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柳亚子的《七律·感事呈毛主席》与毛泽东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公开发表后，人们就对柳氏“牢骚”格外关注。这是因为：第一，在当年的文化人中，有资格与毛泽东作诗词酬唱的，除了郭沫若之外，恐怕就只有柳亚子了；第二，在新中国即将诞生之际，柳亚子不仅“牢骚太甚”，还有归隐之心，令人不可思议。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出现不少新的观点，有时还会发生争论。但是由于资料不足等原因，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日前读宋云彬日记《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看到一些相关资料，有助于破译这个难解之谜。
一、宋云彬和柳亚子的友谊
宋云彬是一位著名的编辑和文史专家。他和柳亚子订交，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柳从香港逃到桂林之后。据柳亚子说，他刚到桂林本来是找广西籍朋友、文化供应社编辑陈此生的，不料那天正好是个星期天，陈不上班，他只好找宋云彬。关于这段经历，柳亚子在《八年回忆》中有清楚的交代。他说：“我和云彬本无一面之缘，只在茅盾《牯岭之夏》一篇小说上，看见宋少爷的大名，又在香港问过茅盾，知道宋少爷就是云彬。”他还说：“文供社到底不愧是一个文化首脑部，听了我的名字，立刻表示欢迎，领我们到了丽君路云彬的寓庐。再一问讯，则旧友茅盾、德沚、仲华、端苓，都在那儿，云彬给我一一找来见面了；还介绍了邵荃麟、葛琴夫妇和傅彬然、杨承芳等。”（《柳亚子选集》，1156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七律·和柳亚子先生》：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毛泽东书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在桂林，柳亚子进入创作的“最高潮”。他除了写成《少年时代的柳亚子》、《怀旧集》以及大量诗词之外，还准备重新开始南明史的研究。柳研究南明史多年，只是战争使他的资料文稿丧失殆尽。到了桂林后，他结识了靖江王后裔朱荫龙。此入学问很好，藏书又多，对南明史料如数家珍。于是他创办南明史料筹征社（简称“南史社”），自任社长，请宋云彬和朱荫龙担任副社长，为编写《南明史》做准备。1944年，桂林文化界为柳亚子58岁寿辰举行庆祝活动，宋云彬与朱荫龙还以南史社的名义，印行过《柳亚子先生五十晋八寿典纪念册》（《我们的父亲柳亚子》，156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年版）。
抗日战争胜利后，宋云彬于1947年抵达香港，担任香港文化供应社总编辑。不久柳亚子也从上海来到这里，柳无非在一篇文章中说：“当时我父亲重晤的有沈钧儒、何香凝、李济深、朱蕴山、宋云彬、郭沫若、茅盾诸位；此外，与钟敬文、翦伯赞、陈劭先、周鲸文、萨空了等，亦经常有来往。”（同上，123～124页）不久，柳亚子发起“扶余诗社”并自任社长，宋云彬为秘书，钟敬文等四人为干事。第二年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担任中央常委兼秘书长的柳亚子以“脑病未愈，实未能执笔”以及“开创之初，文告颇繁，惧不暇给”为由，写信请宋云彬相助，以便“渡此难关”（《柳亚子文集·书信辑录》3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由此可见，宋云彬与柳亚子虽然认识较晚，但是关系却不一般。
二、柳氏“牢骚”的见证人
1949年2月底，柳亚子和宋云彬等人应中共中央邀请，从香港起程，经烟台、济南、沧州等地抵达北平。同行的还有陈叔通、马寅初、包达三、叶圣陶、王芸生、张纲伯、张志让、郑振铎、曹禺、徐铸成、赵超构、傅彬然、刘尊棋、沈体兰等二十多位知名人士。也许是因为“翻身民众开新史，立国规模俟共谋”（叶圣陶诗句）吧，一路上（特别是在船上）大家都异常兴奋。为此，宋云彬在2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午后一时许，轮始启碇。微有风浪，船颠荡，余与徐铸成、柳亚老、王芸生作雀战，两圈未毕，芸生已不支，张季龙（按：张志让字季龙）代之，未几，余亦头昏昏思睡，则由彬然代之。”（《红尘冷眼》，108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当时宋云彬四十出头，柳亚子六十开外，如果不是“六十三年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柳亚子诗句）的话，他恐怕不会有这么高的兴致。
