在编目时，在“题记项”中，一般著录如下三种非主题文献：题记、题名与勘记。题记，大家都很熟悉，不用再介绍。所谓“题名”，一般为抄写者的题名，有时为所有者的题名。如《无量寿宗要经》后有“张瀛”、“索慎言”、“田广谈”、“唐再再”等许多写经生的题名。题名与题记有类似之处，也有不同。题记往往记录功德主身份、地位、写经的愿望乃至时间、地点等等，蕴含较多的研究信息。而题名则只有一个名字，表示该经典为该人所写或该人所有。所谓“勘记”，这是敦煌僧人整理这些遗书时留下的勘点记录，它与题记性质不同。但为简便起见，编目时也把它着录在“题记项”中。至于近人为自己或他人收藏的敦煌遗书所写的题记，性质与前不同，故另作著录。
敦煌遗书上的印章很复杂。有官印、私印、寺院印章、藏文印章等等。无论哪种印章，本身都不能独立成篇，只能附属于相关的文献，所以也作为“非主题文献”著录。如BD00111号护首背面有2.5×7.7厘米的阳文墨印，印文为“三界寺藏经”。至于近现代人的收藏印、鉴赏印则另当别论，另作著录。
敦煌遗书是古代敦煌佛教寺院的弃藏，所以，许多遗书上都有杂写。杂写的内容千奇百怪。除了特殊情况外，这些杂写一般也不能独立成篇，故作为“非主题文献”著录。如BD00111号卷面有杂写“生则”、“言”。第7纸背有杂写“而说偈言”1行。
区别主题文献与非主题文献，可以使敦煌遗书的著录重点更加突出，内容也更加简明而有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