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使我想起手头这张报纸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青年导报究竟是一个什么报纸》。该文被安排在读者信箱中，其中有这样几句：“本报系三日刊，一切消息不能依赖通讯社供给，所以都是综合报导和专访的性质，这是和旁的报纸不一样的。”这说明，《青年导报》虽然是阎锡山的一份“党报”，但是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父亲他们却能够坚持新闻独立、言论自由的理念办报，很不容易。
张颔说，来市分会的时候，杜任之交给他的任务是利用这个合法阵地，搞一些民主文化活动。至于具体工作，杜任之从来不过问。他还说，当时报纸的重要文章都是我父亲和赵宗复写的，大部分通讯员由赵宗复领导的进山中学学生担任，其中有个“特一号通讯员”卫兴华，后来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全国知名的经济学家。“文革”中就因为这个“特一号”的头衔，被当作第一号特务揪斗。
张颔告诉我，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就在法院的一份布告中看到《青年导报》被定性为反动报纸，这让他非常寒心。另外，还有个名叫余振的人也是通讯员。余振后来担任过北大和清华的俄语系副主任，是全国第一流的俄语专家，可惜在1957年时被打成右派。他还告诉我，1949年以后，有些从老区来的人对他们极为排斥，就连杜任之、赵宗复这样的人也备受冷遇。这些人的理由是：“我们在前线打仗，你们在城里享福。”其实，杜任之和赵宗复为了革命都蹲过监狱，他们没有想到革命成功后会有这种情况。
基于这些原因，张颔决心远离政治，主动从统战部调到文物局，专门从事考古研究。1965年冬，山西省侯马市出土大批刻有古代文字的石片和玉片，这些文字如天书般无法辨认。经张颔研究，认为这些东西可能与祭祀有关，于是他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的《文物》杂志上。该文被当时担任国家文物局长的王冶秋推荐给郭沫若，郭认为这些文字是先秦盟书，便写下《侯马盟书试探》，对张颔的看法予以肯定。“文革”期间，张颔在这篇文章的启发下，经过多年研究，终于把这些盟书残片辨认出来。“文革”结束后，张颔整理出版的《侯马盟书》被考古学界评选为当代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并受到日本同行充分的肯定。
除了《青年导报》之外，父亲还办了一个“青年俱乐部”。该俱乐部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开展了拥护和平、反对内战和揭露社会黑暗的宣传活动。这时的梁化之，已经担任山西省政府代主席，并将流工队改组为山西特种警宪指挥处，简称“特警处”。该处由梁任处长，徐端任代处长。为了争取青年学生，徐端派亲信在太原市各学校秘密成立“晋风社”。当时父亲还兼任学生军训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兼政训处长，全面负责学生工作。他发现晋风社的后台是徐端后，宣布这是一个非法组织并予以取缔，并宣布凡是参加晋风社的，只要向同志会校分会声明就不加追究，否则一律以参加非法活动论处。这样一来，许多已参加了晋风社的学生便纷纷到校分会去声明退出。
晋风社被取缔后，徐端向梁化之告了一状。梁对父亲说：“老徐他们为了团结一些学生，在备学校发起组织了一个学术文化团体，叫晋风社，本来准备告诉你，因为他们刚刚试办，还没有正式成立，就没有和你谈。最近听说市分会同他们闹起摩擦来了。”父亲对梁化之说：“既然让我负责备学校的工作，老徐就不应该暗中另搞一套，拆我的台。因为我并不知道是他们搞的，所以这事情不能由我负责。”听了这话，梁化之很不自然地说：“事情已经这样了，过去的事就不必再提了。我可以告诉老徐，以后在学校里的工作可以同你多联系，但你也应该同他们多多合作。”
除此之外，徐端还派人潜入市分会暗中监视父亲的活动。
