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保护脾胃：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健，则气血荣，脏腑功能强健；脾胃衰，化源乏，则机体各脏俱衰。在《黄帝内经》中，就将脾胃归属于五行中的“土”，认为“土”为万物生长的根本。脾胃为“仓廪之官”，不论是饮食或药石，都要通过胃的受纳腐熟和脾的运化功能而被吸收转输，最终发挥作用。胃气衰败，百药难施。《金匮要略》系统而集中地反映了重视脾胃的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药物的服用方法上。
①峻药缓投：如用皂荚丸，主治痰浊壅肺的咳喘。皂荚辛咸，能宣壅导滞，利窍涤痰，但其性悍烈，可伤胃气，故仲景“刮去皮，用酥炙”，以蜜为丸；又佐枣膏和汤服，以缓和其峻烈之性，顾护脾胃。又如乌头赤石脂丸，主治阴寒痼结之心痛。方中乌、附、椒、姜一派大辛大热之品，逐寒止痛力极强。仲景以蜜为丸，而并非汤剂，乃取“丸者缓也”之意，峻药缓用，免伤胃气。又如用十枣汤治饮结于胁下之悬饮证。方中集峻下逐水的大戟、芫花、甘遂三药，辛苦而寒，直达水饮结聚之处而攻之。然峻泻之后往往损伤脾胃之气。故用大枣10枚为君，先煎成汤，安中而调和诸药，并缓猛药之毒，后加入芫花、甘遂、大戟使峻泻而不伤正。
②啜粥助药：如用栝蒌桂枝汤，主治柔痉之太阳病。本证风淫于外而津伤于内，津液不足，不能濡养筋脉，营卫不行，故“太阳病，其证备”又“身体强，然”。
以栝蒌根清热生津以助其内，合桂枝汤调和营卫、解肌发汗，解太阳卫分之邪。然桂枝汤为辛温解表剂，以和营解肌见长，而发汗之力较逊，故仲景在方后云：“取微汗，汗不出，食顷，啜热粥发之”，食热粥使谷气内充，以鼓舞温养脾胃之气，脾胃之气化则肺气旺盛，能开腠理、发汗而行药力，使风邪自无容身之地。又如大建中汤是治疗脾胃阳虚寒甚的代表方。此时阳虚至极，阴寒至盛，内外寒气充斥。方中蜀椒、干姜温中散寒，合人参、饴糖温补脾胃，大建中气，中阳得运，则阴寒自散，诸症悉除。仲景于方后云：“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内饴糖一升，微火煮，取一升半，分温再服，如一炊顷，可饮热粥二升，后更服，当一日食糜，温覆之”。不但要小量频服，而且要求两次服药间“饮热粥，当日要食糜，温覆之”。足见珍惜胃气，一丝不苟。
③温服和胃：一般汤剂均宜将药液放温后服用，即温服。特别是方药中含有对胃肠道有刺激性的药物，温服能减轻对胃肠道的刺激。如麦冬汤、苓桂术甘汤等汤剂多采用温服的方法，以振奋脾阳，助长药力。
④先食后药：如用乌梅丸温脏安蛔止痛，但方中辛热之附、椒，苦寒之连、柏，有伤胃气，故“丸如梧子大，先食饮服十丸”，又如“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第十二”29条己椒苈黄丸“先食饮服一丸”，“黄疸病脉证并治第十五”18条茵陈五苓散“先食饮方寸匕”，均表示对胃肠有刺激作用的方药宜饭后服。
（3）中病即止：《金匮要略》中强调“中病即止”。如“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治”第5条百合地黄汤，功能滋阴清热、润肺安神。方中百合润肺清心、益气安神；生地滋阴清热益心营；泉水下热气、利小便，用煎百合，使阴复热退，百脉调和。但须注意“中病，勿更服”。因方中生地量重，性味寒腻，妨碍脾胃之运化，故须中病即止，以免壅中滞膈，滋腻碍胃。
峻剂治疗，攻邪虽速，但易伤脾胃，只有中病即止，以知为度，才能攻邪而不伤正。故《金匮要略》中汗、吐、下诸方后常嘱“中病余勿服”或“中病勿更服”。如“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第十”云：“痛而闭者，厚朴三物汤主之。”方后：“煮取三升，温服一升，以利为度。”即服药一升，如大便通利，则停止服药。同篇瓜蒂散方后云：
“和散一钱匕，温服之，不吐者，少加之，以快吐为度而止。”大承气汤方后云：“分温再服，得下，余勿服。”小承气汤“分温二服，初服汤当更衣，不尔者尽饮之，若更衣者勿服之。”皆提示中病即止。
