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08）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72周年纪念。72年前，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蒋介石之后，延安曾搭起一个台子，准备通过公开审判处决蒋介石。但是为什么两三天之后，延安方面又要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呢？另外，西安事变之后，为什么张学良要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并从此三缄其口呢？对于这些问题，多年来一直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最近翻阅《蒋廷黻回忆录》，看到苏联当局对西安事变的反应，觉得可以为上述问题提供一些线索和解释。
蒋廷黻（1895—1965），湖南邵阳人。他早年留学美国，是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回国后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任教，与胡适等人创办《独立评论》。后来经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推荐，以学者身份从政，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1936年，他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并于11月7日抵达莫斯科。临行前，宋美龄向他表示，蒋介石很想念远在苏联而又杳无音信的大儿子。这样一来，所谓“家事国事天下事”，就必然会压在他的肩上。
一个多月后，蒋廷黻从广播中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后深感震惊。那天午夜，孔祥熙和翁文灏联名发来电报，说根据“空军侦察西安地区的结果，发现张学良已在西安各处升起红旗”。电报要他立即“请求苏联出面协助平安释放委员长”。对于这一指令，蒋廷黻十分为难。他知道苏联当局肯定会拒绝这个请求，否则就等于公开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张学良及其同党是听命于苏联的。
第二天一早，《消息报》和《真理报》在显著位置刊登西安事变的消息，并认为这是张学良和汪精卫合作的结果。这让蒋廷黻感到莫名其妙。他知道，汪、张的政治见解根本不同，“汪不惜任何代价换取日本和平，而张则希望立即对日作战。”但是他不知道，由于通信不畅，在扣押蒋介石的问题上，有关方面并没有向苏联请示。因此才出现这种苏联大水冲了中国龙王庙的局面。不过从这一消息中，蒋廷黻还是发现苏联当局非常反对张学良的行动。
在南京政府的催促下，蒋廷黻只好硬着头皮去拜访苏联外长李维诺夫。他向对方表示：“张学良及其同党都很信任苏联”，如果外长能够有所表示，对事变的解决很有帮助。听到这话，李维诺夫立刻挡了回去。他说：“苏联政府与张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苏方所能做的只有报道事变的真相。”李维诺夫还报怨说，苏联的友善意图非但未被接受，反而招来怀疑。为此，他已命令苏联驻华大使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硬抗议。
几天后，蒋廷黻再次拜会苏联外长。这一次李维诺夫的表现更加愤激，并再次声称苏联政府与张学良没有任何关系。当蒋廷黻指出“张是第三国际所孕育的统一战线分子”时，他咆哮说：“我们不是第三国际的主人。……莫斯科对第三国际的行动不负责任。”面对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谎言，蒋廷黻深感无奈。
西安事变最终是在斯大林导演下解决的，蒋廷黻说当时他并不知情。多年后反思这一事件，他根据自己对苏联的认识得出如下结论：西安事变促成了中日之战提早爆发，这正是苏联所希望的。为什么说苏联希望在中日之间爆发战争呢？因为这一战争消除了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相反，如果按照张学良们的想法把蒋介石杀了，就可能让汪精卫上台，从而导致中日两国结盟。这样一来，日本就会进攻苏联。因此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斯大林对西安事变非常反感，这也是苏联为什么要把张学良与汪精卫等同起来，为什么愿意援助中国抗战的根本原因。西安事变之后，蒋廷黻根据宋美龄的吩咐，通过外交途径把作为人质的蒋经国从苏联要了回来，因此有人说这也是西安事变的一项幕后交易。
1950年，胡适曾经写过一篇长文，标题是《史达林策略下的中国》。该文在谈到西安事变时引用了史沫特莱的话：在蒋委员长一行离开西安后，一群年轻的东北军官和救国会领袖对她说，“我们被骗了：红军劝导少帅释放了蒋氏。”与此同时，文章在介绍一位美国学者对远东形势的分析之后，指出斯大林处理西安事变的策略：尽管“克里姆林宫对日本的恐怖颇感忧虑，但（它）相信蒋介石比起任何高喊着‘立刻以武力抵抗日本’的叛乱团体，……能够对日本做更大的抵抗”。胡适说，为了自己的安全，苏联在没有签订任何条约的情况下就把蒋介石笼络了。这是斯大林策略中最“精彩”的一招，也是其政治手腕高明的表现。
有意思的是，胡适对西安事变也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在中国出现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很不容易，如果蒋介石发生不幸，中国将会倒退二十年。从这个意义上看，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