除了打牌之外，大家还组织了许多文娱活动。比如在3月1号的晚会上，叶圣陶以“我等此行”为谜面，打庄子篇名一，宋云彬猜中谜底（《知北游》）之后，向叶索要奖品，叶以诗代奖，于第二天赋七律一首，柳亚子、陈叔通、张志让以和诗助兴。那天晚上，宋云彬与叶圣陶又在晚会上“合唱昆曲《天淡云闲》一段”，并赢得大家掌声（同上，108～109页）。
在烟台登陆后，柳亚子还是异常兴奋。每到一地，他都要在欢迎大会上“致答词”，有时候东道主没有安排，他也要“自请讲话”（同上，110～111页）。讲话之后，还要高呼：“拥护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打倒蒋介石，打倒美帝国主义！”（《柳亚子选集》，1189页）关于这段历史，柳亚子的《北行日记》和叶圣陶的《北上日记》也有记载，可以相互参阅。
柳亚子一行是在3月18日抵达北平的。到了北平以后，柳的情绪开始发生变化。3月25日，宋云彬日记第一次出现柳亚子发牢骚的记录，他说：“今日上午愈之来，与柳亚老剧谈，亚老近来兴奋过度，又牢骚满腹，每谈必多感慨，恨无辞以尉荐之也。”（《红尘冷眼》，115页）查柳亚子当天日记，也有“上午，赴云彬处与愈之深谈”云云（《柳亚子选集》，1194页）。这里的“愈之”，就是著名文化人胡愈之。胡是一位“在公开活动中不以共产党员面目出现”的长期从事统战工作的“特别党员”（《胡愈之传》，122页，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所以他表面上是以朋友的身份来访，实际上很可能是奉命行事。
三、牢骚之一：是“革命先进”，还是居功自傲？
既然如此，胡愈之与他们谈了些什么呢？宋云彬日记为我们提供了答案。宋说：“愈之谈及张申府，谓张之大病在不肯忘其过去之革命历史。彼与毛泽东氏在北大图书馆有同事之雅，周恩来加入中共，亦由彼介绍，遂以革命先进自居。初不知此等思想实为一沉重之包袱，不将此包袱丢去，未有不流于反革命者。”（《红尘冷眼》，115页）
从宋氏日记来看，朋友棺聚，聊一聊名人掌故也是常有的事。不过胡愈之这次来访却不是为了聊天，而是要以此为例，奉劝柳亚子不要骄傲。显而易见，根据柳亚子经历和他的表现，说他以革命先进自居，背着沉重的包袱，好像不算过分。
柳亚子一贯以诗坛领袖自居。他在1945年曾说：“辛亥革命总算是成功了，但诗界革命是失败的。……国民党的诗人，于右任最高明，但篇章太少，是名家而不是大家；中共方面，毛润之一枝笔确是开天辟地的神手，可惜他劬劳国事，早把这牢什子置诸脑后了。这样，收束旧时代，清算旧体诗，也许我是当仁不让呢！”（《柳亚子选集》，1084～1085页）
柳亚子又以第一流政治家自命。他在1947年年底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谈起》。尽管这篇文章没有公开发表，但是却非常重要，因为它表达了作者的自我评价。文章说：“老实讲，我是中国第一流政治家，毛先生也不见得比我高明多少，何况其他。”紧接着，他以中山舰事件和西安事变为例，来证明“中共也并非天神天将，至少有些地方不见得”比他高明。与此同时，他还借用李济深的话——“不必每事都存心附和中共，但也绝对不能存心和中共立异”——来反驳郭沫若提倡的“尾巴主义”。（同上，584～586页）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柳亚子的知己，宋云彬并不同意胡愈之的意见。他在日记中说：人不忘其过去，才能爱惜自己的羽毛；张申府的问题，在于忘记过去。此外他与胡愈之共事多年，但是对胡的评价却不高，他甚至认为“此公对朋友全无诚意”。（《红尘冷眼》，188页）看来，对于胡的规劝，柳亚子也未必能够听得进去。
四、牢骚之二：是政治家，还是文化人？
就在胡愈之来访的那天下午，毛泽东飞抵北平，柳亚子等人前往机场迎接。几天后柳写下《七律·感事呈毛主席》一诗。尽管宋云彬没有记录此事，但是从他的日记中还是可以看出，当时的柳亚子的确是牢骚满腹。
比如4月6日下午，宋需要参加两个会议，一个是新闻界在六国饭店召开的座谈会，另一个是文艺界在北京饭店举办的招待会。为此，他先在新闻界座谈会上坐了半小时，又前往北京饭店出席文艺界的招待会。到了北京饭店后，正好赶上柳亚子发言，宋发现柳的讲话很不合适，便写了字条去劝阻，柳亚子这才打住。
柳在会上究竟讲了些什么呢？宋在日记中有所记录。他说：“柳亚老发言，述及彼与民革、民盟关系，余急书一字条劝止之，亚老立即接受，其雅量可佩也。”紧接着，他还在日记中写道：“亚老近来颇牢落。昨日罗迈报告毕，彼即发表冗长之演词，历述彼与民革关系及在民革之地位，结语则谓余愿归入文化界，请罗先生今后不以余为党派人物云云。因罗氏今天未邀党派人士出席，柳老作不速之客也。”（同上，118页）罗迈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化名，有关民主人士的工作由他一手操办，他对柳亚子的牢骚应该非常清楚。然而他撰写回忆录的“四条原则”是“以集体为主、实事求是、重视总结经验、对个人的活动持分析态度”（《回忆与研究》习仲勋序，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因此在其《回忆与研究》中没有谈到这些内容。