（4）病瘥防复：病瘥防复是指疾病初愈，为促进康复、防止复发采取的防治措施。仲景认为，大病初愈，阴精阳气一时未复，倘调养不慎，病易反复，所以需采取调养脾胃、扶正固本等措施予以预防。如“妇人妊娠病脉证并治第二十”第10条白术散，主治脾虚寒湿所致胎动不安。本证孕妇素体偏于脾阳虚，寒湿内盛，以致气血生化之源不足，无以供养胎儿生长发育，而出现胎动不安之候，采用白术散健脾温中除湿安胎时，若出现心烦吐痛等证，除用药救治外，宜服醋浆水以养胃生津，或用小麦汁、大麦粥和中培土，益肠胃而健中气。强调“病虽愈，服之勿置”。又如十枣汤“得快下后”，又采取“糜粥自养”之法，以健补脾胃、补养正气，意在促进康复，使下而不伤正，防止泻后而变生他病。正如文中所说“服法斟酌强羸人，快后养以糜粥，皆全胃气也”。皆体现了仲景调养脾胃以达“病瘥防复”目的的学术思想。
四、学术评价
《金匮要略》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诊治杂病的专著。它不仅是张仲景个人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的总结，更是秦汉时期中医学理论、临床治疗的方法、方药、经验的全面总结和展示，是中医临床医学的经典，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继承秦汉医学精华，著成临床奠基之作从中医学的发展史上看，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医学有了较大的发展，中医学分为两大学派：一为“经方十一家”，著书“二百七十四卷”，“《汤液经法》三十二卷”为其一；一为“医经七家”，著书“二百一十六卷”，“《黄帝内经》十八卷”为其一。“医经七家”之一的《黄帝内经》，提出了整体观念、阴阳五行及脏腑经络学说等重要医学理论，使中医学在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方面具备了初步的理论体系。但是当时“医经”和“经方”两派仍处于相互分离的状态，汤液药物的治疗经验未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到了东汉末年，张仲景一方面“勤求古训”，一方面“博采众方”，把《黄帝内经》、《汤液经法》等医学理论结合于临床实际，著成《伤寒杂病论》（包括“伤寒”和“杂病”两部分，其中“杂病”部分即后世的《金匮要略》），创造性地确立了辨证施治的原则，从而使中医学具备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和鲜明的特色。正是由于这一科学理论体系的创建，理法方药才能密切与实践相结合，直接服务于临床，为祖国医学的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2.规范组方用药法度，后人奉为方书之祖《金匮要略》载方260余首，其方立法严谨，组合有序，既重视单味药原有的主治功能，更注意药物配伍后产生的协同作用，使之成为切合病情的“有制之师”。仲景方八法俱备，如麻桂之汗，瓜蒂之吐，承气之下，柴胡之和，理中之温，白虎之清，鳖甲煎丸之消，小建中之补。此外，仲景还将诸法配合运用，表里同治，寒热并用，消补兼施，法中有法，杂而不乱，由此可见其组方之精妙。在药剂方面，除汤剂外，丸、散、酒剂、导药、坐药、薰、洗、搐鼻等靡不皆备，成为后世药剂发展的先声。对汤剂的煎煮法，有先煎、后下、分煎、去滓再煎，冲服等。在服药方法上，有顿服，日再服，日三服，日夜连续多次服，一日不可再服等，皆依病情需要，体质强弱及药物毒性而定，具有很高的科学合理性。因此《金匮要略》成为历代立法制方的依据而被奉为“方书之祖”。
3.广为后世医家所宗，历经千年再续辉煌历史上有不少医家对《金匮要略》进行了高度评价。如东汉末年比张仲景稍晚的名医华佗就称赞其“真活人书也”（《魏志·华佗传》）。宋代林亿等在《金匮要略方论序》中说：“尝以对方对证者，施之于人，其效若神。”金代张元素称本书“治杂病若神”，对书中方剂的疗效进行了极高评价。又如元代朱丹溪评价本书说：“圆机活法，《内经》具举，与经意合者，仲景书也”（《丹溪心法》），指出仲景全面继承了汉代以前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经验。李东垣在《内外伤辨惑论》中引易水张氏说“仲景药为万世法，号群方之祖，治杂病若神，后之医者，宗《内经》法，学仲景心，可以为师矣。”