九、从“三自传训”到逃离险境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邀请毛泽东飞抵重庆，就战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如国民大会、党派合作、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等问题进行会谈。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双方终于在10月10日辛亥革命34周年纪念日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又称《双十协定》。然而就在重庆谈判期间，中共晋冀鲁豫军区与阎锡山所属第61军、第19军一部在晋东南地区发生激烈冲突，史称“上党战役”。在这次战役中，阎锡山损失了11个师，相当于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左右。
进入1947年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为了解决兵员和粮食问题，阎锡山在推行“兵农合一”的基础上，开始在晋中各县和太原市实行“三自传训”。所谓“三自”，是“自清、自卫、自治”的意思。“自清”就是要老百姓自己肃清伪装分子，“自卫”就是在肃清伪装分子以后组织起来保卫自己，“自治”就是自己管理自己。所谓“传训”，是传习集训的意思。因此三自传训往往要把群众集中起来，编成训练小组，互相揭发，互相监视，造成一种恐怖不安、人人自危的局面。小组揭发之后，还要召开群众大会，坦白好的可以“转生”，拒绝坦白的继续批斗，甚至用乱棍打死。“文革”期间，仅仅是小学教师的母亲在太原市杏花岭体育场被大会批斗，让她感到颇有“三自传训”的滋味。
作为太原市“三自传训”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父亲对这种做法虽然极其反感，却又无能为力，所以无论大会小会他总是派助手焦实吾参加。有一次焦实吾在电话里说，有人发现一个共产党嫌疑分子，不知该如何处理。父亲赶到现场后，估计这人是从阳曲县潜入太原的地下工作者，但还是以证据不足为由予以释放。1949年以后，父亲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平安无事，就是因为他处理任何事情都问心无愧，也从来没有干过加害于人的事。
为了在学生中开展“三自传训”，梁化之于1947年秋成立山西省学生军训总指挥部。梁化之任总指挥，父亲任副总指挥兼政训处主任，特种警宪指挥处副处长兰风任专职副主任。成立学生军训总指挥部的目的，是要在学校中进行“三自传训”。一开始，兰风从特警处抽调一批人员分派备校成立“自清小组”，组织学生“自白转生”。转生不了的就召开大会进行斗争，或送军训总指挥部所属“自清特训大队”集训。凡自白转生的学生，一律成为华北通讯社社员，以通讯报道、学术研究和文化娱乐等方式来吸引青年学生。
1948年3月，正当太原市备学校开展三自传训的时候，父亲以国大代表的身份去南京参加第一届国民大会。由于这次大会以后就要行使宪政，因此这次大会被称为“行宪国大”。我曾在一份材料上看到，按规定每个市县只有一个代表的名额，太原市长白志沂是定襄人，也想当国大代表，因此父亲是以太原市代表的身份参加国民大会的。“文革”中听父亲说，当时蒋介石肯定要当总统，孙科和李宗仁为了争夺副总统，把大会搞得乌烟瘴气。这当然是他多年以后的想法了，至于当时他是怎么想的，已不得而知。不过，当时胡适也参加了这一届国民大会，当胡适得知李宗仁准备参加副总统竞选时，还特意写信予以鼓励。胡适认为，这是实行宪政后的第一次大选，所以要多一些人参加竞选，才能充分表现民主的精神。
1948年5月父亲从南京返回太原后，担任了山西省训练团教育长。省训团是一个专门培训县长、专员的临时机构。由于在内战中节节败退，山西各地县长、专员一级的干部先后逃回太原。为了死守太原，阎锡山成立了这样一个机构。
这时，解放军已经攻克晋南重镇临汾，正在晋中一带集结，准备发动晋中战役。阎锡山为了固守太原，也在太原周围挖战壕、筑碉堡，准备顽强抵抗。眼看着一场恶战不可避免，太原市民纷纷到外地避难。估计到北平是文化古城，战争不会过于激烈，因此父亲让我们全家乘飞机逃到北平，在王府井附近的小草场胡同赁屋居住。听说这是一个达官贵人的旧宅，我家住在后院的五间平房里，李冠洋家住在前院。我隐约记得前院房子高大，后院则有假山。当时我们家买了许多面粉，堆在屋里，像一堵墙似的。后来我问母亲为什么要买那么多面粉，母亲说由于北平也被包围，日常用品极其匮乏，储存面粉是为了以物易物，关键时候实物比大洋更有用。后来我在胡适给二儿子的信中看到，当年他离开北平时家里也有许多面粉应付急用。与北平相比，太原的情况更糟糕。由于被军队围得水泄不通，南京政府经常要派飞机向太原空投一种缺乏营养的红大米。听二哥说，“文革”后期他调到太原重机学院时，一位老职员知道他的身世，还对父亲感激不已。因为当年父亲给了他一袋红大米，让他们一家渡过难关。