清代对《金匮要略》的研究较多，其经典地位已经确立。不少医家对其推崇备至，如尤怡《金匮要略心典·序》云：“《金匮要略》者，汉张仲景所著，为方书之祖，而治杂病之宗也。其方约而多验，其文简而难通。唐宋以来，注释阙如。明兴以后，始有起而论之者。迄于今，乃不下数十家，莫不精求探讨，用以发蒙而解惑。”徐洄溪指出：“其论皆本于《内经》而神明变化之；其用药悉本于《神农本草》而融会贯通之；其方皆上古圣人，历代相传之经方，仲景间有随证加减之法；其脉法亦皆《内经》及历代相传之真诀，其治病无不精切周到，无一毫游移参错之处，实能洞见本源，审察毫末……真乃医方之经也”，赞本书之方“所投必效，如桴鼓之相应”（《医学源流论》）。吴谦指出：“先自张机书起，盖以前之书，皆有法无方，《伤寒论》《金匮要略》创立方法格式，始有法有方，诚医宗之正派，启万世之法程，实医门之圣书也”（《医宗金鉴》）。
近人曹颖甫著《经方实验录》，赵守真著《治验回忆录》，均载有不少经方治疗疑难病的验案，印证了本书的临床价值。解放后，《金匮要略》所载的方剂，其卓著的疗效更是被大量的科学实验和临床实践所证实。如四逆汤类方治疗休克及低血压；乌梅丸治疗胆道蛔虫病；麻杏苡甘汤、大小青龙汤治疗急性呼吸系炎症及某些类型的高热；茵陈蒿汤治疗急性黄疸；麻黄连翘赤小豆汤、越婢汤治疗急性肾炎等均有较好的疗效。说明《金匮要略》至今仍有很强的生命力，具有广阔的运用前景。
注家选介与学习方法
一、注家选介
《金匮要略》有研究注释书，始见于元末明初赵以德，此后，研究和注释本书的医家渐多，名声较著的有七十余家。现仅就其中有较大影响者，选介如下。
1.赵良仁、周扬俊与《金匮玉函经二注》 赵良仁，字以德，元末明初江苏吴县人，明洪武元年（1368）著《金匮方衍义》三卷，为注疏《金匮要略》之第一人。赵氏衍义《金匮要略》，以经释经，特别注意用《内经》、《难经》脏腑经络病机学说剖析杂病脉象，阐发病因病机，辨析证候治法。对于《金匮要略》原书中有关《伤寒论》条文或方药，赵氏则多参照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进行衍义注释。并涉猎诸家，流贯金元，引用张元素、刘河间、张子和、李东垣、朱丹溪等人的学说和见解，从多角度解说《金匮要略》，其注有依据，释有渊源，说理透彻，严谨精当，深得奥义。该书所据《金匮要略》原文，当为宋金元时期的版本，较现存明代复刻本更早，故还有很高的版本学价值。该书经清代周扬俊补注，以《金匮玉函经二注》的面貌刊行于世。周扬俊，字禹载，清康熙年间（1687）江苏吴县人。周氏在《金匮要略》注家中，十分推崇赵良仁的《金匮方衍义》。因《衍义》脱漏残缺，周氏遂仿效其书，补注其所遗之文，使全书首尾相贯，浑然成为一部完整的注释本，并于清康熙二十六年将《金匮玉函经二注》二十二卷合刊付梓。
2.喻昌与《医门法律》 喻昌，字嘉言，江西南昌人，对经典医著钻研较深，尤其对《伤寒》、《金匮要略》多有阐发和创见，著《医门法律》六卷，刊行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作者在第二至第六卷中详列六气和杂病病证，并取《金匮要略》各篇有关内容，分隶于各病证之下。或注或议，对《金匮要略》脉、因、证、方之奥义，多有较为深刻的阐发和剖析，能穷源溯流，不各家理论有机地融合起来，相互印证和补充。
全书论述系统，析理透彻，说服力强，有利于读者深入理解，全面掌握。由于作者擅长于内科，对杂病的认识深刻，体会尤多，故在注释中并没有把所有原文都抄录过来，而是将自己有独特见解的部分精选出来，详细论述和发挥，突出要点，重在实用，丰富和发扬了仲景学说。
3.徐彬与《金匮要略论注》 徐彬，字忠可，清康熙时期浙江嘉兴人，师承喻昌，对仲景学说尤有造诣，著《金匮要略论注》二十四卷，刊于清康熙十年（1671）。
作者按明代徐镕本之次序进行注释，将正义疏释纳为注，将剩义及总括诸症不可专属者纳为论，上引经典论说，下取各家所长，甄选孙思邈、陈无择、刘河间、李时珍、王好古、李士材、薛立斋等诸家论述，不孤立对待原文，不泥古死于句下，而是前后联系，左右逢源，博取众长，集思广益，或述于论注，或见于眉批，见解精辟，心得神会，经意联系临床实际，旨在“使人人各习全经，晓畅经义”。如对妇人中风、热入血室证治的认识：七八日，则表邪已解矣，复有寒热，故曰续来。然不长热，故曰有时。
问其经水，则已来而适断，明是余热未尽，乘虚入之，则余血必有结者，故寒热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