到了北平以后，我仿佛记得母亲上街时，洋车后面常有许多乞丐追着要钱，把我吓得够戗。另外听二哥说，有一次去逛故宫，走到太和殿龙椅前的时候，我突然哭闹起来，把大家弄得莫名其妙。现场的工作人员发现我可能是想上去坐坐，便把我抱了上去，这才停止哭闹。我当时三四岁，可能是听到大人们谈论龙椅的神秘，产生想法又不会表达，便耍起了公子脾气。
父亲送走我们以后，已无后顾之忧，便开始考虑自己的出路。当时梁化之学习希特勒的办法，给下属发放剧毒药品氰化钾，准备与太原共存亡，永远不与共产党见面。但是他没有想到，多少年以后薄一波访问美国，还特地去看望他的儿子。薄一波去世后，他的两个儿子还应邀参加了葬礼。
由于不愿意殉葬，父亲决定逃离太原。当时他有开路条离开太原的权力，因此送出去许多学生。但是他自己要走，却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为了离开太原，他作了充分的准备，其中包括印制《告太原市人民书》等宣传品。在此期间，一位名叫薄永贞的女士起了不小作用。薄淑贞的哥哥薄右臣是阎锡山的十三个高干之一，曾担任过山西省民政厅厅长等职，是所谓顽固派的代表人物。但是薄永贞却因为追求自由民主，对父亲比较崇拜。当时薄女士是省训团的干事，因此这些印刷品就是她和父亲在地下室加班加点印出来的。
1949年2月8日，父亲将上述印刷品送到邮局以后，于当天晚上和薄永贞化装成伤兵、护士，秘密逃出太原。当他们到达大南门外王村一带的封锁线时，被站岗的哨兵拦住。于是父亲从鞋里拿出两根金条塞给对方才获准通过。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向前走了不远，又听到身后响起枪声。父亲以为是哨兵反悔追了上来，或者有什么变故。仔细一听，好像是向天空鸣射。直到顺利通过第二道关卡时，才知道这是两个哨兵之间的暗号。意思是我们已经收了买路钱，你们可以放他们过去。
过了封锁线之后，就到达解放军控制的地界。父亲很快被送往驻扎在榆次的攻城总指挥部。随后，不少媒体对这件事作了报道。有人从新华社在石家庄的广播中听到父亲出走的消息后，告诉了母亲，大家都为我们一家感到庆幸。不久，母亲带着我从北平专程到榆次看望父亲，我当时还小，只还记得坐在火车上吃煮鸡蛋的情景。
十、尾声
梁化之发现父亲出走以后，逮捕了父亲的一大批同事和学生。其中有同志会太原市分会组织部长兼学生军训总指挥部政训处副主任张致中，同志会在各学校的主任特派员任子英、李文钺、杜剑英，学生军训总指挥部政训科长赵深茂、冯瑞墉、张克明，同志会太原市分会区督导员宁文明、苏巨华、张文贵、张干臣，同志会太原市分会所属平民经济宣导团团务主任周敬心，以及其他干部辛盘、赵云山、崔中平、王彦彪、高升发等。其中不少人惨遭杀害。
1949年3月，阎锡山借口去南京开会离开太原。临走时他特意把“五妹子”留下，表示自己还要回来。五妹子名叫阎慧卿，是阎锡山叔叔的女儿，因排行第五，乳名五鲜，人称五妹子。五妹子的第一任丈夫早逝，后与留日学生梁延武结婚，但二人约定互不干涉对方的生活方式。阎锡山第二个夫人去世后，一直依靠五妹子照顾自己的饮食起居，为此世人多有非议。阎锡山走后，梁化之自知来日不多，便与五妹子移居太原绥靖公署东花园钟楼下的地下室里，准备仿效希特勒与爱娃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
正在这时，五妹子的闺蜜赵佩兰闻讯赶来。她劝五妹子不要自杀，但五妹子不敢表态，只是同赵抱头痛哭，并大骂阎锡山欺骗了她。因为阎锡山离开太原之前曾对五妹子说，他不久就会派飞机接她去南京。赵佩兰发现劝五妹子不起作用，便骂梁化之狼心狗肺、丧心病狂，不给五妹子留下一条活路。于是梁化之威胁说：“你如果不走，连你一齐烧进来。”赵佩兰一听此话，吓得转身而逃。随后，梁化之让卫士柏广元帮他们服下毒药，把汽油浇在身上点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就在梁化之自杀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已经攻入太原，与守军展开巷战。与此同时，徐端将毒药分发给特警处全体成员，命令大家一齐服毒自杀。有人不愿执行命令，徐端就命令特警队队长曹树声开枪扫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